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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胡长海:儒、法互补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

更新时间:2022-03-28 23:59:38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胡长海  

   摘要: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民意是国家稳定和延续的基本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法家分别继承了三代时期的王道与霸道,发展出强调民本的儒家学说和强调权势的法家学派。儒家偏重国家的民意基础而相对缺乏治理效能,不能成为诸侯争霸的思想指导;法家偏重君王治理能力而缺乏民意对君权的制约,最终导致秦帝国的暴政和快速灭亡。汉代以后的国家治理希望实现民意与效能的结合,逐步形成了儒法互补、霸王杂之的治理结构,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效能;民意;霸道;王道;儒家;法家

  

   【正文】

  

   “治理”原来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后来被引申到公共管理学、政治学领域。治理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指出:“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换句话说,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①]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政治学所讲的国家“治理”不同于“统治”:其一,统治是实现统治者目的的单一目标,而治理则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共同目标:其二,政治统治是自上而下的单项过程,而政治治理是上下互动的双向过程。由此,国家治理理论不仅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量的治理能力,还特别关注国家的民意体现(共同目标、双向互动)。应该说,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民意体现不仅是国家实施治理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同时还是国家权力系统得以稳定和延续的基本条件。二者如何能够得到均衡发展,其实也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以“治理”代替“统治”来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是基于秦汉以来中国较早完成了以官僚机构代替家族统治的历史事实,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西汉的中国政府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②]福山所说的“现代官僚机构”的特征是由马克斯·韦伯定义的。为什么西汉以来的历代政府能够有效地实施国家治理?儒、法两家的政治思想对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的实际运作过程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两汉以后逐渐形成了儒法互补(王霸并用)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国家治理结构。在中国传统政治历史上,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往往是依靠这一套独特的儒法互补的治理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民意的两个基本要求;与之相反,国家出现政治动乱,往往又是由于儒法互补的国家治理结构的失衡和瓦解。这一套儒法互补治理结构及其历史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传统中国君主政体的帝国政治,能够维持十分庞大而又延续两千多年之久文明体的发展?这确实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十分罕见的政治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一、三代王朝的霸道和王道

  

   中国传统国家政治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分封的王国政治和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尽管夏商周和秦汉以后的政体形式不同,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治国理念与实践有相通的地方。夏商周三代实行以血缘为依据分封的封建制,为了维持共主、诸侯的长久统治,各个时期的朝廷或王国积累了霸道和王道相结合的政治经验。

  

   一方面,夏商周三代推行霸道。夏商周三代实行的霸道统治,首先是指对外族的军事征讨、暴力征服。夏商周能够建立以血缘为依据的封建制,其首要条件是通过对外族的军事征讨、暴力征服来实现的,夏商周的王朝更迭与王朝对周边民族的征服都体现三代统治的霸道内涵。夏商周推行霸道的国家统治,同时也是指共主、诸侯对内部臣民的严酷刑罚、暴力统治。盘庚说“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③]对不忠的人要赶尽杀绝。武王伐商时对作战不力的也要杀掉,他说:“尔所弗朂,其于尔躬有戮!”[④]夏商周三代建立了“五辞”、“五刑”、“五罚”、“五过”刑罚原则,落实下来“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⑤]这一系列刑罚,可以强化王权的暴力统治。夏商周三代以刑罚制度建构王权统治基础,形成严酷刑罚、暴力征服相结合的“霸道”统治方式。

  

   另一方面,夏商周三代政治也推行王道。在后来儒家推崇的“先王”谱系中的尧、舜、禹、汤,均是能够推行王道的有德者,特别是周人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装倒戈,才使西周打败了商王朝,故而产生了民本思想。他们把民意与天命联系起来,将民意的力量理论化为天命,客观上制约着王权统治。太保论证殷商灭亡说:“天亦哀于四方民”[⑥]。《尚书·康诰》强调天命在于“惟人”。皋陶将天人关系概括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⑦]认为天与民相互通达。所以统治者强调“施实德于民”[⑧],以真心善待民众,认为“天惟时求民主”[⑨],“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这些民本思想,来自统治者认识到民众力量后的道德觉悟,所以他们继而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2],强调“敬德”而可以“保民”。这一王道的治理方式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

  

   西周王朝总结了国家的政治经验,必须采取霸道和王道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其实这就是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如何形成使治理能力和民意表达达的平衡,这是三代时期许多王朝能够维持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国家还不是官僚机构而是家族统治,这种治理效能和民意表达是非制度化的,历史上更多暴君滥用权力,导致很严重的政治后果;甚至还有许多昏君迷信权力,他们往往是既无治理能力,又不能表达民意,故而导致国家政权快速崩溃。

  

   二、儒家的国家治理目标:民意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诸子百家均在为未来的世界探寻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案。其中的儒家和法家提出最为重要的治理国家天下思想,并且对后世的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其实,他们是分别继承了三代时期的王道和霸道的不同国家治理经验,他们分别关注国家的民意表达或治理能力的不同方面,故而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国家治理目标、政治治理方法。

  

   孔孟儒家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王道政治的治理经验,他们将三代先王的民意为天、以德配天的政治经验,发展为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先秦儒家并不否认君主在现实政治活动的行政权力,但是他们又特别强调君主的政治权力其实来源于人民,故而要求对君主权力作出“民意”的限制,建构了一套人民本位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表达了儒家士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视角。先秦儒家追求“先王”的王道政治主张,他们继承了三代时期留下的文献典籍中有关民意为天、以德配天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民本思想,包含着一系列表达“民意”的政治价值理念。

  

   首先,儒家强调君主权力来源于民。君主权力来源问题,涉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是儒家政治哲学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三代王朝的君主们普遍认为,君主的权力来源于“皇天上帝”,他们也因此而具有天命的合法性。但是,在儒家子学的不同学派的著作中,均提出了君主权力来源于民意的民本思想。在孔门弟子诸多学派中有子游一派,《礼记》中的《礼运》篇,就是子游一派的著作,这一本书十分鲜明地表达了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立场。《礼运》说:“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所以事人也。……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13]一方面,君主掌握国家权力,人民必须服从君主,君主也应该被人民所奉养;但是另一方面,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奉养、服从君主的目的和理由,是为了“自治”、“自安”、“自显”。这就肯定了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孟子在讨论尧舜禅让的问题时,表达了自己不赞成的态度,也涉及到君主的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孟子说:“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儿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民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14]他认为君主并无权力私自将天下转让他人,因为这一个神圣的政治权力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天与之,民与之”,虽然这里仍然谈到君主的权力是“天与之”,但是这个“天与之”只是指祭天的神权,而真正国家治理的政治权力则主要是“民与之”。孟子认为,君主不可以将“民与之”的政治权力私自转让他人。

  

   其次,儒家强调君主权力的目的是为人民。君主掌握权力的目标问题,涉及政治权力正义性的依据,也是儒家政治哲学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从孔子开始,儒家学派一直强调一切政治权力,必须以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目标。要如何突显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孟子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15]这里,孟子将政治目标的重要程度、政治价值的等级系列,作了一个十分大胆而鲜明的排序:人民第一,社稷次之,君主更次之。这一个排序恰恰是和孟子时代的现实政治相反。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时期,一切刀光剑影的战场厮杀、礼乐刑政的国家治理,无不是将君主权力、社稷江山的夺取和巩固作为一切军事、政治的目标之首,而人民的生命、财产,则成为那些政治野心家获取权力的手段。正如孟子所批判的政治现实:“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16]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政治目标的重要程度、政治价值的等级系列里,人民是最为珍贵、最为重要的。儒家诸子的其他学者,也同样坚持君主权力的目的是为人民的思想。譬如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7]虽然荀子肯定君主的权势,肯定其“势位至尊”[18],但是,在君主权力的目的仍然是人民。

  

   总之,“民本”思想深刻揭示了政治治理目标的“民意”要求,儒家希望能够通过民本的政治原则而限制君主的政治权力,最终能够顺应和表达“民意”。

  

   如何才能实现民本的理念,让民意主宰政治权力?如何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落实以民为本的治理目标?儒家继承了西周先王提出的的“以德配天”的思想,他们进一步针对现实而提出更加广泛而严格的道德要求,要求诸侯君主能够通过自我修养成为理想的“圣王”,要求士人能够通过自我修养而成为“君子”。总之,如果统治阶层能够自上而下地自觉追求圣贤、君子化的道德理想人格,那么天子、君王就可以实现“垂拱而天下治”的国家治理。孟子强调一切自觉追求君子、大人这种道德人格的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就一定能够自觉地坚持“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仁民爱物”政治理念,故而必然能够达到理想的国家治理目标。孟子的仁政,就是这种由圣贤、君子治理天下的理想国。

  

因此,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道德力量。其一,孔子强调统治阶层的道德自觉性。孔子指出君子“为仁由己”,认为仁者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9]自觉遵循礼的规范。孔子还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20],通过人格的升华,达成对德性的自觉。其二,儒家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1]主张上位者应为道德表率,引导民众自觉遵循周礼。孔子对为政的理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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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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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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