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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从经学到史学——现代《尚书》学的开创与发展

更新时间:2022-03-29 09:48:25
作者: 王学典  

  

   摘要:《尚书》学由古而今,在学术和思想领域,经历了一个“化经为史”的“古今之变”,现代《尚书》学研究在这条路径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隐现着历史学与思想史研究两条道路的分歧。“化经为史”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传统价值伦理体系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

   关键词:《尚书》学;现代学术;经学;“化经为史”;古今之变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从经学到史学——现代〈尚书〉学的开创与发展》。这是一个学术史的题目。题目设计的问题意识,是想尝试着在对现代《尚书》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了一个相对概括和全面的认识之后,帮助我们发现我们该怎么利用好现代《尚书》研究的已有成绩,又该注意什么问题,从而帮助我们与时俱进,更好地从《尚书》中获益。

   如果是一个唐代以后的古人读《尚书》,那么他最大可能性是会读《尚书正义》,如果我们今天读《尚书》,那么我们会首先找一本《尚书》的白话文译本;如果一个古人读《尚书正义》,那他可能要花三年的时间,古人说“皓首穷经”,并非虚言,如果我们今天读《尚书》的白话文译本,那便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看完。这两种读书方式的不同,就是近现代以来,《尚书》学从经学向史学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果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读《尚书》时,要了解一点经学到史学转化的这一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及其特点。

   一、化经为史——现代《尚书》学的开创

   《尚书》学由古而今,在学术和思想领域,经历了一个“化经为史”的“古今之变”,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尚书》学的开创时期的根本特征。或者说,现代《尚书》学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一核心主题来进行的。我们要全方位地理解《尚书》在自古及今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更好地借助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尽最大可能地读通《尚书》这本经学当中最为难读的“天书”,对于《尚书》学这一由经学到史学转变的“古今之变”,不可不了解。

   现代《尚书》学与古代《尚书》学最大的差异,是古代《尚书》的性质为经书,现代《尚书》的性质是史书。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经部地位最高;而经部典籍,又以《尚书》地位最尊。《尚书》为“五经”之一,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具有“与天地为终始”的神圣地位,是历代帝王和士大夫牧民治国的政治和伦理轨范,是中国古代社会道统、政统、学统的根基所在。作为经学的《尚书》不仅仅是一部文献,它还蕴含或催生了中国古典学术的诸多部类,比如,《尚书》中的《洪范》篇陈九畴、说五行,开后世五行之学;《大禹谟》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被宋儒称作是尧、舜、禹相授的“十六字传心诀”,是与圣人之道紧密相连的“密旨”和“心法”,由此遂开宋代理学之宗;《禹贡》篇分九州、导山水、别土田、制贡赋、分五服,开后世地理之学,这些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唐代刘知幾才将《尚书》称作“六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

   到了近现代,在现代学术视野中,《尚书》又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最古老的史书、政书、文章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研究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乃至天文、地理、土壤、物产等的重要史料,它保存了我国古代珍贵的人文、自然科学资料。于是,《尚书》在现代学术视野中,就由经学变成了史学,由修身养性、治国理政的指导与轨范,变成了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学性质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体现的正是古代学术到现代学术的“化经为史”的“古今之变”。与《周易》《诗经》《春秋》以及三礼等其他经相比,《尚书》“化经为史”的这种“古今之变”尤其重要,也尤其受到学界重视,这其中的原因,一是无论《尚书》作为中国古典学术和政治的群经之首、百家之冠,还是现代学术视域中最早的历史文献,它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二是《尚书》最晦涩难懂,最为难读,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到近现代最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再到钱穆,都曾说过《尚书》难读,王国维还在公开演讲中说,对于《尚书》,他只能读懂其中三分之一的篇章,有三分之二他是读不懂的,而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介绍《尚书》时,说这“是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是“一部很难读的书”;三是纷扰中国学术界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就是由《尚书》《左传》引起的,并且伪古文《尚书》又是伪书中的典型标本——它既被判为伪书,同时又在古代社会影响深远,不仅前边提到的“十六字心传”出自伪古文尚书,《尚书》中成为政治伦理典范的内容,很多也出自伪古文《尚书》,伦理价值与史学价值在伪古文《尚书》中产生了剧烈的碰撞,也因此在“化经为史”的学术古今之变中,《尚书》学的地位最为特殊。

   二、结构性转换的枢纽——顾颉刚的《尚书》学成就

   “化经为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标志与使命,由于《尚书》学在这一学术的古今之变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陈梦家、于省吾、杨筠如、辛树帜等众多著名学者,都曾以现代学术思想和现代科学方法或对《尚书》作出校释,或对《尚书》进行相关考证,或对《禹贡》等专篇展开专门研究。同时,许多考古与天文学研究者在各自的领域里的相关研究,也都有助于现代《尚书》学的创立和发展。在所有这些学者当中,对于《尚书》学“化经为史”的现代学术转变,对于现代《尚书》学创立和发展,贡献最令人瞩目、最具有代表性也最能展现《尚书》学在经史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的,莫过于顾颉刚和刘起釪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作为现代中国史料批判运动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主要推动者,作为由古典学术范式至现代学术范式转换的枢纽式人物,顾颉刚对历史学最为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他奠定了历史考据或史料批判作为现代史学基本纪律的地位。顾先生和“古史辨”派的最大成绩,就是按照现代史学的规范,启动了对《尚书》为代表的古典文献的考察程序,使这批文献在现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意义。

   现代历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强调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而古史辨派对于人文学术的范式意义,就在于重申了“第一手材料”这一历史学的原则。所谓“第一手”的本质含义,是指当时人记当时事。比如,为什么大家都怀疑夏代的存在?因为没有记录夏代存在的第一手资料。又比如,研究秦汉三国历史,要使用《史记》等前四史的材料,使用《资治通鉴》,就被认为不是第一手材料,而研究南北朝至唐五代史,则《资治通鉴》才可被作为第一手材料使用。为什么档案受到现代历史学研究的重视?就因为它是当时人写的当时的材料,是最典型的“第一手材料”。

   《尚书》存在的问题,是尧、舜、禹等上古圣王的记载都是后人的追述,《尧典》不是尧时载记,《禹贡》也不是夏时版图,但在经学观念中,这些后人的追述就是信史。不仅《尚书》,所有的上古记载都存在这一问题。由于两千多年来,“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千古一系的君统,“三圣传心”“尧舜孔孟”的道统,以及以经学为主体的学统,都建基于《尚书》学,顾颉刚对《尚书》学的清理,首次将君统、道统、学统这“三统”,置于现代历史学视野下进行考察。

   对顾颉刚以及诸多现代《尚书》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尚书》学的最大意义,是其中存有“建设真实的古史”的宝贵资料,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化经学为史学”“化经书为史料”,也就是借助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乃至考古学、天文学、土壤学、农学、科技史等广泛的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对《尚书》今文二十九篇进行考释。

   顾氏对《尚书》学研究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对其中主要篇章成文年代的考订。《尚书·虞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以及《夏书》中的《禹贡》《甘誓》篇,一直被认为是虞夏时代的文献,顾颉刚率先对此提出质疑。徐旭生认为,把“《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而顾颉刚考订《禹贡》非禹时书,所述非禹时事,《禹贡》篇实际成书于战国时期,尤为“一大发明”(吕思勉语),影响学界至深至远。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由此发端!

   《大诰译证》是顾颉刚为整理《尚书》所作的一个典范。前面说过《尚书》是最“难读”的典籍,而《大诰》又是《尚书》中最难读的一篇。顾颉刚以70万字的《大诰译证》考订600余字的《大诰》篇,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和相关的传、注材料,将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综合起来,广泛采纳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材料,从历史方面考订周公东征迫使东方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史实,许冠三曾高度评价《大诰译证》一文,认为“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

   在《尚书》整理的带动下,顾颉刚还有功于古籍整理新典范的铸造。古籍整理一直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顾颉刚的疑古事业,承绪郑樵、姚际恒、崔述等人的辨伪传统及乾嘉以来的考证风气,由辨伪书而辨伪史,为辨伪史而考古籍,古史辨与古书辨就这样二位一体,而所谓的古书辨就是古籍整理。在启动了一场全面颠覆经学古史系统的“史学革命”的同时,顾颉刚还开启了古籍整理事业的崭新时代。整理前代古籍是历代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只是到了顾颉刚,陈陈相因的古籍整理面貌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打败了经学。其中,考辨典籍的成书时代,尤具特殊意义。由经书而诸子,老子、墨子、杨朱、荀卿等纷纷被列入考辨的视野。虽然对于诸典籍的年代考索还有种种争议,有的至今未能定论,但是,经书与诸子的年代终于作为一个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在“层累说”的理论视域中整理古籍,不但古书的造作年代,连所述内容等等,都必需经过科学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认。如同余英时所说,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建立了孔恩所谓的新‘典范’”“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新法门”。这一典范的铸就,是顾颉刚对于古籍整理事业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贡献。

   开白话翻译《尚书》之先河,是顾颉刚对《尚书》整理的另一贡献。正是有此开创,同时又有此后两代乃至三代、四代学者的不断努力,我们今天才有基本晓畅明白的《尚书》白话译本可供阅读,从而使在古代诘屈聱牙如天书般难读的《尚书》,成为人人只要愿意读,便可以阅读的书籍。早在1925年,顾颉刚已做《盘庚》与《金縢》今译,先后刊载于《古史辨》第一、二两册。1950年开始,顾颉刚再次强调并致力于《尚书》的今译与简注工作。顾颉刚的《尚书》今译,是对于《尚书》进行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之后的“裁断群言”,杨宽曾评价顾颉刚的今译工作,认为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

   以古史重建为核心,顾颉刚的一生,在古籍整理实践方面多有开创,并屡屡制订富有远见卓识的古籍整理规划。虽然这些古籍整理规划中的大部分由于时代限制,无法在他生前落实,但在他身后却都成为学界古籍整理的重点。如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曾提出编辑“经藏”的设想,并为此制订了系统的整理计划,今天学术界对于“儒藏”的整理,可以说是顾颉刚“经藏”计划的延伸。

与《尚书》学研究密切关联的第三项成果,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建。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推进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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