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前述张历君之所以能够跨越被后世断裂的多重思想并重塑人物主体，也正是受惠于“双面辩证法”的思路。甚至从此计划出发，张历君还着意构建起一个联结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平台。他在书中有意将瞿秋白与葛兰西等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进行双面对照，这几乎贯穿于每一章不同的理论议题，包括领袖权、有机知识分子、十月革命中“真实的激情”、创化论、阶级个性、现代文化人的内心斗争以及最后的牺牲等，他们对同一理论问题的看法得到并置，相似的经历时刻也不断相互呼应。譬如第一章对瞿秋白与葛兰西领袖权（hegemony）理论的探讨，抽丝剥茧找寻到二十世纪初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相关理论论述作为两者的中介，瞿秋白与葛兰西正是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参加共产国际的语境中形成各自的领袖权观点，他们采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政治语言重新思考中国与意大利的现实问题。这一研究不仅质疑了传统研究中普遍将葛兰西作为领袖权理论原创者的主流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从其所溯之源出发，将既往研究从未关联起的瞿、葛二人进行历史的接合，在此过程中揭示出瞿秋白与世界经典左翼理论的联结、对话、吸收、创造。

　　

　　 因此综观双面辩证法的文脉，其与该书标题中所指涉的跨文化研究框架根本一致。瞿秋白多层次的跨文化现象呈现出辩证法的节奏，反之，也正是辩证法强调矛盾与流动的叙事逻辑才将瞿秋白如此深刻丰富的“跨文化现代性”充分表现出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人种志学者费尔南·奥尔蒂斯（FernandoOrtiz）最早提出有影响力的“跨文化”或“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之说，指出在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中，即使是强势文化也会遭到改写并且会出现文化的创新，这改变了传统认为的强势文化单线影响弱势文化的观点（FernandoOrtiz.CubanCounterpoint：TabaccoandSugar）。而九十年代，跨文化的理念方法在学界明显得到重视，研究者主张文化的根本存在形态便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织，以区别于单一文化、间性文化（interculturality）或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ty）的文化本质论（WolfgangWelsch.“Transculturality：ThePuzzlingFormoftheCulturesToday”）。台湾学者彭小妍较早将跨文化方法实践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之中，她不仅强调对国界与语言的跨越，并且延伸至诸多二元范畴的拆解，如“过去/现代、精英/通俗、国家/区域、男性/女性、文学/非文学、圈内/圈外”（彭小妍：《浪荡子与跨文化现代性》）。

　　

　　 张历君的跨文化视野便是在此脉络中形成，并且与彭小妍的观点密切呼应。他在书中始终以瞿秋白的跨越性作为理解和阐释的基础，在其叙述下，瞿秋白跨越了民初西欧、日本和中国的思想界限，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左翼与右翼的对立，“将来自各种不同文化脉络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转化成崭新的思想和书写轨迹”。也正是在跨文化或辩证法的书写中，瞿秋白的思想理论、意识体验、文体书写以及革命牺牲等，都不应当以正统的西方马列左翼论述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而是应当肯定其如何跨越诸多纯化的资源界限形成创新。这是中国早期左翼知识分子对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独特贡献，也是中国所建构的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性意涵。

　　

　　 （《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张历君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0二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