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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惠岭:丰富和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司法规律

更新时间:2022-03-19 19:26:28
作者: 蒋惠岭 (进入专栏)  
党中央制定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意见,开始分批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行“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模式,堪称司法的“世纪之变”。尽管这项改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一些省内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省级财政状况不佳的省份放慢了整体推进的步伐,但其仍对于审判独立原则的实现具有深远意义。

   其二,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与司法地方化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法院的司法管辖区与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完全重合。由于法院在人财物方面受制于同级地方政权,所以司法管辖区难以超出行政区划。这种框架既不利于审判独立,也造成了法院设置和司法资源配置方面的不合理,亟需改革。特别是在实行“省级统管”的前提下,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便没有必要再捆绑在一起了,各省可以根据案件分布、案件类型、管辖方便等因素,突破行政区划范围来确立司法管辖区。另外,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我国于2015年在北京、上海设立了两家跨行政区划法院,办理跨地区案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建立了六个巡回法庭处理跨区划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行政区划对独立审判的影响。

   其三,“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审判权力的内部独立与外部独立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所谓“内部独立”,就是要求审理案件的法官(审判组织)独立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判,不受上级法院、法院领导、法官同事以及司法系统内部的其他人员或力量的影响。不可否认,我国的司法运行模式具有一定的行政化倾向,即审理案件者未必有权作出裁判,而作出裁判者未必参加审理。针对这一问题,在新时代的司法改革启动后,我国推行司法责任制改革,即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以“裁判文书签署制”替代“裁判文书审批制”。通过改革,所有案件均由不同的审判组织(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独立审理,其他人不得干预审判组织对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结果。

   其四,对干预案件审理行为追责。在审判独立宪法原则下,任何干预案件审判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外部干涉审判现象仍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钱、人情、关系干扰,防范这些干扰要有制度保障”。于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和实际国情,以尊重审判独立为追求,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记录追责、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追责以及规范司法人员与律师和当事人等接触交往行为的三项制度,筑起了三道防范违法干预独立审判的“隔离带”,在阻断来自司法机关内外的非法干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述改革措施都是针对我国在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采取的,是审判独立原则在我国特定国情下的新发展。虽然我国彻底实现审判独立宪法原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如果能彻底解决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问题,便是当代我国对审判独立规律的最大贡献。

   我国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采取两方面措施:提高司法人员的职业能力和水平;对司法人员采取区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方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而对于法官来说,去行政化、实现职业化是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把司法人员定位于公务员,实行与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带来不少弊端”,这甚至成为影响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建设的根本问题。对此,我国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方面,提高司法人员职业能力。一个群体或一个行业实行职业化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工作能力需经专门学习和训练才能获得;二是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其他人所无法提供以及无法替代的;三是此项工作的质量评判主要依靠同行的评价;四是主要依靠自律管理而非国家公权力介入式管理。在提高司法职业能力方面,我国在巩固以往司法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采取了以下几项改革措施:

   建立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是国家统一组织的选拔合格法律职业人才的国家考试制度。自2018年起,国家在原有司法考试制度基础上建立并实施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组织、统一命题、统一标准、统一录取的考试方式,一年一考。这项考试着重考查宪法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以案例分析、法律方法检验考生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等方面的能力水平。

   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按照“统一标准、分系统实施”原则,建立法律职业人员任职前培训制度。国家制定法律职业入职前培训的统一标准和相关规范,各相关部门按统一标准和规范分别实施培训。秉持“先选后训”“谁选谁训”的原则,法官、检察官入职前培训时间为一年,其他职业人员视情况确定。

   加大法律职业伦理约束力度。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员入职的重要条件。改革之前,虽然我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都分别受到相应的职业道德准则的约束,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建立职业化管理机制和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所以职业道德准则只是作为一般性的纪律约束,难以体现职业特点。在新一轮改革中,除了在职业资格考试中加大法律职业伦理考查力度外,还成立专门的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以职业道德伦理为标准,对法官、检察官进行严格约束。

   另一方面,改革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司法人员与普通公务员身份不同,其管理模式也有重大区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可以说,对司法人员采取区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机制(即职业化管理机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

   一是,分类管理司法人员。目前,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和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管理制度。实行人员分类管理的目的是把承担核心司法职责的这批专业人员与普通公务员予以区分,按照符合其职业特点的方式而非行政化的方式进行管理,最大程度激发和释放其积极性。

   二是,建立单独职务序列和单独薪酬体系。在属性上把司法人员与普通公务员区分开来之后,最重要的巩固方法便是为其建立单独职务序列和单独薪酬体系。在2014年前,我国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实行了单独职务序列,但因管理和待遇的相关配套机制没有到位,当时的单独职务序列缺少一定的实质意义。在当前的司法职业化建设中,一是将法官、检察官等级与行政级别脱钩;二是按照法官、检察官等级建立略高于同等资历公务员的单独薪酬体系。实行单独职务序列的法官、检察官,只能依据任职资历、专业能力、工作业绩、职业伦理等相关标准来确定等级,并根据等级来确定相应的薪酬。

   三是,健全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司法职业的标准之高、要求之严,已非一般保障机制所能匹配。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对于司法职业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任职安全保障、独立履职保障、职业责任豁免、人格尊严保障、职业尊荣保障等都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并将重要内容纳入相关法律之中。

   司法公信作为各国对司法制度后续的评价标准,也被接受为基本司法规律之一,其对于法治中国建设尤为重要

   通常所说的司法公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公众的信任,二是公众的信心。公信是公众对司法的最终主观判断和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基于司法的各种客观表现形成的。由于司法权力自身所具备的中立性、独立性、职业化等特点,司法公信的重要性突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而执法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主要看两点:一是公正不公正,二是廉洁不廉洁。

   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与司法公正、审判独立等被学术界公认的规律相比,虽然司法公信是一种基于司法制度客观表现形成的心理状态,但其作为各国对司法制度后续的评价标准,也被接受为基本司法规律之一,而且这一规律对于法治中国建设尤为重要。

   第一,将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论断不仅体现了司法职能的重要性,更是对司法提出的最高标准和要求。在实现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环节、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司法是为当事人提供的最后一次救济机会和希望,如果当事人为之付出的信任未得到“兑现”(未必是胜诉),将会对司法公信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提高司法廉洁度。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腐败曾作出深刻批判:“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对此,新一轮司法改革一方面强调健全防范权力腐败机制,另一方面强调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对司法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在改革过程中,司法机关加强了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健全违法违纪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让司法腐败无藏身之处。

   第三,改革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制度以及相应的司法民主制度是司法公信的基石。无论是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吸收普通民众加入诉讼过程都是通行的司法民主机制,其主要目的是把社会共识思维与法律职业思维有机融合起来,以保持法律职业与法律所服务的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避免司法工作脱离人民群众,造成司法专断。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总结了司法改革试点成果,实现了陪审制度的四个转变:人民陪审员选任方式由组织推荐向随机抽选转变;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由全面参审向只参与审理事实问题转变;人民陪审员参审方式由3人合议庭模式向7人以上大合议庭陪审机制转变;人民陪审员审理案件由注重陪审案件数量向关注陪审案件质量转变。

   总之,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为人类法治文明共同成果的司法规律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相关规律、原则、制度。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继续深入,特别是在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独树一帜的“中国方案”还将继续在更加广阔的法治领域和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中进一步得到升华。因此,全面丰富和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司法规律,将为人类共同的法治文明作出中国特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人民日报评论员: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人民网,2020年11月22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4年10月28日。

   ③《习近平: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 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新华网,2015年3月25日。

   ④《最高人民法院:行进在法治中国的大路上》,最高人民法院网,2021年6月23日。

   ⑤《亲切的关怀 殷切的期望 巨大的鼓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重视检察工作纪实》,《检察日报》,2017年10月11日。

   ⑥《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蒋惠岭,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兼任上海市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事调解合作发展机制主席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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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22.0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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