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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描述、诉求和评判——从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视角看

更新时间:2022-03-21 17:19:25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 要: 只有凭借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分类,我们才能澄清描述、诉求和评判三种语句之间的微妙异同:描述是主体纯粹基于认知需要针对事实及其价值的本来面目做出的认知性指认,诉求是主体基于各种需要针对事实的价值意义表达的意志性欲求,评判是主体基于认知需要以及非认知需要针对事实的价值意义做出的认知性指认。进一步看,在悬置了非认知需要的前提下,包含非认知价值负载的应然性诉求和评判也能转型成非认知价值中立的实然性描述,并构成具有真假认知价值的科学研究对象。

  

   自从休谟提出“是”与“应当”的质疑后[1]509-510,西方主流学界往往主张,只有“描述”才涉及“事实”,“评判”以及“诉求”则涉及“价值”,并在二元对立架构中将它们割裂开来,结果难以说明三者的微妙关联,迄今也未能解答是与应当之谜。笔者在《怎样从事实推出价值——是与应当之谜新解》(以下简称“前文”)里[2],曾诉诸“需要”的中介作用将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并主张评判是针对价值性事实的描述,不可与针对价值性对象的诉求混为一谈。本文试图在前文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区分“认知”与“非认知”两类不同的需要,具体解释描述、诉求和评判三种语句之间的复杂互动,指出“非中立”评判和诉求转型为“中立性”描述的关键条件,以求找到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谜底。

  

一、两类不同需要以及描述与诉求的区分


   本文区分“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首要理据是:虽然它们都是人们在自觉心理中由于自己的存在出现缺失才会形成的“想要”弥补这些缺失的“意欲志向(意志)”,但在将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目标和内容方面,又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差异。其中,认知需要首先是指求知欲或好奇心,能够激发人们通过从事经验感知、逻辑思维、直觉领悟等认知行为,指认和说明各种事实的存在状态。人们也是根据这类认知需要,设定了用来评判认知行为及其结果的基本价值标准:符合事实真相的就是正确的认知,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因此具有正面的真值;扭曲事实真相的则是谬误的认知,非但不能满足人们的求知欲,反倒还会加重认知方面的缺失,因此具有负面的假值[3]。

   相比之下,非认知需要可以再分成道德、实利(实用、功利)、信仰、炫美(审美)四种,分别能够激发人们从事道德践履、物质生产、宗教活动、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广义实践行为,通过运用和改变各种事实,达成人们的有关目的。人们也是根据这类非认知需要,设定了用来评判各种事实和实践行为及其结果的基本价值标准:有助于人们满足需要的就是好(善)的,有碍于人们满足需要的则是坏(恶)的;防止了不可接受之恶就是对(正当)的,造成了不可接受之恶则是错(不正当)的。中国哲学传统关注的“知行”关系,西方哲学传统关注的“认识与实践”关系,就是与这两类不同需要的区分密切相关的——虽然以往哲学家的关注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两类不同行为的对象和结果上,很少进一步挖掘两类不同需要在它们背后作为心理动机发挥出来的深层效应。

   区分了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我们就能先把描述与诉求两类不同的语句直接区分开了:描述是人们纯粹基于认知需要针对事实及其价值的本来面目做出的认知性指认,因而总是涉及存在之是;诉求是人们基于任何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和非认知需要)针对事实及其价值对于自己满足这些需要具有的意义效应表达的意志性欲求,因而总是涉及应当之为。换言之,诉求作为意志的表达可以来自任何需要,但描述作为事实的指认只能来自认知需要,因为非认知需要是无法直接推动人们认知事实之是的(或者说“认知事实之是”不是非认知需要的功能),只有通过影响认知需要的途径,才能间接发挥激起认知行为的效应。例如,我在缺失营养的情况下,就会基于实用需要产生“想要吃点东西”的实利诉求,从而启动我的好奇心,试图通过事实描述和价值评判弄清楚周围有没有食品、属于什么种类、是不是变质了等等,由此指导我的进食行为,满足饥饿的需要。由于这个缘故,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虽然性质上不同,在现实中却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集中表现为认识与实践的关联,如认识从实践来,又能指导实践等[4]。

   在涉及那些本身“不包含非认知价值负载”的事实(前文称之为“非价值事实”,如日月山川、花鸟虫鱼等自然现象)时,描述与诉求的上述区别表现得很清晰。例如,我们很容易就能把“这是一朵花”“那是一座山”的描述与“我想要吃点东西”“你应当纠正这个谬误”的诉求区分开:前两个语句只是指认了花或山“是”怎样存在的(这也是自然科学的任务),没有表达人们的任何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后两个语句只是表达了人们“应当”如何做(包括从事认知行为)的意欲志向,没有直接指认事实的存在,只能间接地激发求知欲,推动人们了解食品或谬误“是”怎样的。这种反差也是西方主流哲学把事实与价值嵌入到二元对立架构之中的一个主要理据:既然事实描述总是指向了存在之是,价值诉求总是指向了应当之为,两者之间似乎就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了。

   前文诉诸需要将是与应当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否定了这种二元对立架构,指出:人们在现实中总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赋予各种事实(存在的东西)这样那样的价值负载(满足人们需要的意义);换句话说,从事实虽然不可能直接推出价值,却能够经由需要的中介间接地推出价值。不过,前文还没有注意到两类不同需要会给是与应当的关系带来怎样复杂的内涵。举例来说,在区分后我们会发现,认知需要如同非认知需要一样,也能提出自己的意志诉求,并且因此赋予认知行为及其结果或真或假的价值意义,从而确立起“真”与“假”的标准,做出像“真理好而谬误坏”、“我们应当追求真理,纠正谬误”这样的评判和诉求。就此而言,虽然所有的事实描述都是来自人们的认知需要,但认知需要自身却不像这些事实描述那样位于认知的维度上,而是像非认知需要那样位于意志的维度上,能够提出与非认知需要有所不同的价值诉求。

   这样,描述与诉求之间貌似一清二楚的区分,就变得纠结起来了:既然有关自然事实的描述也是基于认知需要形成的,它们就不可能完全摆脱一切价值负载,以炉火纯青的“价值无涉”方式存在了。相反,哪怕再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必然负载着或真或假的认知价值,只是对所有的非认知价值保持着中立态度罢了。韦伯有关“价值中立”的说法以笼统的方式指出了后面一点[5]37-38,却未能看到同样重要的前面一点:认知需要也有联结事实与价值的效应,以致事实描述总是潜含着“趋真避假”这种特定的意志诉求和价值负载,没法做到完全彻底的“价值中立”(对于认知价值也保持中立),只能做到有所限定的“非认知价值中立”(只对非认知价值保持中立)[6]。有鉴于此,我们在出于行文方便的考虑运用“价值中立”的术语时,就有必要意识到它的这个片面性缺陷,仅仅在“非认知价值中立”的严格意思上理解运用它,以免落入只是把善、利、信、美的非认知价值视为“价值”,却不把真的认知价值视为“价值”的陷阱。从某种意思上说,是与应当的关系之所以构成了西方学界束手无措的难解之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事实与价值、认知描述与意志诉求(以及价值评判)不是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的,而是始终存在这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缠绕交织。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类交织缠绕,就一笔勾销了两类不同需要的本质差异:与非认知需要不同,认知需要提出的意志诉求只是促使人们如其所是地指认和说明各种存在的东西是怎样的,以求揭示事实的真相,诸如“我想要了解这朵花的生理特征”“你应当仔细答题”“科学研究不可弄虚作假”之类。相比之下,像“我想要吃点东西”“你应当提高艺术修养”“谁都不可坑人害人”这样的意志诉求,尽管同样运用了“想要”“应当”“不可”这类体现了人性逻辑与语义逻辑相统一的字词[7],却主要表达了人们应当怎样运用和改变各种存在的东西,以求达成非认知目的的非认知需要,因此总是涉及“改造世界”的领域,而与旨在“认识世界”的求知欲或好奇心存在鲜明的反差。

  

二、价值评判的定位及其向事实描述的转型


   两种不同需要的区分既构成了我们辨析“事实描述”与“意志诉求”的前提,同时也是我们对“价值评判”进行定位,说明它何以转型成“事实描述”的关键。

   前文已经谈到,一方面,恪守二元对立架构的西方主流学界很少把评判与诉求区分开,往往不加辨析地把“这是一朵美丽的花”与“我想要种花”都说成是价值评判,并与“这是一朵花”的事实描述对立起来。另一方面,麦金太尔等人在试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架构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事实描述与价值评判混为一谈,断言“这房子着火了”与“那蘑菇有毒”都是能够引导人们行为的“纯粹事实性论断”[8]231-232,① 却没有看到前者是事实描述、后者是价值评判的内在差异。这里试图依据两类不同需要的区分,揭示西方学界为什么在这方面走入误区的深层根源,同时在澄清价值评判与意志诉求以及事实描述的区别和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非中立价值评判如何转型成中立性事实描述的微妙机制。

   首先,在道德、实利、信仰、炫美的非认知领域里,评判与诉求都会涉及非认知需要。例如,倘若我没有炫美的需要,就既不会做出“这是一朵美丽的花”的评判,也不会生成“我想要种花”的诉求。西方主流学界主要是依据“两者都有非认知价值负载”的共通处,才将它们等同看待的,却忽视了彼此的差异:在非认知领域,任何诉求都是仅仅基于非认知需要提出的,不会直接涉及认知需要,因此总是位于意志(而非认知)的维度上;相比之下,任何评判虽然肯定会涉及非认知需要,同时却又是基于认知需要做出的,因此与诉求不同,不是位于意志的维度上,而是如同事实描述一样位于认知的维度上,只不过在受到非认知需要的影响这一点上,与不涉及非认知需要的事实描述有所区别而已。

   以刚才的两个语句为例:如果说“我想要种花”的语句主要表达了我基于炫美需要形成的意志诉求,那么,“这是一朵美丽的花”的语句虽然也涉及我的炫美需要(我是因为这朵花让我愉悦才把它评判为美的),同时却又是基于我的认知需要说出的,试图指认这朵花能够满足我的炫美需要,对我具有正面炫美价值的“存在之是”。当然,这个定位并非因为其中有个“是”字(“这朵花很美”的语句没有“是”字,照样构成了一个认知维度上的价值评判),而是因为它旨在从认知视角出发,指认和说明这朵花对我具有炫美价值的意义效应,所以才与“我想要种花”的语句直接表达了我基于炫美需要形成的意志诉求很为不同。

也是由于价值评判直接基于认知需要的缘故,与西方主流学界的主张相反,它如同事实描述一样有着认知维度上的真假价值:倘若我内心的确认为这朵花美,我说“这是一朵美丽的花”,就如实展示了我对它的炫美价值的真实体验,属于正确的认知,如同“这是一朵花”的事实描述属于正确的认知一样。并且,即便其他人都认为这朵花丑,只有我认为这朵花美,仍然不足以否定这个价值评判对我来说的真实性(真诚性)。反之,假如我内心不认为这朵花美,只是为了迎合其他人才说“这是一朵美丽的花”,则刻意扭曲了我的真实体验的本来面目,属于虚假的知识,如同“这是一棵草”的事实描述扭曲了这朵花的本来面目,属于虚假的知识一样。并且,即便其他人都认为这朵花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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