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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春:易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更新时间:2022-03-20 21:01:32
作者: 王新春  

  

   80年代以来,大陆的易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老一辈学者研究的中心在《周易》经传,当今学界则不仅对于《周易》经传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探索,而且开始逐步突破这一研究领域,树立起更为宏大的研究视野,确立起“易学”和“易学史”这类明确概念,使得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切入的真正意义上的“易学”和“易学史”研究开始艰难起步。易学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在不断加强,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唯成绩的背后尚存有不少问题,其中,关涉到易学研究大局的最为突出的问题,约而言之,则有三:其一,部分学者没有真正理清《周易》经与传之间的根本性差异,程度不同地重蹈起以(依)传解经的传统诠《易》路数;其二,部分学者对易学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仍显得远远不够,特别是某些学者对传统易学中的两个基本派别,即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尤其是对象数学派,存在某些颇值商榷的错误认识;其三,部分学者及相关人士对易学中“学”与“术”的划分认识不清,识见不明,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易学研究,引起人们对易学本身的种种不必要误解,妨碍了易学研究的健康、深入开展。笔者试对以上三个突出问题略陈一得之见。

   一

   问题之一:就作为原典的《周易》经传而言,传对经的诠释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诠释?是一种文字学意义上的大致忠实于“原意”的一般性诠释,还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颇富原创力的融旧铸新的创造性诠释?以(依)传解经的传统路数究竟是否应当被摒弃?

   闻一多、郭沫若、李镜池和高亨等老一辈学者所从事的易学研究的中心领域是《周易》经传,他们凭借丰厚的学养和超迈前人的学术胆识,拨开层层历史积尘和迷雾,着力探讨了经传的思想文化内涵,揭示了经传间的关联与异同,尤其是二者的本质性差异,打破了传统易学中视为当然的相沿两千年之久的以(依)传解经路数,为人们了解经传各自的“本来面目”,理清由经至传的思想迁变,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这一巨大历史性贡献,是沉溺于传统经学的学术氛围内而难以有所突破和有所超越的古代乃至近代经学家、易学家们所断难想到与做到的,也是那些依然深受传统学术识见之影响与障蔽、背有沉重传统学术包袱的当代学者们所望尘莫及的。尽管这些老一辈学者的某些具体论述、结论和诠释因其所存有的历史性局限而业已过时,尽管他们的另一些具体论述、结论和诠释也仍颇值商榷,但是,他们的上述巨大历史性贡献,作为人们对于《周易》经传认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老一辈学者指出:经与传是不同时代的作品,它们之间差异很大;今人治《易》,当经传相分,就经而治经,就传而观传,参经而明传之所自来,观传而明经传之所异,不宜再以包括象数学说在内的传的相关思想强解经文,不容混淆经与传间的界限。此可以李镜池、高亨先生的论述为代表。

   李镜池先生说:“《传》的作者,对《经》所载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已经不很了解,从‘卦象’、‘卦位’、‘卦德’来寻究《易》文,喜欢用引伸发挥的方法来阐发儒家思想”;其对经的解释,“合的少,不合的多。主要的原因是时代不同,思想也就不同”。他主张:“今天我们研究《周易》,首先要把经与传分开。因为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不能混为一谈。《易传》之作,主要是借解说经文来阐发作者的思想主张”,“但自汉儒传经以来,历来抱着《易传》不放,以传解经,以传代经,所以无法还经文的本来面目”。

   高亨先生说:经是筮书,传虽是对筮书的注解,然而它是“借旧瓶装新酒”,已“超出筮书的范围,进入哲学书的领域”;“《易传》解经与《易经》原意往往相去很远,所以研究这两部书,应当以经观经,以传观传。解经则从筮书的角度,考定经文的原意,不拘牵于传的说释,不迷惑于传为经所涂的粉墨脸谱,这样才能窥见经的真相。解传则从哲学书的角度,寻求传文的本旨,探索传对经的理解,并看它那一点与经意相合,那一点与经意不合,那一点是经意所有,那一点是经意所无,这样才能明确传的义蕴。而自汉以后,两千余年,注释《周易》的人约有千家,都是熔经传于一炉,依传说经,牵经就传”,“不能尽得经的原意,而且失去传的本旨”。

   时过境迁,近年来,随着易学研究的再度热络,历史好像经历了一次大的迂回,又将《周易》经传之关联与异同一类的老而又新的问题摆到了学者们面前,促使其就此重新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极为必要的,它是当今易学研究深入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反思的结果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部分学者重新回到了以(依)传解经的老路,大有否定老一辈学者上述巨大历史性贡献、推翻其经过艰苦探研方得出之可贵结论之趋势。

   究竟孰是孰非,重新审视一下《周易》经传本身即见分晓。

   (一)《周易》古经的学说架构

   古经是一部卜筮之书,大致问世于西周初期。古经开示了一种在世界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所仅见的奇特学说架构:将一些独特的符号画(卦爻画)与一些简约的文辞(卦爻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透过二者的互诠互释,表达某些特定的思想内涵。就此,古往今来,学者们进行了反复的契会与解读。问世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即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解读之作。

   我们的解读是:古经的体系是一种占筮体系,此一体系笼罩于占筮的神秘氛围之下,作为其基本构成要素的卦爻画与卦爻辞,即充任着表征和诠说占问事项吉凶休咎情状工具的角色:卦爻画以符号的形式表征、蕴示着占问事项的吉凶休咎情状,卦爻辞则以文字的形式诠说和彰显着这种吉凶休咎情状,乃至继而开示相应的趋避对策等。依古经作者之识见,卦爻辞由卦爻画而来,由卦爻画所表征、蕴示的吉凶休咎情状所引发,因而也是卦爻画及其所表征、蕴示的吉凶休咎情状的诠释者;与此同时,卦爻画的存在,反过来亦正可以“印证”卦爻辞之所云,透显卦爻辞之意蕴,昭示卦爻辞之所以然。因此,正是在被用作表征和诠说占问事项吉凶休咎情状工具的过程中,卦爻画与卦爻辞结成了上述双向互诠互释的密切关系,它们基于这种密切关系,紧相配合,互显着其内蕴。这才是古经学说架构的实质。此时的卦爻画,显然并无表征宇宙间各类物象的明确内涵,卦爻辞自然也就不能遽视为因卦爻画所表征、蕴示的物象所引发了。

   当然,因古经毕竟是先民占筮活动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晶,是先民抽象思维能力尚未得以开发情势下的产物,所以,经过加工而写定的古经之卦爻辞,仍带有先民当时筮问各种具体事项的明显痕迹,某些卦爻辞甚至直接就是当时一些具体筮问事项的“实录”。而且,就总体而言,卦的卦爻辞就事论事的现象在在可见,形象化、诗化的色彩相当浓厚,凸显出一种具象思维的特征。正是在这种具象思维的理路下,卦爻辞每每透过一些具体事物形象,诠说和彰显卦爻画所表征、蕴示的吉凶休咎情状。

   (二)《易传》对古经的契会与诠释

   作为易学史上就古经作出最早、最为系统、完整而又最具权威性解读之作的《易传》,其解读系从象数的角度切入,本着象数、义理(易理)合一不二的理路展开的。

   具体言之,其一,在道家、阴阳家等相关各家的影响、启发下,传吸纳阴阳学说与刚柔观念,以阴阳刚柔诠释经的两种基本爻画,又视爻画之不同叠组所形成的卦画蕴示着阴阳二气、刚柔两性或两种相反势力的消长盈虚,以阴阳论与刚柔观贯穿经的整个学说体系,从而使阴阳学说(内在地涵蕴着刚柔观念:阳刚而阴柔)成了《周易》及历代易学的精髓或基本学说。

   其二,《左传》、《国语》载有22条春秋时人利用《周易》古经及其他《易》书占筮、论事的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春秋时人已开始明确以《易》卦表征各种物象,初步提出了一些卦象成说。例如以乾表征天(《国语·晋语》),以坤表征马、土(《左传·闵公元年》),等等。传赓续为之,一方面提出了更加系统、完整的经卦卦象说体系(集中于《说卦传》,并散见于《彖》、《象》诸传),另一方面又进而创造性地发明了“爻位阴阳说”、“当位、失位说”、“中位说”、“三才之位说”、“得应、失应说”以及“乘、顺(承)说”等爻位爻象义例,从而首次开显出《易》的系统象数思想,真正显示《易》的象数学内涵和象数学方面的特色,使得卦爻画这些原先只表征吉凶休咎之意的神秘占筮之符,变成了表征宇宙间万物万象万变的符号。

   其三,在此基础上,传继之对经的学说架构与体系作出了全新解读。在传看来,质言之,经的学说架构就是一种象数与义理(易理)合一不二、双向互诠互释的学说架构,正是由于这种架构的确立,才使得古经六十四卦展现为一种统一的卦爻画与卦爻辞合一不二、双向互诠互释的外在形式架构。准此,传对经进行了系统诠释与论阐。通观这些诠释与论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卦爻画有其特定的象数内涵,这类象数涵蕴着相应的义理(易理),此类义理(易理)又通过卦爻辞得以初步表达。由此,象数成了《易》之根,它是义理(易理)的表征、蕴示者,由象数发而为义理(易理),由义理(易理)来揭举象数之所蕴的《易》之独特理论模式建构了起来。通过以上的全新解读,在传那里,经成了一种象数与义理(易理)紧密合一的体系,此一体系根乎象数而又终归于义理(易理)。《周易》的理论视野被大大地拓宽了,其理论本身也变得博大精深起来。

   因而,传本于经,更是空前地升华了经,经与传之间,无论是就其学说架构、思想内涵而言,还是就其学术层次而论,都存在明显的、根本性的差异;象数、义理(易理)合一模式最终是由传创立起来的,而不能认定其为经所固有。此亦雄辩地说明,老一辈学者所提出的解经释传路数,仍是基本正确的,近年来部分学者程度不同地重蹈以(依)传解经之老路并不足取。

   二

   问题之二:究竟应当如何估价当今易学史研究的现状?就易学史的具体研究而言,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历代易学对《周易》经传的诠释与阐衍?是以一般文字家的眼光看待之还是以哲学史、思想史家的视野观照之?如何审视和评判易学史上的两个基本派别?

   (一)当今易学史研究的现状及易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易传》问世之后,自两汉时代起,研究和阐发《周易》经传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即易学,一股易学的活水长流随之出现。就主流而言,这种专门之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出高度的哲理性,它深深地影响了传统儒学及其他各家学术,影响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五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的易学研究,基本停留于《周易》经传,易学史的研究则一直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学者们大都借自己对《周易》经传的理解,理解着易学史,理解着自己所触及的易学史片段。近年来,虽然先后出版了几部与易学史有关的专著,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易学史方面的文章,但是,这种局面仍未被完全打破,易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显远远不够。

   我们认为,有鉴于易学本身的特点,有鉴于易学及易学史在传统哲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对其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就很难实现对于传统哲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很好把握。而且,单就易学史的研究而言,即使了解了《周易》经传,也并不能保证人们对易学及易学史会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因为后代易学,其对《周易》经传既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研究易学,必须对易学发展的历史有一种宏观的总体把握。而且,也唯有了解了易学的源流迁变,才能更好地理解《周易》经传,更为准确地把握其学术价值和意义,给以合理的历史定位,否则,对于经传的认识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凡此种种,已足以说明易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二)历代易学之对《周易》经传的诠释与阐衍及应如何看待这种诠释与阐衍

在《易传》所建构起的全新《周易》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薪火递传,历代易学对《周易》经传进行了反复的诠释与阐衍,使得《易》之慧命生生日新。对此诠释与阐衍,近年来的易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突出问题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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