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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宋代书院的“师道”精神

更新时间:2022-03-25 07:23:22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来源:《学习时报》

  

   唐宋变革之际,儒家士大夫崛起并进一步强化自己作为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他们不仅主导和推动唐宋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同时还希望在山水之间搭建一个以“书”为中心的院落,以承载自己的师道精神和人文理想。他们将自己建立起来并苦心经营的新型文化教育机构叫做“书院”。

  

   (一)

  

   在创办书院的热潮中,宋代士大夫群体总是特别强调,他们之所以要在官办的太学州学县学之外另办书院,是因为书院在教育理念、办学宗旨上不同于官学。这就是后来学术界、教育界肯定的“书院精神”。其实,这就是宋代士大夫的师道精神。从中唐到宋初,在士大夫群体中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呼唤,就是在批判汉唐经师沉溺章句辞章之学时,强烈呼唤复兴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儒”本来就源于以教育为使命的“师儒”,孔子号召儒士应该“志于道”,其实就是强调士师与道结合的“师道”精神。孟子特别强调师道尊严,肯定儒者承担的是“尧舜之道”,故而赋予了“师”具有“道”的崇高使命与精神权威。唐宋之际儒家士大夫积极倡导复兴早期儒家“师道”,并希望以师道精神重登历史舞台。

  

   宋代士大夫复兴儒学、重建儒学是从师道复兴开始的。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一文中说:“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欧阳修肯定了胡瑗、孙明复、石守道对推动师道复兴的重要贡献,他们三人开始中止“师道废久”的历史而重新开始使“学者有师”,肯定他们对宋学学统的创建之功。

  

   可以发现,宋儒往往勉励自己应该“以师道自居”,他们对于“师道”的责任意识内涵丰富:一方面,宋儒主张“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出对帝王的教育,发展了宋代极有特色的经筵讲学;另一方面,宋儒“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对民间教化,故而大量创办书院。在宋代士大夫的积极入世活动中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一种师道精神的为政与为学,而特别体现在他们的书院教育中。关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明清之际王船山曾经有评论,他说:“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他认为,宋学由初起走向大盛,与师道主导下的书院教育密不可分。北宋初年,书院兴起,特别是孙明复、胡安定等宋初诸儒的推动,使得师道立而学者兴,推动了宋学之兴,最终形成了宋学的“周、程、张、朱之盛”。

  

   (二)

  

   宋代书院的师道精神体现在许多方面,而最为集中体现的是宋儒对书院宗旨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宋代以来,创办和主持书院的儒家士大夫,总是将“道”的承担作为创办书院的基本宗旨和教育目标。《宋元学案》曾经记载一段重要的对话,文靖(杨时)曰: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程)若庸亦曰: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尔。程若庸非常明确地将书院的创办与师道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宋初开始,儒家士大夫开始倡导复兴以“师道”为思想旨趣的孔孟之道,后来还发展出以标榜“道学”“道统”为主流的新儒学思潮。他们倡导师道精神集中在民间书院,他们主导的书院是表达自己师道精神的最佳场所。

  

   所以,一切立志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士大夫创办书院,总是会将创办书院的宗旨确立为“道”,弘扬宋代士大夫特别张扬的师道精神。从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南宋乾淳“四君子”,他们都是通过创办书院而复兴师道,这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

  

   (三)

  

   两宋时期那些有师道精神追求的士大夫,也是最有学术创新成就的宋学学者。如石介有非常明确“道学”目标的追求,他有着鲜明的传承和复兴儒家之道的道统意识,并且将此道统意识与书院建设结合起来。他在应邀作《泰山书院记》中,就将道统承传与书院使命统一起来,他说:“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石介以书院教育承担儒家之道的传承,就是宋儒的师道精神。另外他还长期主持徂徕书院讲学,被学者称为“徂徕先生”。

  

   特别是南宋著名的朱熹闽学、张栻湖湘学、陆氏象山学等主要理学学派,均在创办书院过程中明确以复兴先秦儒家之道为宗旨,其实就是将书院建设与师道精神结合起来。如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因学徒增多而扩建并改名为沧州精舍。朱熹之所以积极创办书院,是与其传道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淳熙年间韩元吉撰《武夷精舍记》,表达了朱熹创办武夷精舍的宗旨,即希望解决秦汉以来师道不传的问题,以“自得”孔子之道。

  

   又如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明确了修复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他强调岳麓书院的宗旨与目的是传道济民,这也是不同于科举利禄、训诂辞章的师道之学的复兴。

  

   陆九渊率弟子在江西创建了象山等诸多书院,其弟子袁甫在《象山书院记》中也明确指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袁燮在其撰写的《东湖书院记》中,进一步明确其师道的学派特点,他说:“虽然君子之学,岂徒屑屑于记诵之末者,固将求斯道焉。何谓道?曰:吾心是也。”袁燮是陆九渊的著名弟子,他不仅仅强调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求道,同时进一步指出此道就是孔孟之道的“为己之学”“自得之学”,他认为此学只能够源于“吾心”。

  

   (四)

  

   宋代士大夫之所以普遍将书院宗旨确立为“明道”,其实也是为了明确书院教育的核心、灵魂其实就是“师道”精神,它具体体现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书院的师道体现为儒家人文理想的实现。宋儒继承了早期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这样宋儒的师道就不仅仅涉及学校师生的授受关系,而是紧密联系家国天下、万世太平的“天下之道”,启动王道理想实现的关键在“师”。由此带来书院师道精神的一系列特点:士大夫创办书院的根本目标既在于“道”,他们坚信最终会落实于“治”;书院传授的最重要内容不是知识技能,而是人文化成的“成人”。所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以儒家之道的价值体系为基本内容。《揭示》首先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育人的“五教之目”,又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书院教学的“为学之序”;还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学生人格教育的“修身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书院生徒的“接物之要”。可见,宋儒之所以会藐视辞章训诂之学,是因为他们坚信师道精神才真正代表了儒家的人文理想,恢复了《周礼》关于“师儒”应该是“以贤得民”“以道得民”的教育责任。宋儒期待的师道精神,就是努力通过书院教育,最终实现和谐家国与大同天下,建立合乎“道”的天下秩序。所以,书院精神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在书院推崇以道修身的为己之学,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通过讲道、行道以完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书院精神还体现为一种知识理性的学术精神。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理性的文化,儒家强调“道”的价值信仰、经世实践必须建立在“学”的知识理性基础之上。所以,在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实践过程中,求道与求学应该是统一和相通的。所以,书院求道的价值关怀体现出对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绝不能够排斥知识教育。宋代书院一直重视《四书》教育,而《论语》开篇即强调“学而时习之”,《大学》开篇即强调“格物致知”,《中庸》也特别强调“博学之”“道问学”,这些都是书院教育具有强烈学术精神的经典依据与思想源头。宋儒包恢在《盱山书院记》中说得极为透明:“夫以书院名是,所主在读书也……然予谓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患在人以虚文读书,而不以实理体道,遂致书自书,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离矣……况读书非为应举也,若其所读者徒以为取科第之媒,钓利禄之饵,则岂为贞志者哉。”宋代书院的知识追求十分迫切、学术精神十分强烈,但是书院教育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学术创新总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价值关怀为目的的。所以书院成为宋代以后新儒家学者探讨知识学问的地方。以阐释人的意义、社会的和谐、天下的治理为核心的经史之学成为古代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宋代新儒学和书院的结合不仅使宋代学术获得发展的依托,而且也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转型和发展,不同学术思潮、不同学派形成都与书院息息相关。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借助于师道精神而不断开拓和发展,师道精神凝聚成为书院学术创新的推动力,推动书院学术思想的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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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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