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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飞:莫斯时刻与法国思想的谱系

更新时间:2022-03-21 23:55:49
作者: 李英飞  

   法国人似乎向来就有写作短小精悍之作的传统, 但是布鲁诺· 卡尔桑提(Bruno Karsenti) 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这本《莫斯与总体性社会事实》简练到足以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只是一本研究马塞尔·莫斯学术思想的著作。事实上,这本小书在出版伊始便可奠定其作为莫斯研究经典之作的地位,因为当所有人都在诉说莫斯思想缺乏体系又与涂尔干思想有着难以理清的关系之时,卡尔桑提却在此书中以《礼物》一书提出的“总体性社会事实”概念为切入点,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莫斯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克服了涂尔干社会学传统的内在困难,推进了该学派的发展。

  

   然而,卡尔桑提并未止步于此。在此之前,莫斯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莫斯研究,就莫斯而论莫斯;另一类则是从莫斯那里获取灵感或思想资源来发展自身理论的作品,或者说,作者在推进莫斯思想研究的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理论的发展。卡尔桑提的这本著作可谓另辟蹊径,将后者注入到了前者。因而,在阅读这本以《礼物》为主题展开的小书时,不禁让人进入到了类似列维-斯特劳斯当年阅读《礼物》时的情形:“心潮澎湃,脑路大开。”因为卡尔桑提接下来的分析犹如“走线之针”,不仅将莫斯的个人成就与涂尔干学派的其他成员关联起来,还将其与法国社会学传统乃至法国现代哲学贯通起来,为我们呈现出了涂尔干传统作为二十世纪法国理论中最富活力和作为法国理论基石的一面。

  

   为何要这样做?时隔三年后,也就是一九九七年,卡尔桑提在新出版的《总体的人:莫斯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一书对此做了回答。他要解释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动力推动了当代法国哲学和科学思想中特定认识论构型的迁移和转变。这一疑问来源于他在法国社会学中看到了“一种概念性形式”的出现,而“这种概念性形式又渗透到与之相关的知识体系中,并与之不断重新构成新的关系:民族学、生物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也就是说,卡尔桑提在法国哲学和人文科学内部看到了一种认识论的转型。在二0一一年新版的《总体的人》“序言”中,卡尔桑提说得更为清楚:“《总体的人》是在一本伟大著作的阴影下写成的,在某些方面只是这本书的延伸,并作为一种方式进入其副标题。”这本伟大的著作就是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由此可见,正是从《词与物》中,卡尔桑提获得了整个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

  

   卡尔桑提再次回到福柯的问题,显然并不是要重复福柯的工作。卡尔桑提认为,福柯的认识论构型概念和考古学视角,为他提供一种介入到当代思想领域的方式。在福柯那里,认识论构型或知识型是指“知识空间内那些产生了经验认识之各种形式的构型”,探究它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发现诸认识和理论在何种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知识依据哪个秩序空间被构建起来”。所以,与福柯一样,卡尔桑提也试图要讨论“从一个基础到另一个基础”,考察知识空间总体知识秩序的转换所依赖的基础,但他将目光聚焦在了十九世纪以来,即福柯所讨论的从由康德人类学开启的人文科学的出现到对康德人类学退出的精神分析和民族学的这段历史。

  

   福柯此處提到的法国民族学,就是英美学界熟知的人类学。因而卡尔桑提考察的是从十九世纪以来的法国人文科学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他关心的是结构主义在接受这种知识秩序转移,即在“对康德主义和后康德主义的退出”时,所依赖的—被他称作某种人类学的第二个基础—“总体的人”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理解接下来结构主义乃至人文科学发展的关键。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总体的人”这一概念性形式作为哲学和人文科学新规定的知识对象,不仅释放出新的知识空间,而且仍然影响着当前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还未定型,仍处于调整之中。所以,在卡尔桑提看来,为了理解“当前哲学和人文科学十字路口上的关键问题,有必要经历莫斯时刻”。

  

   实际上,卡尔桑提选择从社会学角度开展人文科学考古,不仅是因为福柯几乎没有提到,甚至系统地回避了社会学这门科学,而且还因为对于法国思想史而言,人文科学具有独特的地位。按照福柯的观点,由康德开启的现代哲学人类学构型,使得对人的形而上学思考转变成了对被赋予人的一切经验所做的分析,即将“具有经验特征的人”作为自己的知识对象,因而,这一转变在促使人文科学(人文科学首先是经验科学)的出现的同时,亦引发了人的科学与诸简单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持久争议。简言之,人文科学由此陷入了难以克服的不稳定状态,因为诸简单科学会不顾人文科学这个基础,冒着“心理主义”“历史主义”等危险去寻求自身基础,而人文科学只有抑制住这些独立倾向,将彼此关联起来才能存在;同时,人文科学还与哲学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因为人文科学要求将先前哲学领域的一切作为自己的分析对象,而哲学本身是要超越这种经验性的。

  

   卡尔桑提认为,法国的人类学一开始也不是派生于哲学而就是哲学本身。也就是说,由观念学家卡巴尼斯(Cabanis)于一七九六年借助德文“人类学”创建的“人的科学”(science de l’homme),即对人的身体、智力和道德所做的综合研究,遵循的乃是古希腊哲学一样的目标:试图对其研究对象做整体的把握以获得其全部的知识。只不过人文科学以自己的方式和程序处理了传统上被称为哲学的问题,因此,与其说现代哲学是对一种永恒哲学的放弃,不如说是哲学反思在某个历史阶段的迁移和转变,从而消解了福柯所说的哲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矛盾。但是,人文科学的法国版本,并未因此而规避掉福柯所说的人文科学与诸科学之间的不稳定状态,而是在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这些具体科学领域之间不断迁移。

  

   如果说在社会学出现之前,法国人文科学沿袭的是福柯所说的生物学模式发展,那么社会学的出现则使法国的人文科学具有独特的一面。卡尔桑提认为,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种知识模式是法国人文科学发展的独特组织路径,先是人类学与哲学,然后是社会学与哲学。社会学提出,认识人首先是把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来认识,意味着在法国思想中,处理社会就等于处理人这一特殊的哲学对象,因此,社会学也具有了类似人类学一般的哲学地位。涂尔干明确说过大革命之后诞生出了一些关于人的科学和关于社会的科学,而社会学与心理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在卡尔桑提看来,正是大革命后对人的认识和社会法则的认识这两个主题的统合延伸,才促成了社会学这一独特地位。

  

   然而,用社会学来处理人的科学的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比之前人类学遇到的困难要小。因为从涂尔干那里可以看到,用社会性(socialité)来作为人存在的本质特征,只能以牺牲个体经验知识为代价,这种认识论配置因而也随即陷入了不稳定状态。所以,法国的人文科学的认识论配置中,除了在生理主义和心理主义之间的对立之外,还叠加了另一层个人主义和社会学主义之间的对立。事实上,正是这层叠加的新关系成为莫斯提出“总体的人”的基本理论动力。

  

   当我带着这样的认识回到《莫斯与总体性社会事实》一书时,就会发现卡尔桑提由此带来的洞见非同寻常。该书一开始便肩负着这样一种双重使命:既要关注莫斯自身的学术工作,又要关注莫斯前后有关人的知识空间的认识论构型,似乎唯此才能呈现“作为哲学和科学思想演变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所以,在最接近涂尔干的地方,我看到了“总体性社会事实”概念,而在最接近列维-斯特劳斯的地方,则看到了“总体的人”概念。所谓莫斯时刻,就是指莫斯为克服涂尔干社会学所带来的不稳定状态,从前者到后者实现新一轮综合的过程。

  

   按照卡尔桑提的说法,贯穿于法国哲学和人文科学的主线是对人做总体研究的追求。莫斯的新一轮综合就是对生理主义、心理主义和社会学主义的综合,本质上是要为这些科学乃至哲学重新确立研究对象。但是,由于社会学对个体经验维度的拒斥,只会带来一种社会本体论。所以,社会学将社会性视作人的最高体现,就已经表明对康德的主体主义和与之相关的超验观的退出,而不是到了结构主义才开始和实现的。再加上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竞争关系,更是强化了这一点。这两门科学之间的持久冲突和较量,从孔德时代一直持续到涂尔干时代,直至发展出了两个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所以,直接导致的结果,不仅我们难以理解涂尔干的“社会”概念,就连涂尔干学派的成员哈布瓦赫都指出,涂尔干对自杀现象的解释“第一眼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连第二眼都是矛盾的,因为我们平时在解释自杀的原因的时候,方向跟这个完全相反”。因为对于自杀的个体来说,这“完全是出于自主性和自由选择”。

  

   因此,莫斯的新一轮综合,第一步要做的是对心理主义或个人主义与社会学主义的综合,就是要克服涂尔干拒斥个人主体经验所带来的解释上的困难。“总体性社会事实”由此提出。

  

   卡尔桑提认为,在莫斯这位社会学家的所有作品当中,没有一部比《礼物》更为详尽地阐述了“总体性社会事实”这一概念了,而且《礼物》一书如此切近涂尔干但又如此不同于涂尔干。莫斯开篇就说:“在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和其他为数甚多的文明之中,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理论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显然,这已超出涂尔干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因为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只具有义务性或强制性一面。莫斯似乎不再局限于强制性而是要将个体自由的维度也纳入进来。所以,卡尔桑提一开始便提出:“礼物真的是社会事实吗?”莫斯试图借助总体性社会事实概念对研究对象的重新规定,来赋予涂尔干社会学一个具体的维度。

  

   于是,社会学解释不再是某种完全不同于个人理解的“社会欺骗”了。莫斯用“负有义务的自由或自由的义务”的方式,这种最真实具体的个体主观层面的自愿性,证明了涂尔干所说的社会的强制性。莫斯说:“赠送的一方却表现出夸张的谦卑……一切都力图凸显出慷慨、自由和自主以及隆重,但实际上,这都是义务的机制。”而由此推展出来的新维度,又让莫斯一举超越涂尔干以及同辈达维(GeorgesDavy)所坚持的诸如契约、法律和义务性概念等这些单纯的范畴。因为夸富宴呈现出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乃至美学上的诸制度总体,以及诸如“馈赠某物给某人,即是呈现某种自我”“而我之所以把自己送出去,那是因为我们亏欠了别人,不仅亏欠了自我也亏欠了物”等说法都说明:由礼物制度所表达出来的相互交织状态,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就再也不能被拆解为可以分别进行考察的制度、机构或者价值”,而只能以一种完整的或“总体的”方式被活生生地呈现出来;所以,礼物交换又意味着“群体的生活和人的生活就表现了同一个东西,并在一种彻底的、不间断的连续性上展开”。

  

   “整全性就等于具体性”,这是莫斯借助“总体性社会事实”概念赋予社会学研究的新特征,而由其释放出来的知识空间足以说明,莫斯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克服了涂尔干社会学传统的内在困难。不过,要在“总体性社会事实”概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莫斯如何实现对生理主义的综合,并开启了之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则需要离开涂尔干诉诸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关联了。

  

法国人文科学确实需要一个新的基础了。一九二四年,也就是在《礼物》最终成稿的同时期,莫斯在心理学会上做了一次关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实际关系与实践关系》的报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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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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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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