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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古典学知识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国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2-03-27 07:29:34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提要】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应该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两个方面论证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国学的兴起和发展,还应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国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延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撑。所以,国学学科建设承担着建构整体性、民族性、延续性、主体性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国学  中国古典学  中华民族精神  人文学科

  

   作为学科意义的“国学”提出以后的一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界的硕学鸿儒都对这一个问题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在近一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的“国学”热更加强盛,官方和民间均纷兴办以“国学”命名的文化学术社团,许多大学纷纷成立以“国学”命名的教育研究机构。事实上,“国学”已经成为当代人文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于此相关,国学学科是否应该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并引发学界普遍关心和认真讨论。

  

   国学学科是否应该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的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学术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学学科建设问题。作为一名学者,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国学学科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国学学科建设问题,与“国学”所包含的知识与价值两个问题相关。所以,我们应该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两个方面,思考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一、中国古典学知识传统的国学

  

   “国学”虽然是历史文献中古已有之的概念,但是作为我们讨论的学科意义的“国学”,却是二十世纪初才出现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国学”的出现,其基本原因就是回应近代以来的西学大潮对中国知识传统与思想传统的冲击。这一种回应,既是知识学意义的,也是价值观意义的。

  

   我们首先从知识学的视角和意义讨论国学。

  

   在经历了强大的西学东渐思潮洗礼后,特别是经过晚清新政、民国学制的改革,西方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移入中国。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跟随而来:长期主导中国知识界的传统学术,如何进入到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来?为了区别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许多学者将中国传统学术称之为“国学”。 他们还给这一个知识学意义上的“国学”取了另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国故学”。

  

   1906年9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章太炎又称“国学”为“国故”,并著有《国故论衡》。《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中卷论文学,共七篇;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学的流变。显然,章太炎所说的“国故”一词,“国”当然是指作为国家、国族的中国,“故”则是中国历史上已经过去的古典学术,“国故”也就是“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可见,“国故”显然是一个中国古典学意义上的概念。

  

   胡适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1921年7月,胡适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说: “‘国学’在我们的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 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在胡适看来,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他主张现代学者对这一些没有系统的历史资料,通过引进西方学术的方法重新加以辨别、整理,用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建立起 “国故学”。这样,胡适心目中的“国故”,还主要是一套历史文献的材料,这是他和章太炎的区别。

  

   “国故学”的提出,肯定了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以及如何进入到民国时期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来,肯定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应有一席之地。同时,“国学”、“国故学”的提出,也对新的中国史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22年,北京大学正式设立“国学门”,确立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同时,胡适还在校庆演讲中以整理国故的工作与全校师生共勉,以贯彻其整理国故的学术宗旨。此后不久,即1925年的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完全采用传统书院的学科制度和教育制度,没有采用引入的西学分科制度,希望延续作为独立知识体系的中国传统学术,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由于胡适等仅仅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其中包含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胡适反复强调,“国故学”的建立就是要引进西方学术的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重新加以辨别、整理。显然,他心目中的“国故学”还不具有现代的学科意义,中国传统学术似乎只是一堆没有自己独立系统的文献材料。故而,这一种“国学”并不是一种独立知识体系的学科,而只能是西方学科体系的附属,即只能够被肢解到西方的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之中。1922年北京大学设立的“国学门”,最后还是按照西学分科设立的建制。所以,这一种并不是独立知识体系的“国学”也难以持续。1932年,国学门改称文史部。与此同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因为与清华大学的西学学科体制和教育体制不相容,被认为在教学上与大学部 “脱节”,故而被看作是一种“畸形发展组织”,最终在四年后即停办。

  

   其实,当代学界在讨论“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仍然是:“国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北京大学的“国学门”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总和,即以西方哲学、历史、文学的学科观念与方法处理中国学术的材料,这一种“国学”失去了中国传统学术本有的内在体系、完整知识、文化生态。但是,如果像清华国学研究院那样完全采用传统书院体制而不分科,又很难与已经定型的现代中国的学科体制和教育体制相容。如何化解这一个矛盾?

  

   几年前,笔者和学界同仁一起倡导,从古典学的学科视角和方法来建构国学,即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3]古典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世界上实存的文明形态、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解决北京大学“国学门”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化到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各个不同学科的问题。西方一些大学如哈佛、剑桥、牛津等,都设立了古典学系。当然,这些大学的古典学系,主要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原典文献为依据,将古希腊罗马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来研究。但是,这与当代中国学者希望以中华原典文献为依据、以中华古典文明为整体来研究的“国学”学科理念,确实是高度契合的。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单独的学科,中国大学的国学也应该是研究中华古典文明的一门单独学科,完全可以纳入到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与教育体系中来。

  

   我们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与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均希望中国传统学术进入到近代以来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肯定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推动这些新学科的建立。但是,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与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又有特别不同的地方。

  

   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材料;而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并不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一堆任现代学者切割、处理的杂乱材料,而是有着自身内的体系性、完整性、合理性、完整生命的文化生态。因而,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 “中国古典学”应该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独立学科。

  

   “中国古典学”与胡适的“国故学”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强调中国传统学术是“故”去了的文化知识。当然,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形态可以说是中断了,但是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是世界上唯一延续的古老文明。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并不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文化知识,而看作是一个活的文明体系,是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知识体系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系。这样,研究者对“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就不能够简单以所谓“科学”的傲慢态度,而应该持一种人文的“温情敬意”的态度对待中华文明。从春秋战国到晚清时代,中国传统士大夫在诠释中国传统学术时,均坚持了这一态度。恰恰是近代中国,一些知识界人士自己以为掌握了“科学”的工具,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学问、“故”去的材料,以粗暴和傲慢的态度看待养育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学术。更有甚者,一些宣扬全盘西化论者,他们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采用一种精神暴力的态度,很像不孝之子不恭地对待自己年迈的父母,将自己混得不好归责于自己的父母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其实他们对自己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完全熟视无睹。所以,我们认同的“国学”不仅仅是“国故学”,国学还与当代的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建构问题密切相关。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二、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国学

  

   当近代世界进入到以西方文明为主导全球化时代以来,西洋学术和文化在国家制度层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学”概念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知识界为了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精神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只是强调其知识学的特点。其实,晚清以来知识界之所以提出“国学”概念,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知识学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问题。“国学”看起来是知识界希望复兴中国传统学术,其实骨子里是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近代中国知识界在倡导“国学”的同时,还提出一个“国粹”的价值概念。

  

   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一直存在两个相反相成的演变趋势和发展方向。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不断通过学习、引进西方文化而推动中国近代化,所以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从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的引进过程,西方文化在由浅入深、延续不断地影响、改变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精英,其骨子里仍然坚持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引进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精神动力,正是源于中华文化与学术中的民族主义精神。加之在20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严重弊端,文明的多元互补成为越来越多的各界精英的思想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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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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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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