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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近代湖湘士人对王船山圣贤与豪杰精神的诠释

更新时间:2022-03-25 07:20:53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亦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3、《王船山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之《近代湖湘士人对王船山圣贤与豪杰精神的诠释》

  

   晚清以来,湖湘士人对船山人格精神的解读,除了强调其道德理性与楚蛮气质的结合,承传了王船山对屈原人格的解读;另外又特别强调内圣与外王、圣贤与豪杰的结合,体现出晚清士人新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

  

   从先秦到宋明,湖湘之地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边缘;从屈原到船山,活跃于湖湘的士人群体主要是一批遭贬谪、隐居、流放的士人,所以他们往往向往、追求一种合忠义与刚勇为一体的精神气质。自晚清咸丰、同治以来,由于湘军势力的崛起,湖湘士大夫在政界、军界、学界的地位大幅提升,他们已经由政治权力的边缘走向核心,实际控制了清朝的大半江山。在湘军得势的时期,清朝有总督八人,而湘人居其六;有巡抚十五位,而湘人居其八。这样显赫的政治、军事权力,使得湖湘士人的人格理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他们不满足于内圣道德,尤追求外王事功;不满足于圣贤精神,还要求豪杰事业!所以,曾国藩等湖湘士人在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时,特别强调将内圣与外王、圣贤与豪杰统一起来,以豪杰精神、外王事业,作为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涵。

  

   其实,从屈原到船山,其内心也是十分向往外王事功与豪杰精神,他们也都有经邦治国的经历和成就。王船山还对宋明士林过于注重内在心性修养而体现出的内敛、柔靡的风习十分不满,从而提出“豪杰”精神,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1]他强调圣贤作为理想人格总是包含道豪杰精神在内。当然,船山所说“豪杰”一方面是指一种坚勇、强悍的个性意志,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指“救人道于乱世”的外王事功。

  

   咸、同以来,以湘军将领为代表的湖湘士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实现内圣外王、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故而他们特别重视以外王事功、豪杰事业来诠释船山的人格精神。如曾国藩在序《船山遗书》时,就是这样诠释的:“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2]曾国藩将船山学说视为“明体达用”之学,故而特别强化其在外王事功、经世致用方面的功能,肯定它能“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所以,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在为刘毓崧所作《王船山先生年谱》作序时,首先设定的理想人格就是这种“圣贤豪杰”,他在《序》中一开篇就说:“自古圣贤豪杰负环玮之姿而有康济之才者,皆思摅其所藏,设施于世,亭毒万类,归于太和,”他肯定船山先生的人格与学问亦体现出“圣贤豪杰之用心”[3]显然,曾国藩兄弟均以船山先生为“内圣外王”、“圣贤豪杰”的人格典范,希望湖湘后学向他学习。

  

   曾氏兄弟对船山人格特质的诠释,影响了湖湘地区的学界、士林,人们纷纷以内圣外王、圣贤豪杰的典范来学习船山先生。如谭嗣同非常推崇船山的人格与学问,他亦是将船山先生理解为内圣外王的典范。他在引证了船山先生关于道器的理论后说:“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4]显然,他推崇的船山之学及其人格精神,是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王船山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潜心研究学问,似乎是远离了外王经世,不能“兼济天下”,而只能“独善其身”,但是谭嗣同则仍然认为:“‘达则兼善天下’,不知穷亦能兼善天下,且比达官之力量更大。”[5]他认为“穷者”的人格精神能影响天下,故而“亦能兼善天下”。民国初著名教育家杨昌济亦十分推崇王船山“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并常常以此勉励其学生。青年毛泽东曾称“独服曾文正公”,就是认同曾国藩这种圣贤豪杰的乡贤典范。青年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就是杨昌济授课、毛泽东记录的课堂笔记:“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6]可见,曾国藩所诠释、推崇的船山先生的理想人格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曾国藩为首的“中兴将相”对王船山人格精神的诠释,其实是一个人格建构的互动过程。一方面,船山先生的合道德理念与血性气质、圣贤与豪杰的人格理念在影响、塑造曾国藩等人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与王船山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尤其是取得外王事功、豪杰大业的曾国藩等晚清湖湘士大夫,更是用自己的人格理想去塑造船山的人格精神。

  

   注释

  

   [1]【明】王夫之:《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

  

   [2]《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19页。

  

   [3]《王船山先生年谱·曾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37-138页。

  

   [4]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征》,中华书局,1981年,第197页。

  

   [5]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欧阳中鹄》,中华书局,1981年,第461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讲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1页。

  

  

来源:《求索》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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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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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船山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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