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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静:战后日本对琉球政策变迁与日美同盟强化

——基于结构暴力的分析视角

更新时间:2022-03-18 14:40:02
作者: 陈静静  

   二、 日本配合美国构建起对琉球的暴力结构(1945—1952)

   战后,美、日、琉三个行为体的权力对比决定了它们在结构中的等级和角色定位,三者分别为高位、较高和低位等级行为体。在美国的远东战略中,日本是战略支点,琉球是军事据点。日本选择了追随美国的战后重生路线,琉球美军成为保护日本的重要力量。这样,美日在琉球是两国安保体制的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琉球力量太弱,无法抗拒美日施加给它的角色定位,也还没有找到其在结构中发挥作用的路径,此时完全处于被支配地位。

   (一) 美日安全战略在对琉球的“角色”定位上达成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和琉球。冷战爆发后,美苏对抗逐步取代了战时大国合作。同时,远东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美国认为共产党将会在整个远东扩展势力,这使得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试图将日本打造成远东遏制体系的战略支点和军事前沿阵地,并开始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第一岛链防御线。随着对日媾和提上议事日程,琉球的战略重要性更加凸显。缔结和约之后,日本将成为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主权国家,而琉球则不一样。因为远东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亚洲版的“北约”未能建立起来,形成了由美新澳、美韩、美日、美菲、美台构成的辐轴型同盟,而琉球则成为该同盟体系中唯一不受任何限制的军事基地,美国将它定位为第一岛链的关键据点。

   战后日本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议和结束被占领状态,这与日本的安保和琉球地位问题密切相关。在议和过程中,日本根据国际形势和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逐步确定了依靠美国的安保政策,这样美军驻留日本就不可避免。此时,日本对琉球的角色定位是,牺牲琉球换回本土早日回归国际社会,尽量将基地塞给琉球,降低美军驻留带给本土的负面影响。因此,日本政府不断向华盛顿传递信息,将琉球主权留给日本,美军可以获得该岛几乎所有权力。32天皇也希望美国以主权留给日本的方式继续占领琉球从而保护日本。33

   1951年,《对日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签订,1952年《日美行政协定》签订,这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确立起来。在该体制下,日本重获主权,但实际上仍处于美国的半占领下,而琉球则无限期处于美军统治之下。日美安保体制是支撑美国远东战略的支柱,事关美国在该地区能否处于优势地位,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日本对美、琉的角色定位与美国对日、琉的角色定位在日美安保体制中达成一致,但是两者都没有征求琉球的意见。

   (二) 琉球被动接受美日对其角色定位

   战后初期,美军在岛内具有完全支配权。随着美军基地的逐步建立,琉球人开始遭受美军暴行的蹂躏。

   首先,岛上居民个人自由严重受限。人们的生活被军事行动严重打乱,完全没有对外贸易,没有经济活动;其次,琉球人民没有政治自由。战后美国逐渐建立了管理琉球的两级行政机构,美国琉球民政府和琉球政府,前者由美国统治琉球的军政府改变而来,后者是在民政府的主导之下由琉球人组成的政府,民政府拥有最高权威。34再次,美军强制征用土地。战后初期,美军无偿占用大量土地,并认为这些土地通过战争获得无需赔偿。351950年,岛内各政党和组织要求美军支付地租,美军同意将地租产生时间追溯至1950年7月1日。36美军计划一次性支付20年的地租,租金仅为1950年7月1日地价评估价格的6%。3798%的土地所有者表示反对,但美军态度极其强硬,继续采取措施使其对土地的占有合法化,并使用“刺刀和推土机”将居民赶出,建造新的基地。38

   此时的日本忙于本土复兴,无暇顾及琉球,也无权过问美军统治琉球的事务,没有干预美军在岛内暴力征地问题。但是,日本却在岛外作为一个重要推手主动配合了美国的琉球政策,在战后历史环境中延续了对琉球的歧视政策,采取了尽量将日美安保压力转嫁给琉球的议和和安保政策,最终通过《对日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与美国联合构建起对琉球的暴力结构。而琉球只能被动接受美日将其作为安保体制核心的角色定位,成为美日交易的一个筹码。正如日本学者高桥哲也所说,日本为了本土的利益将琉球交给了美国。39

   (三) 针对琉球的暴力结构最终形成

   1945—1952年是美国对日和对琉政策不断确定时期,也是针对琉球暴力结构的形成时期,美国主导、日本主动配合确立了该结构。在此阶段,三个行为体的互动以二元结构为特征,主要表现为美琉在岛内互动及美日关于琉球地位问题的岛外互动,日琉当时基本上没有直接互动。为充分发挥琉球在美国远东安全战略中的军事效用,美国不惜违背琉球人的意志,完全漠视其个人自由、政治权利和经济发展需求,逐步将琉球基地化。在此过程中,日本对琉球内部事务的“不干预”以及在外部的“积极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利用琉球换回了本土的独立,这是日本对琉球战前结构暴力的延续。最终,二元互动结构通过日美安保体制转变为三元互动结构,针对琉球的暴力结构最终形成,这是典型的垂直方向的政治压迫型的结构暴力,来源于国际和国内层面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在此阶段,美军施加直接暴力的色彩更为明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军通过直接暴力推动暴力结构的构建。面对岛内民众的反抗,美军使用直接暴力推动军事基地的建设,同时,为保障基地的有效性,美军逐步确立了管理琉球的机制,该机制成为暴力结构的一部分。在该结构中,处于高位和较高等级的美日对处于低位等级的琉球具有高度支配性,他们无视琉球人意志,对其造成了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双重伤害。这种暴力结构通过日美安保体制开始不断机制化和内在化,远东国际秩序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

   三、 日本在暴力结构中从配合转向主导(1952—1972)

   与1945—1952年相比,这一时期美日琉三个行为体的权力对比有所变化,但不触及根本,三者的等级顺序未变。其中,较大变化是日本实力不断增长,在系统中的位置不断上升,三者在系统中的角色随之有所调整。随着日本权力的增长,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自主性开始增强,美国对其定位未变,但它希望日本在远东安全中做出更大贡献,因此,美国在制定对琉球政策时开始更多考虑日本的反应。琉球实力没有太大变化,美国对琉球的角色定位也基本保持一致。同时,琉球因其遭受美军直接暴力的蹂躏不断向日本求援,日本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随着实力的增长,日本对琉球的角色定位有所变化,在充分发挥琉球作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棋子的同时,计划收回琉球“施政权”,完成所谓的“国家统一”。

   (一) 《新日美安保条约》进一步强化琉球基地角色

   20世纪50年代,美军占领琉球和《日美安保条约》成为日美同盟不对等的最重要体现。1954年,美军强制征地,特别是以极低的地租强硬推行一次性支付体系引发了席卷全岛的土地运动,引起日本政界和公众的注意,岛上农民和琉球政府的相关组织向日本求援,琉日互动增加。《日美安保条约》使日本处于美国的半占领状态下,日本民众要求摆脱对美从属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多数日本人认为,对日本和平产生威胁的是美国驻军而并非共产主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琉球基地在日美安保体制中地位重要,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美国不需与日本协商,准备在琉球部署中程弹道导弹。40鉴于此,岸信介政府更关心修约问题,为在此问题上取得进展,岸信介政府没有在琉球问题上向美国施加太大压力。

   1960年,《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在新条约下,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受到事前协商原则的束缚,琉球不在适用范围内。美军在琉球仍拥有毫不受限的自由,可部署核武器,可在日本之外采取行动。41修约期间,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秘密协定,其中包括“关于冲绳基地使用问题”等。42新条约确定的“事前协商”制度,是以美国能够继续自由使用冲绳基地为代价的。43同时,驻日美军也进行了一次重要重组,将驻日本本土的部分军事基地搬到琉球。1952年,本土的美军基地约为13万公顷,1960年减少到3万公顷左右,冲绳的美军基地约增加至两倍。44

   此时,岛内对美军统治的不满开始引起日本的关注,为了向琉球和国内反对党做出回应,日本政府必须与美国交涉,否则,就会面临参与者或合作者的指控。为避免引起美国的不满,日本政府小心翼翼避免将土地争端与“回归”或者与《对日和约》第三条的有效性联系起来。而且,日本在提出琉球问题时都重复该基地对于日本安全的重要性,不谋求改变现状。45比如,1957年岸信介访美,他强调冲绳基地对于远东安全的重要性,并不要求马上“回归”。46

   (二) 施政权“返还”未改变美日对琉球角色的定位

   1.琉球岛内反基地斗争愈演愈烈。

   随着越战不断扩大,琉球基地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于岛内民众来说第一要务是摆脱美军统治,很多琉球人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回归”解决,而日本的和平宪法和民主制度对琉球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鉴于此,岛内反战和“回归”呼声越来越高。冲绳“复归”委员会和日本本土左翼进步人士联系密切,一致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续订。47美国决定通过民选琉球主席来缓解这种压力,48结果主张立即、无条件、完全“返还”的冲绳教师委员会主席屋良朝苗当选。这是佐藤及自民党琉球政策的一个巨大挫折。49

   1967年的日美峰会后,关于“返还”条件,佐藤提出“白纸”政策,这表明他未确定“回归”后琉球基地的地位。许多琉球领导人怀疑日本可能同意美军拥有使用基地的全部自由,这意味着本土继续歧视琉球。此后,岛内“回归”运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攻击对象逐渐由美国转为日本政府。琉球人指责日本政府的歧视政策,“回归”运动也开始反对这种歧视。屋良在竞选琉球主席时指出,“回归”应该成为消除日本对琉球一系列歧视政策的转折点。50

   2.日本本土的“回归”运动逐步扩大。

   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要求佐藤在琉球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压力不断增长,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公众、媒体,甚至是友好组织。51日本各反对党主张加快“返还”,但是在“回归”时间和基地未来的地位方面持不同意见。社会党左翼和共产党态度比较激进,要求立即“回归”并撤走基地,而且希望借此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对抗日美安保体制。52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程度也逐渐升级,如果日美不能妥善处理该问题,日本公众的情绪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531967年春,日本媒体开始批评佐藤在解决琉球问题上进展太慢,日本要求完全“回归”的公众集会日益增多,反对佐藤“缓慢”路线的声音日渐提高。541969年初,琉球的抗议活动蔓延到本土,所有反对党都试图将冲绳问题与取消《新日美安保条约》联系起来,55“回归”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争论的焦点。

   3.佐藤政府逐步确定“回归”政策。

日本政府一直从稳定加强日美同盟的角度来考虑琉球问题。佐藤上台之初认识到,冲绳基地对远东和日本安全非常重要,美军拥有施政权与最大程度发挥基地的有效性密切相关。56当时“回归”不现实,但日本政府面临来自国内左派以及琉球岛内的“回归”压力,必须在琉球问题上有所作为。鉴于此,日本希望日美共同采取措施推动琉球经济发展,增加对其援助。57在1965年的日美峰会上,美国基本同意佐藤的要求。581965年8月,佐藤访问琉球,向高级专员表示日本不急于实现“回归”,59后向约翰逊总统表明,只要求从经济和福利方面采取措施。60佐藤并不主张太早“回归”,他认为这对日本和亚洲安全不利,61但需要给日本一些“回归”希望。62为了不让国民期待过高,佐藤表示,目前远东形势不允许美日安全结构变化,短期内日本坚持维持现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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