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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宋学的多元思想与地域学统

更新时间:2022-03-25 06:47:21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此后,从朝廷的太学到地方的州县之学,均成为宋儒推广、传播义理之学的地方。最为成功的是王安石的“新学”,成为读书人“无敢不传习”的官学。《宋史本传》记载:“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5]

  

   但是另一方面,宋学的多元发展更加依赖于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能够有机会担任朝廷权臣通过上行路线推动自己认可的学术的士大夫毕竟是极少数。宋学是以复兴师道为旗帜的,此“师道”就是强调儒家士大夫的主体性,他们的学术创新主要源于个人生命体认与社会政治思考。宋儒的明体达用思想往往是通过经典诠释而表达出来的,所以宋学的重要学术特征是以义理解经,其不同学派的思想差别往往体现为不同“义理”的差异,而这种思想差异与汉儒官学身份的“师法”无关,只有依赖于民间讲学的“师道”精神才可能呈现出来。坚持师道精神的宋代士大夫往往各有自己认可的“明体达用”之道,他们通过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使宋学的多元思想得到传播和发展。既然宋儒主要靠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来研究和推广学术,这就使得宋学的主要学术基地、培养人才的学校不在官学体系,而是遍布全国各地民间书院或地方学校。宋代儒家学者的家乡或任何旅居地,均可能成为他们讲学著书的地方。宋儒聚集讲学的地方性书院、讲舍、书堂、精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有没有正式的办学机构名称,重要的是均有讲学传道的实质,由此大量地域性学派、学统由此产生。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描述了北宋庆历“学统四起”的盛况:“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6]。这是宋仁宗庆历时期宋学初兴的时代,除了范仲淹在朝廷推动庆历学术变革之外,在各个地域的儒家士大夫们纷纷开展讲学活动,致力于学术研究以开创学统,其影响遍及齐鲁、浙东、浙西、闽、蜀、关中等地。全祖望“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的论断描述了宋代学统的地域化形态初起的状况,这也是宋学学派为什么会以地域命名的缘由。

  

   到了宋神宗熙宁新政时期,为了“一道德”“义理归一”而重新统一思想,王安石将自撰的《周礼义》和其子王雱撰写的《诗经义》《尚书义》,合为《三经新义》并作序,经御批颁行全国,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与标准,完成了王安石之学的官学化。王安石虽然完成了官学化转型,但是其他学者仍然依赖于民间讲学,这些宋学学者在不同地域讲学,推动地域性学派学统的发展。学术史上著名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均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讲学和创建学派的活动。他们不是直接为朝廷服务的文化官僚,而是凭借一种“师道”精神从事民间学术。尽管他们的学术追求是普遍意义的性命之理、王道政治,但他们只是在各自的家乡、寓所从事学术交流与著述。故而人们将他们创建的学派称为濂学、关学、洛学、百源学等。其实最初王安石之学也是地域学派,学术史上称之为“临川之学”或“金陵之学”,只是《三经新义》的官学地位确立后,王安石之学才被称为“荆公新学”,此“新学”就是取代“旧官学”的“新官学”。

  

   宋学的地域形态,在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开始,到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是宋学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的时期。其中尤其是二程洛学一派,尽管一度受到朝廷的冷落和打击,但是仍然活跃于民间社会并成为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学派。南宋也是以地域命名学派,包括湖湘学、闽学、江西学、浙学等。湖湘学派就是一个很大的学者群体,包括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以及张浚、张栻父子及其弟子们。闽学学派也是一个很大的学者群体,程门弟子杨时从洛阳学成而归,经罗从彦、李侗而至朱熹,朱熹还将二程理学推向集大成的阶段。另外,陆氏兄弟发展起来的江西之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发展起来的浙学,均是南宋的重要地域学派。

  

   宋学之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学派,还与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民间性学术和教育机构——书院密切联系在一起。宋学的地域性学派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地区从事民间讲学,在于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一种最有利于从事民间讲学的书院。书院制度出现于唐末五代时期,到了宋代,很快就成为宋儒复兴师道、从事讲学的教育机构。宋代复兴儒学的各个学术流派、著名学者,往往都有创建或者主持书院的经历,如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孙复与泰山书院、石介与徂徕书院、李觏与盱江书院、周敦颐与濂溪书堂、二程与嵩阳书院、胡宏与碧泉书院、张栻与岳麓书院、朱熹与武夷精舍及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与象山精舍、吕祖谦与丽泽书院等等。书院完全是一种因“士大夫留意斯文”而主导的教育机构,能够表达和实现宋代士大夫“师道”精神之追求。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指东湖书院)之作,固有望于斯也,岂非急务哉!”[7]他强调宋儒主持的书院,“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因为它们体现了儒者应该有的师道精神。此外,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两宋时期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在两宋的文化地理中,书院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标识,所以,宋儒在各个不同地区书院形成的学派,就成为一种地域性的学派。

  

   三、多元思想呈现于地域学统

  

   在讨论了宋学的一体多元思想与地域化学统之后,就会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宋学多元化思想与地域化学统之间的关联。宋学发展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宋学的多元化思想演变为传承各异的地域化学统。所以,许多从事学术史编撰的学者不得不以地域来命名不同的宋学地域学派。譬如黄宗羲、全祖望编撰《宋元学案》,即以地域来命名不同学派。当然,有学者曾指出,地域命名主要是出于历史编撰者的方便,即这一类地域命名的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示不同学派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但不能理解为这些学派就是地域性的学派[8]。但作为普遍性精神追求的儒家学派,他们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地域意义呢?

  

   毫无问题,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民俗文化往往表现为有地域差异的方言俚语、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方面,而精英文化则是体现为追求普遍性的知识、道德、艺术、宗教,尤其是儒家学术的精英文化,更是以人类、天下、宇宙的普遍性价值为目标。所以,对儒学或儒学史的研究,需要这种普遍主义的态度,不能够让地域性限制其学术视界。我们认为,任何研究对象均应该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当然在研究方法上可能有一些区别:对方言俚语、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的研究往往是从特殊性出发,进而达到对民俗文化具有普遍性特质的思考;而对儒家哲学、伦理、政治的研究,则往往是从其普遍性研究中发现其地域、时代方面的特殊性。我们肯定宋学之所以存在大量地域性学派,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派是以地域性命名,还因为这些学派衍化为一种地域性学术旨趣、学术风尚,故而形成了一种有实质地域意义的学派、学统。

  

   应该如何解释宋学学派的地域性?首先需要阐明宋学学派的多元化思想的表现。一般来说,儒学具有三个基本的精神面向,宋代学者胡瑗概括得很全面,儒学是“有体、有用、有文”;清代学者魏源也将儒者一分为三,即所谓明道之儒、政事之儒、治经之儒,他们二人所表述的思想内涵其实非常接近。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杜维明等也将儒学看作道、学、政三个维度,他们经常讲到的道统、学统、政统也是由此而来。可见,儒学的道(体)、学(文)、政(用)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儒者的普遍性精神追求。可以说,宋学的任何一个学者、学派均具有道(体)、学(文)、政(用)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他们还同时有共享的儒家学术经典、相同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但是,宋学为什么又会形成思想差异的不同学派呢?其实同样与儒学的三个面向相关。不同学者、学派在道、学、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又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其一,他们对儒学中的道、学、政三个基本精神面向的侧重点不同,有的更为关注价值信仰的“道”,有的更为关注经世致用的“政”,而有的更为关注知识领域的“学”。其二,每一个面向的价值取向、精神目标不同,“道”既可以是性命道德的人之道,也可以是阴阳五行的天之道;“政”既可以是以君为本的王权之术,也可以是以民为本的王者之道;“学”既可以偏重于知识积累,也可以偏重于生活实践。其三,每一个精神面向吸收的学术资源不同,“道”既可以是《周易》《中庸》《孟子》等不同的儒家经典资源,还可以是佛、道的学术资源;同样“政”的经典资源既有“五经”与“四书”的明显差异,更包括对管、商、申、韩思想的吸收。这是宋学统合道学政、兼融儒道释,呈现出一体多元思想的原因。

  

   所以,尽管宋代儒学均具有共同的普世性精神追求和共享的学术资源,但是宋代学者在各个不同地域、不同书院从事儒学建构时,会形成一个个既有普遍性精神追求又有思想差别的地域性学派。如宋学之中的临川学、关学、洛学、蜀学、闽学、浙学、赣学、湖湘学等。尽管这些学派的学术宗旨、知识旨趣均是儒家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追求,并努力进入到学术思想前沿,建构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恒常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但宋学学者群体仍然会体现出地域性思想观念、学术旨趣的差别。这些差别会通过学术师承、家学渊源、书院学风、乡贤祠堂等不同途径的影响,最终形成地域性学术传统。可见,宋学既可以成为一种追求普遍精神的儒学思潮,表现出对天地之道、本原之性、王道之治、圣人之学的普遍化追求,也能够形成特殊性的学术旨趣、思想传统、精神气质的地域性学派。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地域为什么会在道、学、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形成特殊性学术旨趣、思想传统、精神气质的差别?换句话说,“地域性”对儒家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偏好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涉及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学术理路与外在历史条件、学术传承谱系与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宋学思想的多元化普遍性与地域化特殊性与此密切相关。一方面,学术谱系、师承关系是理解宋学内部不同学派的重要原则。儒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价值信仰,是在对普遍性法则、原理、价值、理想的追求中建构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这一套学术体系不仅有其独立自足的完整性,同时还有因为学术师承、思想谱系而体现出传承性,并且在师生传承中体现出知识谱系与学术理路。在宋学的研究领域,有关学术师承关系的厘清十分重要,学术师承不仅仅是理解其思想渊源的依据,同时更是思想归属、学派划分的依据。师承关系体现出不同儒家学者之间的学术继承关系,特别是在师道尊严的传统学术脉络中,尊师重道是后学的基本准则。所以在宋代学术史的重要著作《宋元学案》中,作者总是要首先确立学者之间的学术师承关系。而且,许多著名的学者的生徒往往是跨越地域的,如程颢、程颐的弟子来源就十分广泛,除了洛阳附近几个地区外,还有南方的学者。其著名弟子杨时来自福建,杨时学成回归,程颢曾有“吾道南矣”的欣慰之叹。另一方面,“地域性”对宋代儒学的普遍性精神会形成不同选择、偏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不同地域的特殊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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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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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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