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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筠淘 黄奇琦:试析“交叉性”在美国的实践及其困境

更新时间:2022-03-28 20:01:33
作者: 陈筠淘   黄奇琦  

  

   作者简介:陈筠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奇琦,利兹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学院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作者授权发布。

     

   摘要:弗洛伊德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但不能仅仅将这起事件简单理解为种族问题,而应同时对由此而引发的“黑命攸关”运动进行全面审视。“黑命攸关”运动与过去传统的民权运动存在着差别,它实质上是一场由“交叉性”所主导的身份政治运动。“交叉性”是黑人女权主义者为回应人们对身份政治狭隘群体意识的诘难而提出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消除多元身份之间的隔阂以增强反抗力量。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交叉性”却遇到了诸多严重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身份政治漠视经济问题的错误,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因而难以在现实中有效聚合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这启示我们,新的社会变革仍应重回寻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之中。  

   关键词:“黑命攸关”运动;身份政治;交叉性;经济视角  

  

   2020年5月25日,就在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全美肆虐之时,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被白人警察德里克·肖万(DerekChauvin)以“跪颈”方式致死。这起事件发生后,一场以“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①]为口号的浩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先后爆发,并有可能成为美国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活动。[1]诚然,弗洛伊德事件以及因此被再度激活的“黑命攸关”运动不可避免地使人们联想到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应简单地将这一系列事件作如是解读,否则就成了“政治正确”了。[2]这提示我们,在声援美国黑人和谴责白人至上主义的同时,应注意避免仅仅从种族视角,即仅仅以“非裔美国人”这一身份的视角来看待弗洛伊德事件。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指出,身份政治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在美国造成的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反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分裂出更加多元的主体身份,从而引发了身份之间的新的矛盾冲突。因此,在面对这场收获大量同情甚至被寄予厚望的“黑命攸关”运动时,应当突破“黑白之争”的身份政治的分析框架,以一个更审慎的态度、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这场运动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一、“黑命攸关”:美国当代主流身份政治的典型样貌  

  

   “黑命攸关”是近年来流行于美国社交媒体上的新社会运动的口号,它最早于2012年被提出。2012年2月26日,美国非裔青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Martin)遭社区自卫巡逻员枪杀,而后者却于次年被判无罪。这一事件引起了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悲痛,出于防止悲剧重演的良好愿望,几位黑人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创立了#BlackLivesMatter话题标签。[3]3812014年,又有两名非裔美国人因被警察枪击和锁喉而丧生。[4]旋即,“黑命攸关”便从社交媒体的话题标签变成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的标语。在2014至2016年间,该话题被推广到了美国三十多个地区,[5]相关网站的建立和线下活动的开展都体现着黑人群体对警察暴力执法的质疑、对种族歧视的愤怒以及消灭种族不平等的渴望。对此,许多西方媒体纷纷将其报道为“新式民权运动”(Anewcivilrightsmovement)[4][6][7]。  

   与过去的民权运动相比,“黑命攸关”运动主要体现出两个新特点:首先,“黑命攸关”运动以数字技术作为媒介而开展,其特点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其具体流程是:由创始人在网络平台(https://blacklivesmatter.com/)上发布行动纲领和目标,各地区的支持者据此自发地组织线上或者线下的活动。在运动开展的过程中,一个个黑人如何被击杀的故事、如何遭受种族歧视的个体经验,都能构成极为重要的情感(affective)纽带,这些素材再经由社交媒体平台获得快速传播,便能够创造出一种情感的团结(affectivesolidarity)。正如克莱尔·黑明斯(ClareHemmings)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情感的体验源于纠正不公平感的渴望。”[8]并且,这些素材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中不断地以多种形式(视频、文字、图片等)被重复谈论和二次创作,使得情感强度(affectiveintensities)[9]也随之而不断地获得循环和再现。很显然,“黑命攸关”运动的这一特点与诸多数字运动相类似(例如#MeToo[②])。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隔阂,并同时产生了一种集体的情感连接,这为所有具有类似受害经历的人参与运动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样,“黑命攸关”运动就与前网络时代的民权运动在开展方式上形成了巨大差别:前网络时代的运动通常以公众示威或者集体请愿为主要模式,而数字运动则具有高度个性化、分散化的政治风格,[10]特别是网络平台所具有的匿名性吸引了更多人的参与。  

   其次,“黑命攸关”运动的参与个体呈现出了更加复杂多元的身份叠加。在1960年代,由马丁·路德·金(Dr.MartinLutherKingJr.)领导的民权运动的主体主要是黑人异性恋男性。相比之下,“黑命攸关”运动的主体不仅涵盖了黑人民权运动的主体,更吸收了自上世纪80代以来新产生的女权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政治性嘻哈运动、LGBT运动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等运动的主体。[11]特别是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个人的即政治的”(personalispolitical)——即每个参与者的个人经历在运动中都会被反对系统性压迫的运动所借鉴强调——这一主张影响下,“黑命攸关”运动尤为重视个人经历的政治意义及其与他人福祉的密切联系,这进一步推动了其主体身份的多元化。为此,黑命攸关”运动更新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不仅要代表那些被警察法外处决的黑人,如今还要“肯定所有黑人酷儿(blackqueer)和跨性别者(transfolks)、残疾人(disabledfolks)、黑人非法移民(undocumentedfolks)、有案底者(folkswithrecords)、女性(women)和位于性别光谱上任何位置的黑人们的生命(allBlacklivesalongthegenderspectrum)”[12]。与此同时,“黑命攸关”运动的创始人也不断强调,正是自己的黑人、女性、酷儿等多元身份[13]奠定了纳入诸多边缘群体的反抗系统性压迫联盟的基础。  

   当前,“黑命攸关”运动还开始不断寻求与其他边缘少数群体的活动进行交叉。例如在2020年LGBT群体的“骄傲月”(PrideMonth)中,“骄傲游行”(PrideParade)恰逢“黑命攸关”运动,它们共同呼吁人们关注所有身份以追求社会公正。由于这些群体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展现了彼此的团结,因而被认为凸显了交叉性的重要性[14]。又如2020年7月,三星美国公司组织其来自黑人群体以及LGBT+群体的员工共同思考团结的重要性。这些员工认为,“黑命攸关”与“骄傲月”的并行可以让这两个群体的人互相支持并从中受益。更进一步地,他们相信“黑命攸关”运动能激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骄傲月”,并认为这两种运动的交织不仅仅是对多种边缘群体的包容,更是对多样性的赞美。[15]  

   总之,无论从行动纲领、成员构成还是后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黑命攸关”运动都是在尝试将那些在过去黑人民权运动中未被纳入的其他边缘群体重新置于运动的中心位置,并承认他们个体经验的政治意义。作为当代身份政治的显性表达,“黑命攸关”运动不再仅仅从种族出发,因为单一的身份已经无法满足当代身份政治的需求。基于以上特点,一种包容了多元身份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在这样的身份政治中变得尤为显著。因此有学者指出,应把“黑命攸关”运动视为“将交叉性理论付诸实践”[11]的运动——它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种族、性别、阶级、残疾和国家支持的暴力等问题上,并认为所有问题都同样紧迫。  

  

   二、打破身份隔阂的尝试:“交叉性”的提出 

    

   身份政治的话语形态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激进运动中产生,它整合了当时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并强调各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拒绝单一的同质化,要求主流文化承认多种形式的压迫,从而希望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然而身份政治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狭隘群体意识”的困境:一是实践中的身份冲突。身份政治运动的政治动员是基于身份而展开的,但现实中单个的运动主体往往同时叠加了多重身份,这样不同的身份在在现实的运动中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对立;二是理论上的“还原论的倾向”[16]。由于一种身份存在着被另一种身份化约的可能性,因此研究身份政治学的学者总是在“哪个身份最重要”的问题上争执不下。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争议不但没能推进理论的发展,反而在实践中不断分裂出更多的身份团体。因此,如何克服“狭隘的身份意识”便成为这一时期身份政治理论与实践向前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美国黑人女权主义学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于1989年首次提出“交叉性”概念,她揭露了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是如何使现有的权力等级秩序合法化的,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原有的反歧视方法是根据白人女性或者是黑人男性来制定的,这都窄化了对父权制以及种族歧视的理解,即黑人女性可能经历着种族和性别的交叉压迫。[17][18]也就是说,“交叉性”意在为所有形式的压迫找到一个“公约数”,从而为所有被歧视者建构一个“共同的身份”[19],以形成一股反抗压迫的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交叉性”理论被提出的那个年代,克伦肖的观点也算不上是先锋的,并且她也绝不是第一个意识到黑人女性的双重压迫的边缘地位的人。[20]72-82[21]67-85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美国爆发了黑人民权运动以及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这些都激发了黑人女性知识分子对种族和性别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的思考。例如派翠卡·希尔·柯林斯(PatriciaHillCollins)和奥德烈·洛尔德(AudreLorde)就认为黑人女性的经历在女权运动中被资产阶级白人女性代表了,因而他们重新开始从种族、阶级和性别等维度来审视女性所遭受的压迫。[22][23]贝尔·胡克斯(bellhooks)以共同压迫为例,强调了不同女权主义视角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24]8由上可知,“交叉性”继承的是黑人女权主义的遗产,“种族/阶级/性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功能矩阵,它可用于检视不同群体的多重身份及其不平等经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些思想都早已存在,那么“交叉性”的独特性又在哪里?为什么当代身份政治对“交叉性”尤为重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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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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