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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早期儒家之“师”与中国政教理念

更新时间:2022-03-24 00:39:42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

  

   摘要:中华儒教文明独有的政教相通理念,使得“师”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教理念的奠定者,儒家政教思想的特色,可以通过对“师儒”的溯源得到解释。《论语》中“师”具有政与教的双重意义:周朝职官与文化传人。孟子一派强调“师”是从事道义引领、人格独立的士人,提出了“师道”的理念。荀子一派强调"师"制定礼义法度的政治身份,提出了“师法”的理念。两汉以后儒家政教文明的发展,汉学讲师法与宋学讲师道,均分别渊源于先秦荀子与孟子,与他们对“师”的政教责任与身份认同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儒教;政教文明;师道;师法

  

   儒学也被称之为“儒教”,但是这个“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因为推动儒家文化传播的主体不是僧侣而是“师”。要理解“儒教”文化,首先需要分析了解“师”的身份及其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在追溯“师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对“师”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分析其“师道”与“师法”的基础上,进而解构儒教之“师”的意义,阐发中国传统的政教文明。

  

   一、“师儒”溯源

  

   从先秦儒学产生的时候开始,“儒”与“师”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而且,“儒”的学术传承、思想发展又总是与儒者作为“师”的身份分不开。那么,“儒”的学术与“师”的身份之间的渊源关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追溯春秋时期形成的儒家,古代史家往往是从西周时代的王官制度寻找其渊源,从那里找到“儒”与“师”的文化渊源联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论述先秦诸子与西周王官之间的关系时,他认为儒家渊源于司徒之官,他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1]根据诸子出于王官论,班固认为儒家就是出于司徒之官,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传统,其实源于“司徒之官”在西周时期从事教化的历史经验。司徒之官作为西周朝廷的教官,履行着国家的教化职能。尽管这只是“儒” 的起源说法之一,但是它能够比较充分地揭示儒家文化的特质,历来得到学界的肯定比较多,本文也认同这一观点。

  

   《周礼》记载的“师”“儒”,其实就是在各邦国、乡里从事教育的司徒之官。郑玄解释说:“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2]郑玄解释《周礼》的“师儒”,“师”即相当于司徒之职中的“师氏”,“儒”即当于司徒之职的“保氏”。“师氏”“保氏”的司徒之职,与后来产生的儒家思想接近,即所谓“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3]“儒”的教育职责包括“六艺”“六行”,也就是说,“师”“儒”原就是司徒之官中在各邦国、乡里从事教育的职官,他们所传授的“三德”“三行”“六艺”“六仪”等,正是儒家学派倡导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可见,儒家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师、儒,既体现出西周社会“学在官府”的特点,也反映了原始儒家与学官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是,从政教制度、思想观念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之“师”,与西周时期的司徒之“师”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的政治身份、教育理念均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从西周上溯到整个“三代”时期,是“君师”一体的政教体系。天子既代表“天”来治理天下百姓,同时还要代表“天”来教化天下百姓。由于天子不可能一个人来治理、教化天下,他需要委派百官帮助他治教天下,这才有《周礼》中各种官职的设定。西周时期的“师儒”等司徒之官,恰恰也是“官”与“师”的身份合为一体,其职责主要是行使教育的职责。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天子失去对天下治教的能力,各诸侯君主考虑的完全是如何快速地富国强兵、称王称霸,故而更为崇拜和提倡穷兵黩武的霸道,不会对时间长、效果慢的人文教化有任何兴趣。而流落民间并具有“师儒”出身的士人群体关注教育,他们希望通过整理三代文献,以《诗》《书》《礼》《乐》培养传承先王之道的士君子,继续履行“以贤得民”“以道得民”的“师儒”之职。但是这些儒家士人与西周的“师儒”又有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治”“教”分离,诸子不可能代表君主行使教化之职,儒家学派虽然仍然从事教育与学术,但他们不具有西周时期作为司徒之职的“师儒”身份,而完全是作为民间知识人而具有“子”的身份。同时,儒家教育还有一个明显改变,就是教育对象的变化。夏商周的制度是政教合一的贵族政治,所以,西周的“师儒”等司徒之职,完全是其贵族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能够接受教育的只有贵族子弟。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士人的教育对象已经下移到民间的普通平民。孔子开拓私人讲学,就以“有教无类”为原则,并不在意来学者的社会政治身份。儒家将教育对象由贵族成员转变为普通平民,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巨大转变,由此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导致中华政教文明的发展与转型。

  

   二、《论语》中“师”的双重意义

  

   春秋之始,西周确立的“君(官)师一体”的政教形态逐渐解体,许多在民间从事知识创造与文化传播的士人,并不具有西周教育官员的“师”的身份。所以,春秋初期许多士人虽然承担“师”的教育功能,但是他们在当时并没有被称为“师”。

  

   孔子是最早从事民间教育与学术的教育家,后来还被称之为“万世师表”。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即开创私人讲学的孔子在《论语》的记载中,从没有以“师”自称或者是被弟子以“师”称呼。为什么作为儒师之祖的孔子,在《论语》中没有被称之为“师”呢?其原因当然与当时的习惯有关。在春秋时期私学初起的年代,按照人们习惯上的称呼,“师”仍然保留其学官的惯例。如《论语》中出现的“师”,其中不少就是源于西周的职官名,如《论语》数次出现的“士师”“乐师”就是如此。而作为私人讲学的孔子,门人并不称他为师,显然在人们的习惯中只有官学才有“师”。李纪祥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作出解释,他认为:“孔子之时代,则‘师’乃是‘四代学制’中之‘官名’,孔子非官方体制中之任职‘师’者,于鲁国所任诸职,亦与‘师’无关;故其教四方来学者,只可以视为系私人性质。四方来学孔子者,亦以 ‘子’、‘夫子’敬称、尊称孔子。”[4]这就是孔子没有被称之为“师”的直接原因。

  

   虽然孔子在世时没有被称之为“师”,但是,孔子赋予了“师”一种不同于原来仅仅是作为学官名称的崭新意义,而这些新的意义,恰恰是孔子在后来被儒者尊为“师”的重要原因。《论语·为政》记载:“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毫无问题,孔子在这里定义的“师”,具有一系列全新的意义。自汉至清的许多经学家,他们通过字句诠解、文献互证、义理建构的方式,从教学、尊德、治事等不同角度诠释“师”的意义,“师”被诠解为学问之师、德性之师、治事之师,并因之以建构儒家的师道。[5]应该说,孔子开始了“师”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的知识传授、人格教育、文化传承方面的身份和意义。可见,后来的儒家学者通过诠释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进一步强调“师”的社会身份、教育职责、文化功能。这样的“师”,其实就是从文化传承(温故)与文化发展(知新)的意义上,确立了“师”在精神文化传承和发展方面的新意义。

  

   与此相关,孔子在关于什么是“师”的其他论述中,继续淡化“师”的官职身份,强化“师”作为一般文化人或教育者的意义。譬如《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的说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显然,这一个“师”与学官更没有关系,他就存在于普通的民间社会中,是一切能够帮助我在知识、精神方面成长的人,均可以尊其为“师”。

  

   可见,孔子突破了“师”的官职身份局限来理解“师”,对“师”作了广泛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表彰的士君子一类的人物,其实就具有这一种“师”的意义。《论语》中有大量君子、小人之辨的言论,孔子推崇的君子人格,均是一种具有仁、智、勇以及礼乐修养的人物,他们是普通人们学习、效法的榜样。而且,他们之所以具有这些文化修养和品德素质,与其先天血缘、政治地位、个人财富没有关系,而只与他是否自觉提升自己的文化知识、道德修养有关系。这一些“君子”往往就是现实社会中传播文化知识、道德精神的“师”。孔子认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特别强调“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孔子心目中的士君子必须传承道、文、礼,其实这正是“师”的责任和标识。

  

   由此可见,《论语》记载的“师”具有上述双重意义,即三代传统作为教育职官的“师”与春秋战国作为民间社会具有教育功能的“师”。这一观念一直影响早期儒家内部的不同学者流派。孔门弟子中一些人师将其看作承担知识创造、文化传播的士人,进一步提出了“师道”的理念。另一些人则强调“师”服务于朝廷政治的文教职官身份,相应提出了“师法”的观念。

  

   三、孟子挺立“师道”

  

   以孟子学派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学者,进一步推动了“师”作为非职官的民间士人身份,自觉担负起传承与创新华夏文明的历史使命。他们强调新时代的“师儒”应该是独立人格的士君子,从而推动了“师”身份的历史转型。这一切,集中体现在孟子开始挺立的一种表达士人精神独立性的“师道”理念。

  

   在孔子关于士、师的思想基础上,孟子更加强调儒家士人作为民间的文化人的“师”身份,并且开始以“师”称呼这些民间授徒的儒者。这样,《孟子》中作为私人学术授受的儒家士人,正式获得了原来只是王官之位的“师”的称号。本来在三代先王时期,“君”与“师”应该是一体的。但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统治者只想称王称霸而无意于为师兴教,“有德行以教民”“有六艺以教民”的责任落在民间士人身上。孔子虽然不是“君”,但他是具有文化道德崇高威望的“圣”,故而具有实质的“师”身份。所以,尽管孔子自己从不以“圣”自诩,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解释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引用子贡之语,肯定“夫子既圣”,其实也是强调孔子能够具有三代圣王一样的重要地位,他不仅以“师”的身份教化万民,还可以教化后世的万民。所以孟子称赞孔子说:“圣人,百代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可见,在孟子的心目中,“师”与天子之位或王官之职完全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指那些具有“仁且智”的圣人与士君子。

  

孟子进一步指出“师”与“道”紧密关系。孟子认可的“师”不是朝廷体制之内的“司徒”或“师儒”,而是与“道”相连的,即只有那些传道者方可称之为“师”。他说:“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孟子·离娄下》。)曾子、子思是同道的授受关系,这是建立在“道”之传承上的师生关系,完全不同于庙堂之上政治依附的君臣关系。由于孟子提出“师”要承担传承“道”的责任和使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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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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