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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玉:求真理去服务得自由

——郭永玉教授专访

更新时间:2022-03-24 23:30:04
作者: 郭永玉 (进入专栏)  

  

   原编者按:2020年最后一天,郭永玉教授应《心理新青年》网络平台的邀请,接受了两个小时的访谈。他介绍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强调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回顾了他先后在华中师大、南京师大、武汉大学和在国外的求学过程,认为心理学史、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虽然是其所涉及的看上去跨度很大的三个学科,但有一种线索贯穿始终,那就是人性问题。郭教授还谈到人格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问题,结合社会阶层研究讨论了心理学促进社会治理的途径,强调了心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和使命,认为既要重视学术服务社会特别是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又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最后,他对青年一代学者提出了治学的建议,希望青年学人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格局,做出无愧于时代要求和自我理想的新贡献。访谈全文经《心理新青年》授权《心理学探新》发表,特向《心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有同事们表示感谢。

  

上篇:心史人格与社会,人性问题贯始终


   1. 华师南师与武大,不觉少年已中年

   问: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回顾一下您的个人经历,您在华中师大获得学士和硕士,南京师大获得博士,目前也在南京师大任教,是否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当年是如何走上了心理学的探索道路?又是为何选择在人格心理学领域深耕?

   郭永玉:谢谢《心理新青年》的邀请!我先谈一下我对刚刚过去的2020年的感受,我用三个读音相同的词来概括,那就是劫点、结点、节点!2020年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遭受劫难的年头,这一年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又格外令人纠结不解并引发强烈的族群冲突,甚至社会撕裂;但愿人类在这一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尤其是生命的代价)不会无所收获,我们应该同时将这一年视为人类(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走向新方向、迈开新步伐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新起点,或者说一个新节点。

   我出生于山区农村,15岁上高中之前干过多种农活。我父亲是初中数学教师并长期担任校长,母亲是农民。农民和书生,这是我对自己贴的两个最重要的标签。这两个因素深深影响了我对这个国家的理解。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中考上的县一中,也是1980年本校的文科高考第一名。为了确保在第一批被录取,班主任将我的第二志愿填了华师(当时为华中师范学院,后改为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教师地位低,报师范的人少,而我的志愿中有师范,于是“优先”被华师录取了,被录取到教育系。当时教育系只有一个专业,叫做学校教育,后来改称教育学专业。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讲到大学专业的鄙视链,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外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我们虽然没有瞧不起本系的老师,但确实感到教育学可供念的书太少了,有些课连一本教材也没有,且内容不吸引人。

   比较而言,文史哲等领域的好书要多得多,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活跃人物也主要出自这些领域。人生观、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理论问题的讨论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跟着阅读和思考,常常为读到一篇好文章而激动不已。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还有美学热、现代西方思潮热等等,我将省下的一点生活费都去买了书,有些书反复读,其中特别被朱光潜先生的文风所吸引,也广泛浏览了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刊。到大三的时候,我好不容易被一门专业课所吸引,就是王启康先生讲的心理学史,因为这门课与我的那些课外阅读在内容上有相通性。这种感觉伴随着喜悦,因为我开始喜欢自己的专业了。当时的说法是,我们可以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中侧重一个。于是我将阅读集中在心理学史上,我几乎熟读了当时所有中文版的心理学史著作,如高觉敷、杨清、唐钺、波林、墨菲、舒尔茨、雅洛舍夫斯基等人的书。

   八十年代中后期,思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以李泽厚、金观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引领着时代的潮流。我除了保持广泛的人文兴趣,开始将阅读集中于弗洛姆(Erich Fromm),并将其作为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专攻方向。在熟读了弗洛姆的几乎所有著作后,自己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体系,似乎可以用一个清晰的框架将弗洛姆的思想整合起来。王启康先生肯定了我的想法,我就这样完成了硕士论文。我将弗洛姆的思想来源归结为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具体内容为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这四个要素的提炼不仅是对弗洛姆的解读,也是我对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对我的影响的总结。它们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精神生活。

   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5年后报考南京师范大学,成为杨鑫辉先生从江西师大到南京师大主持博士点的第一届博士生。杨先生和同事们设了三个方向:中国心理学史、西方心理学史和苏俄心理学史,我自然在西方心理学史方向。期间我得到一个机会到美国加州的超个人心理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访学。超个人心理学主张整合东西方精神哲学的传统,对人性持一种身心魂灵(body-mind-soul-spirit)的整体观,并自称心理学的第四势力,与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并列。当时国内对超个人心理学介绍甚少,加上我已有的学术背景和访学的便利条件,从理论上对超个人心理学进行一番述评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我的博士论文和以此为基础写成的专著是大陆第一本系统述评超个人心理学的著作。当然今天国内有一批人研究和实践超个人心理学,原著的翻译也很多了。如今静修、正念等研究热点,理论上都来源于超个人心理学。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回到华中师大,继续教授普通心理学,并接任人格心理学的主讲。由于偶然得知武汉大学哲学系设置了博士后流动站,我便联系邓晓芒教授,经过面试,我顺利进站,但仍在华中师大任教。那两年多,我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往返于华师和武大之间。

   我不仅教本科生的人格心理学,也教授研究生的人格心理研究课程,并招收硕士研究生。我将几乎所有中英文人格心理学教材都找到了,还有不同版本的人格研究手册,以及几种主要的人格心理学英文杂志,如JPSP(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我惊讶地发现,不同的人格心理学教材体系很不一致。有的主要讲人格理论,有的主要讲人格专题研究,有的以理论为主结合专题研究。虽然专题研究已经成为新的趋势且成果丰富,但这些研究很分散。受邓老师讲康德哲学的启发,我萌发了将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专题研究的基本范畴进行一番梳理的想法,并成功得到了国家博士后基金的支持。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2003年我博士后出站已经40岁了。

   与此同时,我招收研究生的方向也明确为人格心理学。但更具体的方向或问题仍不明确,不过我要求研究生的阅读和论文选题要在人格范围内,我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肯定或否定一个选题。在这种肯定或否定中慢慢形成了我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逐渐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边界。

   现在看来,我从本科以来一直关心的学术问题是人性问题,而人格心理学是所有心理学分支中最集中研究人性问题的一个分支,或者说人格心理学是所有分支中最明确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分支。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都可以被视为人格理论研究,而不仅仅是心理学史的研究。或者说,心理学史是以心理学为研究对象,而人格心理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我的兴趣侧重于后者。当然人格又与社会历史文化联系密切,这样就可以将我之前的所有知识积累贯穿起来。

   可是人格心理学仍然是十分宽泛的,结合研究项目的申报以及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我越来越聚焦到现实的社会问题上,如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这个领域对于中国而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而对于美国而言则主要是全球化造成的,背景和根源不同,但阶层分化所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是相同或相似的,如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不安全感(威胁敏感性)等等。

   简单而言,我的研究领域似乎经历了心理学史、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阶段,听上去跨度很大,但在我个人身上并不是分裂的,我并不认为自己走了什么弯路,相反我认为过去的所有积累对于我今天思考问题都是有益的。

   2. 三所老校学风浓厚,多位良师影响终生

   问:您先后求学并工作于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是否可以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学校的学术氛围和文化传承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郭永玉:我有幸先后求学于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完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学业之旅(博士后阶段仍然以求学为主)。这三所母校都有百年历史。华师和南师都有教会大学的传统,华师老校长章开沅先生以其历史学家的深邃和敏锐揭示了这一传统对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意义。武汉大学在民国时期就是著名高校,与师范院校相比有着更开放自由的传统。综合而言,这三所百年学府都积淀了浓厚的人文传统,这是一种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一种自由多元的学术视野,一种服务民众的社会使命。

   问:在曾经指导过您的导师当中,肯定很多老师在做学问或者为人处世方面都对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觉得哪位导师对您的影响最大?为什么?

   郭永玉:我的硕士导师王启康先生是我的学业引路人。他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亲身接受过苏联专家的训练,认真研读过马列原著。他的学术背景有红的一面,但他不左,红而不左,不僵化,不整人,他把唯物辩证法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和立德立功立言、道家的清虚无为顺应自然、佛家的清净超脱慈悲虔诚以及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的现代价值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他的丰富的生命历程中。(见郭永玉《我的导师王启康先生》)

   杨鑫辉先生在文革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不放弃学术,所以在八十年代能够脱颖而出。他为人谦和,热爱学生。他常说弟子弟子,如弟如子。这种爱还包含着严格的要求。我的博士课程中有一门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需要交一篇作业,一开始我想敷衍了事,但杨先生把我的作业打回来让我重写。我只好老老实实埋头一个月,写成了《先秦情欲论》,后来发表在《心理学报》上。杨老师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主要讲古代思想,但读起来十分流畅,丝毫不觉艰深晦涩。我经常在学生面前讲文章的标准,杨老师的文风就是一种典范。

   邓晓芒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康德和黑格尔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文化批判学者。我听了他的硕士生课程“《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和为本科生开始的通识课“中西文化心理比较”。邓老师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钻研极其精深,我连皮毛也未及一二。而他对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则是他的文化批判也就是启蒙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读邓老师的文章一直是我训练思维和加深对中国文化批判性理解的功课。

   美籍华人学者李绍昆先生是文革结束后最早回国访问的华人学者之一,他后半生竭尽全力致力于中美学术文化交流。他带过很多美国人来中国,也邀请很多中国学者到美国,包括我本人。在今天的背景下,中美都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民间友好交流的桥梁不能断。小而言之,中美关系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李先生学术上试图将基督教与墨子学说结合起来,这种思路很有启发性。墨子的兼爱是平等的爱,孔子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

邀请我到Leicester大学访问的Andrew Colman教授是做决策研究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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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心理学探新》2021,41 (2): 18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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