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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论帝国的兴衰

更新时间:2022-03-24 00:28:42
作者: 俞可平 (进入专栏)  

   帝国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这一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崩溃而一直被严重忽视。21世纪以来,帝国研究再度成为政治学的关注热点。帝国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分析和探索帝国产生和兴亡的一般规律。本文将在简要分析20世纪晚期以来帝国研究回归的理论与现实原因后,着重分析影响和决定帝国产生和兴亡的主要因素,以期推动国内对帝国理论的深入研究。

  

   一、帝国研究的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它不仅使人类的和平力量最终战胜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力量,结束了数个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在战后纷纷挣脱殖民宗主国的束缚,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而彻底摧毁了统治人类历史数个世纪之久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正如马丁·托马斯(Martin Thomas)和安德鲁·汤普逊(Andrew S. Thompson)所说:“过去的20世纪,正式的殖民统治的崩溃、帝国的终结,或如专家们通常所说的非殖民,已经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政治地理”。昔日视为政治荣耀的帝国体制,成为人类所不齿的政治压迫机器,而帝国主义则被当作是对外侵略和殖民的政治符号。随着帝国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对帝国的研究也日益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人类的历史进程再次发生重大的转轨,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得以重新调整,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世界政治两极时代宣告结束,人类政治进入了多极化时代。特别是全球化进程深刻地冲击了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这一人类政治历史进程的转变相适应,国家理论的关注重点也再次发生变化。一个能够预见的变化是,更多的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另一个多少出乎许多政治学者意外的是,帝国问题又再度受到重视。

  

   正如《千年帝国史》的作者克里尚·库马尔所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欧洲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新的国家由此诞生。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帝国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最近几十年来,无视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改观。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大批分量极重的著作、研讨会以及大众媒体宣传都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帝国研究的重要著作,我们不妨在此随便举些例子:迈克·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the political order of globalizatio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尼尔·弗格森(Nial Ferguson)的《帝国:大英世界秩序的兴衰与全球霸权的教训》(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帖木尔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After Tamerlane: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的《千年帝国史》(Visions of empire: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库柏(Frederick Cooper)的《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权力与差异政治》(Empires in world history: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勒波维克斯(H.Lebovics)的《将帝国带回家:全球化时代的法兰西》(Bringing the empire back home:France in the global age)、列文(D.C.B Lieven)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Empire:Russian empire anditsrivals)、默顿(J. Muldoon)的《帝国与秩序:帝国的概念》(Empire and order:the concept of empire, 800-1800)、珍妮弗·皮茨(J. Pitts)的《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A turn to empire: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萨伊德(E.W.Said)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马丁·托马斯(Martin Thomas)和安德鲁·汤普逊(Andrew S. Thompson)主编的《牛津帝国终结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nds of empires),以及彼得·F. 邦(Peter Fibiger Bang)、C.A.贝里(C.A. Bayly)和W.谢德尔(Walter Scheidel)合编的两卷本《牛津世界帝国史》(The 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

  

   客观地说,帝国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帝国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中,仍然被排除在人类政治进步的范畴之外。但我们不能因之而否认,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历史进程中,帝国曾经是人类的主要政治生存环境。正如约翰·达尔文在《未终结的帝国》中说,“帝国由某个民族或种族的统治者通过影响或政治统治得以掌控其他人而建立,它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大多数地区在大多数时期的政治统治方式,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默认模式”“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是由诸多帝国共同缔造的。事实上,无论是殖民地还是在曾经的殖民地,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洲,这些帝国的遗迹在现代世界随处可见。现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充斥着这些帝国留下的记忆、抱负、制度和不满”。或者如库马尔在《千年帝国史》的扉页中所指出的,“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在留有记录的大部分历史中,人类生活在帝国之中”。因此,若要全面了解人类自己所发明的基本政治制度,不能不研究帝国。尽管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各国政治学者重新关注帝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当全球化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的民族国家认同时,人们对帝国的热情再度高涨不只是历史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者的单纯学术兴趣,而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理论逻辑。

  

   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巨大冲击,促使人们思考全球化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帝国体系曾经是人类遏制国家间的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秩序的最主要结构性安排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结构性安排被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所取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人类造成的最深刻冲击之一,便是开始从根本上动摇基于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体系。全球化对主权国家体系的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跨国公司在相当程度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于分层化和中空化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国家的传统政治职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的基本变量;大量的全球问题使得国家权力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民族国家的认同遇到了新的危机;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既然全球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用以取代帝国体系的民族国家体系,那么,人类接下去将用什么的结构安排来维系基本的全球秩序?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些人便自然想到了传统的帝国体系。例如,麦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那本风靡学界的《帝国》,其副标题就是“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内格里自己也明确说过,他们研究帝国理论主要有三种分析视角,其中两种都与全球化相关:“在对帝国进行界定时,我们使用三种基本的分析手段:第一,我们考察全球化现象;第二,我们分析民族国家的危机;第三,我们追溯本体论层面的社会变化,即,在物质劳动、生产合作和由此产生的生命政治等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全球化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新世界秩序。不仅如此,全球化时代虽然结束了以美苏冷战为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北约国家集团与华沙国家集团之间的对峙,但并未终结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旧的冲突与战争威胁消失了,但大国之间和地区之间新的冲突产生了,人类依然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全球化有利于人类有限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便利的流动和合理的配置,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繁荣,也因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全球化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风险,以及民族文化与全球价值之间的新冲突。联合国竭力倡导和推动的全球治理,对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却远没有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人类仍然需要探寻一种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新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遏制国家间的战争、减少国家间的冲突、增强国际合作与信任,达到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存。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有些人便重新回想起“帝国治下的和平”,并希望从过去的伟大帝国中吸取某些经验。例如,促使库马尔开始系统研究《千年帝国史》的主要动因,其实也是全球化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挑战。他自己在书中明确表示:帝国已经重新回到了政治思考的中心,维护帝国运转的许多要素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人们在全球化时代期待“多元文化主义”,让不同信仰与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和谐相处。帝国从定义上就包含了多元文化因素;帝国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超越民族的”。最后,库马尔甚至公开期待,“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

  

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秩序体系中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也激发了不少人新的“帝国想象”。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宣告结束,国际政治中美苏之间的对峙与平衡也不复存在,美国成为独霸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202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近30万亿美元,人均GDP为6.3万美元,在过去数十年中稳居世界第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世界唯一的通用货币,美国因而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美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也稳居世界第一,无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与其匹敌。除此之外,美国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大事,国防经费支出一直居全球之首,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海外军事基地,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也公认是世界之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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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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