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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师道复兴与宋学崛起

更新时间:2022-03-28 23:03:45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摘要]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领和推动了一场复兴师道的思想运动。宋代士大夫“以师道自居”的责任担当,强化了两宋儒家士大夫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主体意识;宋儒“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追求,推动了两宋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宋学追求一种“明体达用”的学术精神,完成了以“师道”为主体的道统论思想建构。宋儒以师道复兴为契机,推动着汉学型“周孔之教”向宋学型“孔孟之道”的转型,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教形态转型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师道 宋学精神 道统 政教形态

  

   南宋儒者陆九渊敏锐地发现,宋学兴起是与师道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与李省幹二》)陆九渊认为,“本朝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复活了儒家“师道”精神。这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宋儒的“师道”精神不仅代表着宋代士大夫的学术使命和政治责任,并且推动了宋代义理之学的创造性建构。本来,所谓汉学、宋学均指一种经学形态,汉学是重视“五经”典章制度的章句之学,宋学是注重“四书”身心性命的义理之学,但是汉、宋经学形态、解经方法的背后,有着不同社会政治、思想观念的历史差异。汉学讲究的“师法”其实是强调朝廷礼义法度的官方标准,因为汉儒解经的目的是为朝廷制定礼法制度服务;宋学推崇“师道”却是希望以师儒身份成为传承“圣人之道”的文化主体,宋儒通过诠释“四书”的义理之学来传承、复兴孔孟之道,创建了不同于汉学的“本朝理学”。

  

   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领了一场复兴师道的思想运动,推动了一种以义理之学为解经目标的学术变革,完成了宋代儒学复兴、文化转型的历史变革要求。学界已经对宋学的经学形态、解经方法等问题作过比较多的研究,本文关注的则是师道复兴与宋学兴起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说宋代士大夫的师道复兴代表了宋学精神?师道复兴对宋学思想核心的道统论产生了什么影响?师道复兴对宋代政教形态变革起到了何种推动作用?

  

   一、师道与宋学精神

  

   宋代士大夫引领的师道复兴,推动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学术重建,导致了一种具有士大夫精神气质的学术形态——宋学的兴起。正如钱穆所说:“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1]宋学兴起是以回归先秦儒学、复兴师道为旗帜的。但是宋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形态,之所以能够在宋代兴起,其背后隐藏着唐宋之际儒学重建、政教转型的历史要求。全祖望对宋初学术的总体情况,有一个重要概述: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2]

  

   北宋前期开始萌动一场学术巨变,儒家士大夫希望推动一股回归儒家经典以“相与讲明正学”的宋学思潮,而宋学兴起的背景是当时大量出现的“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景象。我们知道,汉学兴起是因为汉武帝在朝廷推动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特别是建构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政教形态。而宋代似乎不同,作为儒学变革主体力量的士大夫,他们主要是在民间或者地方推动政教变革。宋代士大夫批判了汉唐经学,也对汉唐政教形态提出质疑,他们向往和复兴了先秦儒家士人文化主体意识的师道精神,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推动了儒学的一系列创新发展。

  

   宋代士大夫推动两宋重建儒学的思想动力,来自于他们内心“师儒之道以立”的主体意识。在此过程中,宋代士大夫完成了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即“宋学”的建构,创造了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经典体系。他们标榜师道,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即召唤儒家士大夫“为往圣继绝学”;另一方面此师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他们认为通过师道复兴能够逐渐回归三代的王道政治。所以,宋儒的师道复兴可以归因于儒家传统的政教观念,这种意识也影响了宋学的学术旨趣,演变成所谓的“宋学精神”。钱穆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3]钱穆对“宋学精神”的概括是很精准的,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书院教育三个方面确实表达出崛起的“宋学精神”,而且这三个方面也能够鲜明体现出师道的主导作用。

  

   首先,我们考察宋儒复兴师道与革新政令之间的关系。宋学并不是只会谈空谈义理、体悟心性的无用之学,恰恰相反,宋儒普遍标榜其学术宗旨是“明体达用之学”,他们希望解决人心世道、经世治国等实际问题,强调学术必须有体有用。宋儒关怀现实、心忧天下,特别关注国家制度、政治治理,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实现天下安泰的经世事业。北宋发生的几次重大而有影响的政治改革运动,正是朝野不同士大夫群体广泛参与的结果。同时,由于学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学术领域的学派与政治领域的朋党密切相关,学派往往也是党派。荆公之学是学派,荆公新党是党派,他们是同一个群体。与之相对立的洛学、蜀学、朔学均是具有不同学术特色的宋学学派,同时也是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洛党、蜀党、朔党等政治朋党。宋朝的政治形态较之汉唐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士大夫在朝廷的主导权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宋代士大夫通过言事、劝谏、封驳、经筵、舆论等各种方式限制皇权,体现出士大夫政治的成型。

  

   所以,宋代的师道复兴运动,首先对宋儒推动的革新政令有深刻影响,推动了宋儒对“得君行道”的期许。“庆历新政”是宋代士大夫推动的新政运动,也可以看作一场在师道精神指导下的政治改革。推动“庆历新政”的主体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集团,他们既是一个推动政治改革、主持新政的政治集团,又是一个倡导复兴师道、重建儒学的学者集团。正如朱熹所说:“文正公门下多延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十一)作为政治集团,他们得到宋仁宗支持而发动了庆历新政,推动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革新。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士大夫集团总是将振兴师道作为新政的根本,其核心人物范仲淹认为当时“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教化”(《上时相议制举书》),即由于师道不存导致了士风衰退、吏治败坏。范仲淹进一步提出:“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充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上执政书》)这一个“道”既是师道,也是政道。所以范仲淹提出建议,在“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答手诏条陈十事》)。可见在范仲淹看来,“立师道”应该是整个新政的重心,要推动革新政令的深入开展,必须将复兴师道置于首位。范仲淹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指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只有实现了师道复兴,才能够培育人才、发展教育、更新学术,进而使得澄清吏治、提升行政效率等一系列政令得到实现。可见,范仲淹是宋代政治改革的先行者,他倡导的师道复兴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所以“庆历新政”其实是宋代士大夫的行道活动。

  

   其次,宋代士大夫的师道复兴与创通经义有密切联系。《宋元学案》的案语中谈到师道与宋学的关系:“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所谓“以师道明正学”,道出了师道复兴对宋学兴起的深刻影响。儒学的汉学与宋学是两种不同的经学形态,汉学讲究章句训诂,宋学探究道德义理,而创通经义成为宋学的基本精神与主要特点。但是宋儒之所以敢于、善于创通经义,同样源于对师道精神的坚守。师道一方面强调“师”是文化主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坚持“道”是回归经典的目的所在。宋儒希望通过经典来寻求圣人之道、天地之理,故而形成了创通经义的宋学。胡瑗是宋学的开创人物之一,他也是师道复兴的呼吁者。胡瑗对师道复兴与创通经义之间的关系有明确认识,他在《洪范口义》中释“八政”之“师”云:“师者,师保之师也,夫能探天下之术,论圣人之道。王者北面而尊师,则有不召之师。师之犹言法也,礼义所从出也,道德以为法也……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由师而后兴也。故《传》曰:‘国将兴,尊师而重道。’又曰:‘三王四代惟其师。’故师者,天下之根本也。”这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向,胡瑗所说的“师”不是帝王君主,而是作为儒者的“师保之师”,他们能够“探天下之术,论圣人之道”,因此“师”既应拥有“道”而独立于“王者”,又应受到帝王的“尊师而重道”。胡瑗认为“师”应为“天下之根本”,而由师道精神推动义理之学建构的宋学,也应成为主导天下秩序的学术。胡瑗等宋初三先生“以师道明正学”的思想行动,得到了当时诸多大儒的高度评价。如欧阳修说:“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胡先生墓表》)欧阳修肯定了胡瑗、孙复、石介对宋代师道复兴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此三人恰恰成为推动宋学发展的“宋初三先生”。

  

   继宋初三先生之后,宋学的经典诠释与义理建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出现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创发道学的“北宋五子”,到南宋又出现了道学运动的集大成者朱熹与张栻,他们后来成为宋学思潮中的正统派,被列入《宋史·道学传》。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宋代大儒,与他们勇于复兴师道密切相关。宋代道学群体的出现,也是师道复兴运动发展的结果。师道之“道”,正是两宋兴起的“道学”之“道”,其思想核心就是体现早期儒家士人精神的“孔孟之道”。而且,宋儒在师道复兴中发展出宋学新经典体系“四书”,这正是两宋师道复兴运动的最重要学术成果。“五经”是三代先王留下的政典,它们作为核心经典,是君师一体的三代先王的政治训诫;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孔子、孟子等先秦儒者的讲学记录,它们能够成为南宋以后的核心经典,恰恰代表了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追求。可以说,宋代崛起的师道精神推动了对“四书”圣人之道的探求;反过来说,“四书”学也为宋代的师道精神提供了经典依据和学术资源。

  

最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具有密切联系。如果说革新政令、创通经义是宋儒师道精神的目标追求的话,那么书院教育则是宋儒师道复兴的直接体现。关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明清之际大儒王船山曾经有评论:“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宋论·真宗一》)他认为宋学由初起走向大盛,与以师道复兴为目标的书院密不可分。北宋初年,书院兴起,特别是孙明复、胡安定等宋初诸儒的推动,使得师道立而学者兴,推动了宋学初起,最终形成了宋学的“周、程、张、朱之盛”。确实,宋初形成的庆历士大夫集团,其中儒者均是宋学创始人,同时也是创办书院的教育改革者。他们推崇的师道思想,成为他们创办和主持书院的主要动力。范仲淹主持睢阳书院,并且为之写记以论述自己的书院教育理念。范仲淹在记文中表示书院的作用是“经以明道”“文以通理”(《南京书院题名记》),这正是宋代士大夫强调的师道精神。石介讲学泰山书院并作《泰山书院记》,肯定泰山书院的目标是传承儒家士人的师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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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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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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