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其主要变化趋向体现在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区域合作格局快速调整、世界经济中心快速转移等重要层面。2020年初爆发、迄今仍在全球肆意蔓延的世纪疫灾，更从多个重要层面明显加速了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演进态势。中国与世界在百年大变局中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关系：中国是世界百年之变的强劲动因，世界是中国百年之兴的厚重背景。为应对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造成的外部环境和全球局势的深广变化，中国必须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全力打造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开放布局。

　　 【关键词】世界变局  疫灾效应  中国与世界  新发展格局  新开放布局

　　 2017年底，在十九大刚刚向国际社会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就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做出重要战略判断：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2020年春，当疫情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日趋凸显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这一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百年大变局之所以受到如此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百年大变局中，中国与世界形成越来越密切的内在关联和越来越强烈的互动关系：世界大变局的每一重要演变趋向，都凸显着鲜亮的中国身影；中国新时代的每一重要演进态势，都凝聚着厚重的世界背景。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世界处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当中，本身即充满着多层面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疫情又在推动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同时，也导致这种不稳定、不确定性更加严重，甚至全面恶化了，从而导致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世界局势空前复杂多变、难以把控。在此背景下，如果依旧延续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越来越难以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尤其是发展的稳定和安全。于是到2020年初夏，习近平总书记又在许多重要场合明确指出，要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秋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这一重要战略思想融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依据这一《建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更使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得以全面贯彻落实。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进行说明时又着重指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要重新回到封闭，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全力打造新开放布局。

　　 本文即拟以上述战略思想为指导，就如下重大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第一，当今世界面临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到底显现哪些重要变化趋向，态势如何？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世界大变局，到底产生哪些重要加速效应，程度怎样？第三，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与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到底形成怎样的内在联系，如何互动？第四，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如何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大变局，怎样选择？笔者深知能力有限，肤浅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一、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

　　 在2017年10月十九大闭幕两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底外交部举办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1]此后又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以致不仅成为中国高层关于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基本判断，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关于这一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主要变化趋向与总体演进态势，各界迄今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如下几大层面似能得到普遍认同。

　　 （一）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

　　 迄今为止的世界，始终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世界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另方面更因为维持世界有机体正常运行的总体规则框架，始终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来制定和掌控的。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一大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了新一轮全球化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形成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且将这一增长优势保持了30年之久。结果必然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比重、地位和影响力快速提升，对始终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日趋深广的影响和空前强烈的冲击，从而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最重要的变化趋向。如前文所述，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底首次谈到世界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时，首先指出的就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务院新闻办2019年9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也明确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2]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基本态势，可从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快速攀升得到明证。若按购买力平价（PPP）来测算，这一占比在2000年仅为43.3%，到2008年即攀升至51.2%，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2020年更攀升至57.6%，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则由2000年的56.7%降至2020年的42.4%。若按名义汇率来测算，这一占比在2000年仅为20.9%，到2020年已攀升至40.4%，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而在全球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即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期也由30%上下攀升至60%左右，同样翻了一番。[3]

　　 （二）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

　　 迄今为止的世界，还始终是由少数大国乃至个别大国主导的世界。一方面是因为大国在世界整体格局中实力和地位举足轻重，如在2020年的全球经济总量中，美国一国占到24.6%，加上中国占到42.1%，再加上日本即“世界前三强”则占到48%[4]；另方面更因为在世界政府缺位的背景下，维持世界有机体正常运行的总体规则框架，或曰国际公共物品，主要由大国、少数大国甚至个别大国来主导和掌控。但到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之后，主要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开始显现快速变化趋向，随之而来的是，主要大国对世界的主导能力和意愿显现快速调整势头，从而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另一重要变化趋向，甚至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中面临的最重要、最核心问题。本世纪以来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总体态势和主要趋向，集中体现于美国、中国和日本等“世界前三强”之间，位居其后的其他大国，无论是“大”的程度，还是“变”的速度，都无须将其作为主要观察对象。而中美日实力对比变化的总体态势与主要趋向，又突出表现为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快速提升，而美国和日本的实力和地位持续下降。如在本世纪的头20年（2000—2020年），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3.5%提升至17.5%，提升了14个百分点，而美国所占比重则由30.1%下降至24.6%，下降了5.5个百分点，日本所占比重更由14.6%下降至5.9%，下降了8.7个百分点。很明显，这20年美日两国在全球经济占比中损失的（14.2个百分点），恰等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占比中得到的（14个百分点）。结果是中国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同期由11.6%提升至71.1%，20年间提升了59.5个百分点。而中国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比重，同期更由不足1/4（23.97%）提升至近三倍（2.97倍）！[5] 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霸权地位甚至“一统天下”，是建立在其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雄厚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的，伴随上述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快速变化，尤其是美国实力和地位显著下降，而中国实力和地位急速提升，美国的霸权地位似乎已不再牢不可破，“天下”也越来越难以由美国独家“一统”。在此背景下，中国虽无意与其争夺霸权，美国却以惯性思维方式，将中国视为其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从而毫无道理地全面遏制和强力打压中国。由此引发的大国战略冲突，越来越成为世界在百年大变局中面临的核心问题。

　　 （三）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

　　 世界百年大变局始终伴随的一个关键议题，是如何对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进行越来越必要的全球治理。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受邀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巴黎）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最严重问题是存在着四大赤字，放在首位的重中之重，就是“治理赤字”，此外还有“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6] 全球治理赤字受到如此高度重视的基本背景之一，是步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全面提速，对全球治理提出更加强烈的需求，而在供给层面，以往担当全球治理主要功能的多边体系却陷入了困境，越来越难以提供充足的国际公共物品，来满足全球化对全球治理空前增强的需求，产生了越来越严重“供不应求”即治理赤字。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更是如此。如在全球贸易投资治理领域，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际贸易投资规模迅速扩大、领域不断拓展、业态全面创新、程序日趋繁杂，亟待调整、完善和强化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而担当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主要职责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却因谈判进展迟缓（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本应在2005年完成，而在16年后的今天仍看不到完成的希望）、重要机制停摆（如被称之为“WTO皇冠上明珠”的上诉机构因美方阻挠成员遴选而陷入瘫痪），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结果是全球贸易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投资摩擦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投资活动的顺利运转和正常扩大。又如在全球金融货币治理领域，面对上世纪90年代后以各种形式在全球蔓延的金融货币危机，担当主要治理职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束手无策、鲜有作为，而为完善和强化其职能的改革又进展迟缓，甚至停滞不前。此外，在气候变化、发展议题等层面，全球治理也存有严重问题，赤字累累，亟待完善和强化。

　　 （四）区域合作格局快速调整

在上述全球治理赤字严重，多边治理体系陷入困境之后，为填补多边体系留下的治理空白，各种形式的区域治理框架开始蓬勃兴起，全面展开，快速推进，以致形成“欧洲—北美—东亚”“三极”格局，且在很长时期，这一“三极”格局还呈“欧洲领先—北美跟进—东亚滞后”的总体态势。但到近期，这一态势却在发生重大调整：领先的欧洲和跟进的北美双双遭遇重大波折，而滞后的东亚却呈全面推进、后来居上之势。在欧洲，英国脱欧已对对欧盟框架造成严重冲击，更严重的是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包括作为欧盟主要支柱的法国和德国，也已形成分裂欧盟的日趋强烈的社会政治潮流。如在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决时，法国正在准备翌年的总体大选，在大选中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形成巨大竞争压力的勒庞（Marine Le Pen），在其竞选纲领中也带有鲜明的“分裂欧盟”、“法国脱欧”倾向。在北美，特朗普上台对美国主导的两大区域合作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先是让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时期全力主推的TPP，后又对克林顿时期美国主导形成的NAFTA“推倒重来”，逼迫墨西哥和加拿大完全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重新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而与此同时，东亚的区域合作却在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主要表现，一是美国退出TPP后，东亚的日本接过主导权，以CPTPP的形式得到全面落实，且其影响和号召力还在进一步扩大，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也提出了加入申请（或意愿）；二是东盟在以其为中心已经形成四对“10+1”和一对“10+2”的基础上，于2012年提出RCEP谈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