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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宋学的多元思想与地域学统

更新时间:2022-03-25 06:47:21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摘要:为了应对唐宋变革引发的思想文化转型,宋代士大夫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重建,最终使新儒学发展成为宋元之后的学术主流与思想核心。尽管宋儒普遍地表达出“明体达用”的学术追求,但他们主要是通过非官方体制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途径,故而使得宋以前儒、法、道、佛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转向了两宋时期一体多元的宋学形态。不同地域的儒学学者在对道、学、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形成了具有地域差别的学术旨趣、思想传统、精神气质,使得宋学的多元思想往往通过“学统四起”的地域化形态而传承与衍化。

  

   关键词:宋学 多元思想 地域学统 学术旨趣

  

   在唐宋变革历史背景下,宋儒通过儒学复兴而重新建构儒学,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重要学术形态——宋学。汉学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借助于朝廷的官学体制及博士制度,而宋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主要是非官方的途径。这使得宋学不仅可以开拓出丰富多元的思想,同时还能够形成“学统四起”的地域化学派。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宋学为什么会形成一体多元的学术形态?宋学为什么能够建构出思想不同、学术各异的地域学统?宋儒如何将一种普遍性精神衍化为旨趣各异的地域性学统?

  

   一、宋学的一体与多元

  

   在明清以来的学术史叙述中,“宋学”往往等同于程朱理学,这是由于宋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学统四起到理学独尊的学术衍化之后,特别是经过明清学术的剧烈变革,清代乾嘉学者标榜复兴汉学,竭力批判宋学,导致宋学简约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似乎成为宋学的典范和代表。但历史上的“宋学”恰恰不是单一的程朱理学(道学),而应该是一个具有多元思想与不同学派的整体。为了对宋学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认识,首先需要当代学者对宋学的多元性思想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同时还要梳理这一代表性学术类型(程朱理学)与整个宋儒之学的关系,包括程朱理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宋学的一般性特征和学术成就。

  

   一讲到“多元化思想”,人们就会联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及其各自建立的学术体系。许多学者认为,经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一统天下的学术。正如秦汉确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延续两千年一样,西汉确立的儒学一元化思想体制也一直延续到清末。从表面上看,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西汉到清末,一直以儒学为意识形态、主流学术。但是,我们如果检视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就可以发现,主导传统中国的从来不是单一的儒家思想,多样化思想一直是从事知识生产的士大夫群体的思想源泉。儒、法、道、佛等流派既是不同士大夫的价值信仰、生活实践的思想之源,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是主导着国家层面的思想意识。同时,儒、道、佛的多元观念和信仰也一直影响并主导传统的民间社会。

  

   这里重点探讨精英学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两种多元化的思想形态与文化格局。其一,多元并存的格局,即儒、法、道、佛等不同思想的多元并存。春秋战国就是一个诸子百家并存的时期。秦汉以后,尽管统一帝国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还保留了不同思想的多元并存的局面,包括汉代形成的儒法并用、霸王杂之,魏晋时期的儒道互补、名教本自然,唐朝的儒、佛、道三教并存,均可以看作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其二,一体多元的格局,即以一体的儒学兼容多元思想。两宋时期的复兴儒学和重建儒学运动,推动儒学发展成为一种明体达用的学术形态,大大拓展了儒学的思想广度、理论深度,使得儒学发展出更加丰富的文化与政治功能。宋代儒学重建原本是为了因应唐宋转型的多样化思想需求,而丰富多彩的宋学学派确实满足了政教形态转型多元需求。就像从西周政教文化中孕育了诸子百家的多元思想一样,宋代士大夫通过复兴儒学而孕育了宋学“学统四起”的多元思想。如果说宋学最大的学术特点是以义理解经,那么其最大的思想特点是以一体化儒学表达士大夫的多元性思想。

  

   经过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特别是宋代士大夫对儒学的重建,儒学在学术界、教育界的一统天下最终得以实现。此后,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儒学一直保持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地位而没有改变。纵观宋代前后,中国学术文化的演变和发展的特点明显不同。宋代以前,中国学术形态表现为儒、法、道、佛等不同思想流派的相互争胜和各领风骚,先秦诸子百家、秦朝法家、汉朝儒法、魏晋儒道、隋唐儒佛道并起,甚至不得不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看作中国重大学术思潮、重要思想形态的代表。宋代重新确立了儒学的主体地位,宋学成为一种能够兼容儒、法、道、佛等多元思想,同时又保留了儒学价值信仰、学术体系的“新儒学”。宋代以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变成了儒学自身的变革和发展。明代心学、明清经世实学、清代考据学其实均是儒学内部的变革,并且与宋学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和学术理路关联,甚至可以说,宋代以后儒学的发展是宋学的某一学派或某一特质的流变。譬如明代心学思潮与南宋象山学派的关系,明清经世实学与宋代功利儒学的关系,清代考据学派与宋代疑经思潮的关系。也就是说,从宋代以后,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发展主要是儒学史的发展,并且与宋学有着重要的学术关联。可见,两宋的儒学复兴运动推动宋学兴起之后,就确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基本格局:士大夫群体的多元性思想主要通过儒学内部的不同流派而呈现出来。本来,先秦诸子的不同流派,均源于西周的六艺之学,因传承人各有其不同历史经验、思想视角,决定了不同流派思想的形成及其有效性。而宋代士大夫以儒学为体,兼容佛、道、法诸家的不同思想,重新建构了一个能够“明体达用”的“新儒学”,既可以是思想境界、修身工夫各异的内圣之学,也可以是政治价值、治理方法不同的外王之学。

  

   所以,宋儒虽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学术群体,但在这一个庞大群体中再也找不到所谓的“纯儒”。越是有学术成就、思想影响的学者,其实也是越敢于和善于吸收其他不同思想的新型儒家。宋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经常相互论辩,批判其他学派的儒家学者是“禅学”“老学”“申韩之学”“墨学”等,以证明自己学派的纯正性。其实他们本人或学派往往受到后世儒者同样的批判,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每一个学术流派需要回应和解决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他们均须在充分挖掘儒家传统资源的同时,大量学习和吸收其他非儒学的思想。这样就使得原本是依靠不同学术形态才能解决的问题,变为由宋代士大夫建构多元化的一体儒学来解决。

  

   宋学学派兴起的北宋时期,既是全面复兴儒学的复古时代,也是积极吸收其他思想重建儒学的创新时代,这一时期产生了学术旨趣各异的不同儒学学派。其中包括范仲淹之学、胡瑗之学、孙复之学、石介之学、欧阳修之学、王安石之学、三苏之学、周敦颐之学、张载之学、司马光之学、二程之学等等。这些学术流派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对汉唐儒学不满,希望复兴先秦儒学,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而重新建构义理,创造一种新的内圣外王之道、明体达用之学,以一种新儒学形态因应两宋时期的历史转型、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新的儒学形态必须能够满足新时期的不同需求,故而要吸收其他流派的学术思想。

  

   以王安石之学为例,这个学派就全面包含着宋学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明体达用之学。为了满足时代对多元思想的现实需要,王安石大量吸收不同来源的学术思想,既包括“五经”学和“四书”学,也包括佛学、老学、申韩之学等。王安石说:“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1]具体而言,王安石的学术体系包括道之本与道之用两个方面,它们依据的经典不同,并分别吸收了佛老之学与申韩之学。王安石前期关注内圣之道的建构,热衷于“性命之理”问题,主要通过《周易》《论语》《孟子》《礼记》而探究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这时他建构的“道之本”,就大量吸收佛道两教的思想学说,他描述的“万物之所以生”的“道之本”的特征,包括“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的说法,明显传承自老子、王弼的思想。熙宁以后,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必须将外王之道、新政改革放在首位。这时,王安石的学术重点是《三经新义》,他关注的“道之末”就吸收法家的政治治理、富国强兵的思想。故有人指出:“安石平居之间,则口必丘、旦;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2]可见,王安石的法家思想并不是直接以管商之学的学术形态表达出来,而是通过他对《周礼》等儒家经典的诠释而呈现出来。所以南宋张九成说:“介甫所学者申、韩,文之以六经”[3],应该是道出了部分事实。

  

   程朱理学同样是大量吸收了佛学、老学、申韩之学等内容。由于理学更为关注内圣之学,即关注“道之本”的问题,所以理学对佛老的吸收更为明显。清儒戴震曾经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4]这一说法有些夸大,但是宋代以来的理学家在诠释孔孟之书时,确实融入了大量佛老之学的思想,这既包括哲学思辨的形式,也包括精神境界、身心工夫。另外,宋代兴起了儒家功利主义思潮,事功学派陈亮、叶适高度赞扬和倡导汉唐君主及其政治事功,明显体现出法家政治功利主义的色彩。

  

   由此可见,宋学之所以会形成一体多元的学术形态,与宋代儒学一统天下的学术地位分不开。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特别是新儒学的思想建构,使得儒学的思想兼容性大大增强,传播辐射力大大拓展,儒学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如果说在唐代儒家、道家、佛家等不同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还可以活跃于思想界的话,那么宋代的士大夫常常只能以儒家身份表达其不同的思想。宋以前儒、法、道、佛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局面,变成了两宋时期以一体儒学兼容多元思想的文化格局。

  

   二、宋学的地域化学统

  

   宋学是在复兴师道的思想激励下发展起来的学术思潮,由于宋代士大夫对“师道”抱有极大的热情和自信,因此,他们不像汉儒依赖于朝廷学术体制的“师法”从事学术与教育,宋儒凭借自己个人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同道的相互砥砺,就可以相对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追求学术创新的士人或在自己人脉通达的家乡,或在自己宦游、客居的地方,积极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以实现自己的“师道”理想。这样,宋代儒学的学术教育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大量地域化学派的出现,形成“学统四起”的局面。

  

儒学本来就与现实政治密切关联,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学术,儒家经学与朝廷政制更是密不可分。汉以后的儒学传承与发展,都要借助于帝国政治的支持。当然宋代也同样如此,宋初儒家士大夫就承担着一个重要使命,即积极倡导崇儒重教的政策,鼓励朝廷重用儒臣,推动强化儒学地位与影响的科举改革、教育改革。宋学的兴起离不开宋儒面向朝廷的上行路线,他们积极影响朝廷而推动儒学复兴和发展。在宋初的系列“祖宗家法”中,宋太祖有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与“道理最大”的记载,其实儒家士大夫参与了这一类“祖宗家法”的筛选、解释和建构,客观上推动了宋代儒学的发展。同时,宋代还专门设立了由儒臣给帝王讲学的经筵讲席,儒家士大夫利用经筵的机会积极推广儒学,以经典义理引导君主,鼓励他们从经典中寻求治理国家、修养品德的依据,这对两宋时期的崇儒重教风气的形成与宋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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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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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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