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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玉:30年了,为什么我还要讲弗洛姆?

更新时间:2022-03-22 14:58:25
作者: 郭永玉 (进入专栏)  

  

   导读

   我们生活在启蒙的时代,但不是已经启蒙的时代。

   ——康德

   30年前,我以《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述评》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并以此为基础扩写成专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一书。为什么到今天我还要讲弗洛姆?

   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20世纪的学者,他始终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那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与出路。由于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热切关怀、他的深邃的洞察力和热情洋溢的文风,所以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他的著作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在中国也拥有广大的读者。因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弗洛姆都是一位知名度相当高、而且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影响相当大的人物。弗洛姆的思想背景十分庞杂,他千方百计地把一些不同的思想捏在一起,对它们进行创造性加工,形成一种新思想。对其产生最大直接影响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具体而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病理学。这两种学说好像互不相干,但弗洛姆从中提炼出一些核心的元素,这些核心元素是十分清晰的,也就是构成欧洲文化的基本材料: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二者都是批判和改造现存社会文化的武器和原则,救世主义则是目的和归宿。它们又源自犹太―基督教和启蒙运动。弗洛姆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都受到近代德国及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尽管他们的思想存在巨大的不同。弗洛姆用这些基本材料并借助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进行创造性加工所得出的综合物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

   这种学说所持的价值理想就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一生的事业就是用这种理想的标准来剖析他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并探索实现理想的途径。这个工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因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正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为什么到了20世纪,弗洛姆还要重拾旧业?这是因为启蒙运动过去了,但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启蒙的本意和目标,也就是人的潜能和自由的充分实现是永无止境的。况且,20世纪的人类世界偏离启蒙理想的事件和现象太多了,危机太深重了,教训太深刻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温弗洛姆的思想,不仅没有感到过时,有时反而感到他就是针对今天的我们说的啊!以下论述是作为20世纪启蒙学者的弗洛姆的理论对于21世纪仍然重要的几个主题。

  

   1、现代人的不安全感

   弗洛姆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就是说无论个体成长还是社会发展,总趋势都是个人独立性和力量感的增强。但这一过程还包含另一面,就是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日益疏远,因而越来越孤独。为了克服孤独,人又产生了一种回归和倒退的倾向。所以人“永远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离开动物的存在状态而走向人的存在状态,离开束缚走向自由;另一种是回到子宫,回到自然,回到确定性和可靠性”。前行还是退行,要自由还是要安全?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悖论。人在精神上始终被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和力量折磨着。

   弗洛姆认为,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主要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革新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竞争也不激烈。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个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这样的社会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却给人带来安全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个人”,是从现在的眼光看的。古代人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个人”,也不把他人看作“个人”。自己和他人都是某群体的一员或一部分。

   到了现代社会,人类逐步征服了大自然,人在统治自然的能力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世界,这一世界矗立在大自然之上,人生活于这一世界之中而与大自然越来越疏远。人建造了高楼、开设了工厂、发明了汽车以及各种工业品。但是这些人所制造的东西却反过来主宰了人。因为这些东西不受人的意志控制,而受经济规律控制。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弗洛姆认为,传统社会那种坦率的、富于人情味的关系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利用和相互操纵。市场规律也统治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很显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然建立在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漠视或敌对的基础上,必要时应毫不犹豫地将对方置于死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了冷漠和敌对,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他们彼此间互相利用。商人和顾客的关系也不例外,在商人眼里,顾客只是被操纵的对象,商人只关心赚钱,对于顾客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这一问题不感兴趣。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而且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实质上都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弗洛姆认为现代人会把自己也当作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体力,商人、医生和职员则出卖“人格”。就是说要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国人常说“人才市场”)上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具备一些人格特征,如精力充沛、有能力、有创新精神、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等等。像其他商品一样,是市场在决定着这些人格特征的价值。假如某人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不被市场所接受,那他就会一无所有。如同一件卖不出去的商品,虽然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交换价值,分文不值。

   2、现代人应对不安全处境的心理策略

   因此资本主义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束缚,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增加了,但人的孤独无助、渺小无能、不安全、无意义等消极情感也增强了。人在这种矛盾处境中会有哪些心理与行为反应?这个问题是弗洛姆心理学的核心部分。弗洛姆曾经深入分析了现代人试图通过信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策略来缓解甚至消除上述消极情感,这些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到今天甚至愈演愈烈,这让我们深感弗洛姆理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其后的一些研究者对弗洛姆心理学中的有关主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受到弗洛姆的理论启发,另一方面为弗洛姆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2.1 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心理学中,它是指一种性格或人格,体现在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威权主义性格的主要特征反映在个人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另一方面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自己。权威(authority)是指某种人与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本质在于权力(power)。只要手握权力,就会自动地引起别人的爱慕、倾倒,无权的人也就自动地受到别人的轻视。威权主义性格既崇尚权力,又蔑视权威,既屈从,又反抗,二者似乎相反,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屈从和反抗都是为了争夺权力,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屈从和反抗一样,都出于对权力的依赖、崇拜和追求。

   从世界历史的潮流看,威权主义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它不是现代的,更像是传统社会的遗毒。但它一直没有从世界上消失,有时还成为一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这正是弗洛姆担忧并离开德国的原因,也是促使他写作《逃避自由》(1941)的动力。

   沿着弗洛姆学术思想启发的方向,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研究验证了弗洛姆理论的前瞻性。Miller(2017)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简称WVS)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伴随社会威胁出现的,是民众更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经济发展状况糟糕(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国家的公民更有可能明确地反对民主政治体制,并且更有可能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和政治强人。弗洛姆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要真正从文化心理上实现启蒙的理想,其过程是多么艰难。因为人性中前行与退行两种力量永远是并存的,个体化的两面性也是与人的存在并存的。

   2.2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从心理学来看,它是对本民族的认同,虽包含认知,但更基于情感。情感是比认知更深层、更原始的部分。因此它往往与母亲、家庭、家乡、氏族、种族、国家、教会等有密切的联系,起源于对血缘和土地的依恋以及与此相关的童年经验。

   从弗洛姆心理学的视角理解民族主义,就要从人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入手。除了生理需要,人的基本需要都起源于人的处境,特别是个体化的困境,也就是一方面走向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无援和微不足道。在这种自由与不安全并存的处境下,人有五种基本需要:植根的需要、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每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有健康和不健康两种途径或方式。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母爱、人之爱、创造、自我认同和理性定向,不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乱伦、自恋、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在具体的人身上,决定一个人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取决于哪一面占优势。那些不健康的特征更多地与民族主义相联系。

   弗洛姆系统论证了民族主义是社会成员心理发展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其成员的心理结构中充满着乱伦、自恋、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这样一些停滞于童年或者退行性的心理力量,也就是人性中原始的、幼稚的、无需努力就存在着的那些东西,而独立、平等、创造、自我意识和理性定向这样一些朝向成长的努力向前的心理力量,也就是启蒙精神所鼓励的人性的力量,是需要学习、努力和超越意识引导的力量。当然在具体的人身上,两种力量都是存在的。一个人总体上朝向成长还是朝向退化,取决于两种力量何者占优势。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民族主义只有在个人或社会成员朝向成长的力量占优势并且为了保护民族成员免受奴役,为了保护民族成员的个人生命、自由、尊严的时候才是健康的和必要的。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激烈的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言论。对外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威胁论”,并且很可能阻碍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内而言,在中国青年群体中持续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带来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挤压现实政治的决策空间,导致“民意”裹挟政治的情况出现,更有甚者,不加控制和引导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通过互联网演变为街头政治。

   2.3 消费主义

   如果说弗洛姆对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他早年在欧洲的生活经验,那么他对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不知疲倦地批评则主要是基于他后半生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尽可能生产和尽可能消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现代人被那种买到更多、更好和更新的物品的可能性所迷惑。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是借助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社会通过传媒和市场机制控制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内心世界,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和消费。“世界是我们欲求的对象,是一个大苹果、一个大瓶子、一个大乳房;我们是一些只知吸吮的乳儿,总是期待着、渴求着……”。

当人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水平,要有更多更好的食品、艺术作品和书籍时,这样的消费需要是合理的。但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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