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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静:战后日本对琉球政策变迁与日美同盟强化

——基于结构暴力的分析视角

更新时间:2022-03-18 14:40:02
作者: 陈静静  

  

   〔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配合美国的安全战略并借助日美同盟实现大国志向,日本相继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此,日美在琉球地位问题上暂时达成一致,而琉球成为日美安保体制的核心,两国关于琉球问题的协商与解决均在该体制的框架内进行。此后,日美因琉球人民的反抗而做出一些政策调整,如《新日美安保条约》、在保全基地的条件下的“回归”及“回归”后仍坚持将琉球作为安保体制的核心,等等,但这些政策调整的根本出发点是如何加强同盟而非减轻琉球人民负担。从结构暴力视角看,日本对琉球的制度化歧视,使针对琉球的暴力结构得以建立且不断机制化,这成为日本能够长期推行军事优先政策的根源。在美、日、琉不平等结构中,日本将日美安保压力转嫁给琉球,将安保体制带给本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从而稳定和强化日美同盟。

   〔关键词〕地区与国别政治;日本;琉球;冲绳;日美同盟;结构暴力

  

   日本对琉球政策是战后日本重要的外交议题之一,1国外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渡边昭夫和河口广尾较早进行了研究,2美国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约翰尼斯·A.本尼迪克(Johannes A. Binnendijk)将冲绳问题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从国际背景、美国国内压力和日本政府的应对三个方面分析了日本对冲绳“回归”运动的影响和认知,3美国乔治城大学博士研究生尼尔·玛寇(Neal A. Marcot)也将冲绳问题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从日本对外政策角度研究施政权“返还”问题。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教授道格拉斯·孟德尔(Douglas H. Mendel Jr.)从1954到1975年一直从日本公众舆论的角度关注琉球施政权“返还”问题。5现有成果以研究战后初期和佐藤政权时期的政策为主,6以后者居多,并将施政权“返还”作为主要研究内容。7日本学者中岛琢磨对佐藤时期的政策进行了分时段研究,取得丰富成果。8佐藤的私人密使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若泉敬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1969年前后美日关于“返还”问题的谈判过程。9冲绳大学名誉教授新崎盛晖从岛内角度梳理了1945至2005年的冲绳历史,10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琉球处分”以来冲绳与日本的关系。1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教授加文·麦考马克(Gavan McCormack)立足琉球群岛讲述了岛内民众如何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日美两大强国强加给琉球的“军事优先”政策。12在军事安全方面,安保·冲绳问题研究会探讨了1970年安保与冲绳问题的关系,13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员小山高司从军事角度分析了施政权“返还”,14日本《每日新闻》政治部记者西山太吉从日美同盟的角度分析了冲绳密约。15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成田千寻也将冲绳问题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研究了美军占领期间东亚国际秩序与冲绳“返还”问题。16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成果。17

   国内学术界专门研究日本对琉球政策的成果相对较少,且以战后初期这一时间段的居多。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重点探讨佐藤荣作的琉球政策。18另有与琉球地位与身份认同问题、基地问题、核问题等相关成果也多少涉及日本对琉球政策。

   琉球与日本的国家防卫政策密切相关,战后70多年,日本政府的琉球政策围绕“军事优先”原则展开,这使得琉球人一直生活在美军基地的阴影下,无法实现其期盼的和平。麦考马克指出,军事优先的核心是美日同盟高于日本宪法、军事高于民主原则。19军事优先之所以能实行,是因为琉球不是“原本日本”的一部分,一直被日本歧视,这种歧视不仅没有随着日本战败而结束,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太安全形势下逐渐强化,并发展成为新崎盛晖所称之为的“结构歧视”。20结构歧视意味着内嵌在结构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及由此导致的各方面的不平等,即结构暴力。虽然麦考马克和新崎分别提出了日本对琉球政策中的“军事优先”和“结构歧视”,但是,两人都没有从结构暴力这个角度对战后日本对琉球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国内外其他学者也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研究。鉴于此,本文在现有成果基础之上,利用大量外交档案,以和平学为视角,在结构暴力的框架下系统分析战后至今日本对琉球政策,揭示琉球人民遭受各种苦难的根源及其抗争前景,探讨琉球之于日本的意义以及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一、 结构暴力是琉球“和平”无法实现的根源

   西方社会学重要理论学派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广义上的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结成的关系网络本质上是社会系统的结构。21该理论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社会系统是一种“功能性实体”,22“地位—角色”是其分析社会系统结构最基本的单位。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所处位置,行为体相对于其他行为体在社会体系中被置于的方位,即地位;二是过程,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行为体的行动对社会系统的功能意义,即角色。23地位和角色是制度化的,成为满足系统基本功能的主要机制。制度结构使行为体符合社会系统的既定结构和功能要求,在“控制”其成员行为方面起着主要作用。24帕森斯把结构对行动的这种限制性,称作“角色期待特征”。

   社会角色是由一定社会地位决定的符合一定社会期待的行为模式。这意味着行为体不能完全决定自身角色,它在系统中具有被动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地位较低的行为体来说,其自主性较小,很大程度上要接受结构的支配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之间因互动产生的交换关系可能是不平等的。地位较高的行为体为了维护这一局面,利用其自身权力优势制定各种规范和制度将对各行为体的“角色”期待及其在系统内部的功能不断机制化。这样内在于系统中的结构就外化为一种秩序,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挪威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的和平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把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带入政治学,强调了社会结构的约束功能,在帕森斯的“地位和角色”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权力和等级”概念,构建了结构暴力理论。加尔通将暴力作为和平的对立面进行研究,扩大了暴力的内涵,他认为和平的同义词是平等,不平等就是暴力。25他在《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一文中提出,当人类被外界影响从而导致身体和精神方面实际上的自我实现低于其应达到的水平时,暴力就出现了。26为应对暴力内涵的扩大,加尔通将更加宽泛的概念“权力”引入和平学,他将权力分为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四个方面。27

   加尔通指出,行为体在系统中互动寻求实现目标,其互动关系构成结构,各行为体在系统中的地位不一样,这就是等级。行为体在系统中拥有的权力决定其能够分配到的各种社会资源,影响着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等级。28处于高位等级的行为体对处于低位等级的行为体具有高度支配性,这意味着在该结构中行为体的互动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强者获益更多。

   在此基础之上,加尔通将暴力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他认为有直接施暴者的行为是个人暴力或直接暴力,没有明确施暴者的行为是结构暴力或间接暴力,后者内嵌在结构中,其根源是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权力分配的不对等,并导致生活中的不平等,因此,结构暴力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不公正。29此后,加尔通将结构暴力延伸到国际社会中,他在《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中提出,人类社会的结构暴力来自于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其背后因素是权力不对等,因此国际社会中基于权力对比而形成的互动关系和互动结构导致了行为体间的不平等。30

   直接暴力是一种有形的或看得见的暴力,一般指可造成人的肉体伤害和痛苦的战争、暴力冲突以及言辞和心理上的虐待。31结构暴力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而非任何个人或组织,它反映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公正现象。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高度依赖,直接暴力推动了暴力结构的构建和巩固,结构一旦形成,处于较高等级的行为体则会制定各种制度和规范进一步将这种结构机制化和内在化,从而维护其强势地位,在互动中获得更大收益。该结构也会促使受暴方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从而引发直接暴力冲突。因此,随着暴力结构的机制化,直接暴力也倾向于变得机制化、重复化和仪式化。

   暴力与权力相互依存,暴力依附权力获得合法性,权力借助暴力实现其意志,权力决定着行为体在系统中的等级和角色,成为暴力结构中的核心要素。在权力关系框架内,暴力具有压制和剥削的功能,强者通过剥夺弱者的“实现”完成自身的“实现”。

   “地位和角色”是帕森斯分析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单位,“权力”和“等级”是加尔通构建暴力理论的关键概念。笔者认为,帕森斯的“地位”与加尔通的“等级”密切相关,又有区别。两者普遍指行为体在结构中的方位,“地位”在强调方位的同时,突出了“地位”对“角色”功能的影响,而“等级”侧重于行为体在结构中的高低顺序和支配关系,突出强调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平等。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对象聚焦在国内社会领域,结构暴力理论分析对象由国内社会发展到国际社会。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借鉴帕森斯和加尔通的分析方法,并整合基本概念,进而探讨战后以来琉球和平迟迟不能实现的结构因素。本文使用的主要概念为系统、结构、权力、等级和角色。“系统”和“结构”与结构功能主义用法相通,“权力”和“等级”概念与加尔通的解释基本相通。权力是一种可以改变对方行为的强制力量,指主体对客体的支配作用,“等级”是行为体基于权力对比在结构中形成的地位的高低顺序。本文借鉴帕森斯的“角色”概念,由于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的是社会行为体,而本文研究的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两者的“角色”有很大不同。社会学的“角色”是人的多种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的反映,人具有不同身份,这里的“角色”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较强的主观性,结构对个体角色具有期待性。本文的“角色”指行为体在国际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与前者相比具有单一性,高位等级的行为体对低位等级的行为体的约束性更强,强制性和支配性更明显。本文使用“角色定位”代替“角色期待”,指行为体对系统内其他行为体在结构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定位。在本文中,权力是核心要素,它决定了行为体在结构中的等级,而等级决定了在“角色定位”中的发言权,高位等级行为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低位等级行为体进行角色定位并付诸实施,该定位可能违背低位行为体的主观愿望,由此结构暴力产生。

   美国、日本、琉球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构成国际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三者在东亚地区互动,这种互动关系的总和即为结构,东亚国际秩序是该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在系统内部,各行为体的等级和角色决定着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决定着其等级和角色,如此一来,权力关系则成为决定三者互动的核心要素。

   在战后国际形势变局下,美日开始确定对方在自身国家战略中的“角色”,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在远东遏制苏中的桥头堡,日本希望美国成为其“保护者”,双方由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关系转变为不对等的盟国关系。从远东安全的角度,美国将琉球定位为“太平洋上的基石”,大量美军驻在此地,这一定位至今未变。在美琉关系中,日本成为一个关键变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美国放弃该岛施政权,此后美琉关系就表现为美国与其盟国日本的一个地方自治体的关系。日琉之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879年,日本武力“废藩置县”,并对“冲绳县”一直存在歧视。日本将琉球定位为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枚棋子,其功能是保护日本的国家安全,这一角色定位也持续到今天。

1945年至今,日本无论相对于美国还是相对于琉球,其权力都在不断增强,由此推动着相关“角色”和“功能”一定程度的调整,对整个结构也产生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日本在该暴力结构中的作用逐步加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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