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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邓广铭先生与他的精神世界

更新时间:2022-03-17 11:51:45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不注来由;陈先生写《柳如是别传》,凭记忆所及,字字有据。陈先生对学问的态度、学术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正是本着这种对陈先生的由衷敬仰之情,八十年代邓先生率先发起由北大中古史中心编辑一册《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一九九五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邓先生将手头多余的一本送给我,称誉“这是一本传述陈寅恪精神的好书”。

   几乎与邓先生谈过话的人,都会为他幽默的谈吐所深深吸引。先生善于言词,我以为一半应归于他自己的学养和自我训练,一半大概与胡、傅、陈等先生的影响分不开。尤其是胡先生,其口才与其著作一样,为当时的青年学生所倾倒,邓先生与之有过较长时间的关系,自然领受也深。

   邓先生阅历长,涉世深,见的世面多,熟悉的轶事掌故自然也多,被人称为北大校史的“活档案”。我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对象多为邓先生熟知的人物,胡适、傅斯年等还是邓先生与之关系很深的人。如之我入北大的一段情缘,故常登门去礼拜老人家。我们在一起谈话的主题很自然地是围绕这些人物来展开,先生以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来证实或补充我书面上涉及的一些史事。如蔡元培先生逝世后补选中研院院长的经过。时蒋介石瞩意于顾孟余,而学界许多人则希望胡适回来。陈寅恪先生的意见是中研院院长一职,不能选一个秘书(指顾孟余)来干。如果文科,则胡适当首选,胡适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举世无双。要选理科,则李四光可选。可见陈氏的择人标准重在学术。

   傅斯年与丁文江结交的经过,是邓先生喜言的掌故。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尝与身边人说:他要杀两个人,一个是朱家骅,因为他是蔡元培系统的人,此人太不争气,故该杀;一个是丁文江,因为他是敌对派系——研究系梁启超身边的骨干,此人才华出众,故也该杀。留学归国后,傅与朱成了工作上密切配合的朋友。后来傅斯年在胡适的寓所见到了丁文江,胡适笑着对他说,这就是你要杀的丁文江。事后,傅先生对胡先生说,你的玩笑开得太大了。后来傅与丁也成了一对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我虽在胡适的《〈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读过,但经先生的现场重演,对傅氏的性情又有了一番更深的体悟。

   邓先生与“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毛子水的关系不错。三十年代他与傅乐焕、张公量一起协助毛子水编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南下到昆明时,他与毛子水往来最勤,他写的一篇《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其中就有毛先生订补的词句。毛氏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常出入胡先生家,在北大有“胡宅行走”之称。对毛先生的“博学”,邓先生常喜借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胡适进入北大之初,看到《新潮》上登载的一篇《国故学与科学的精神》,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一打听,作者毛子水竟是数学专业的学生,胡先生感叹的说,北大真是藏龙卧虎之地!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是先生用以自律的箴语。先生性格耿直,爱憎分明。以他的为人,在那些非常的年代里,自然难逃厄运。先生是二三十年代接受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早年读中国传统典籍,受过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又领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封”(封建主义)与“资”(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这些人在解放后接受“再教育”,经过批判、教育、斗争、团结,一个又一个轮回的运动,许多人都失去了平衡,或因过于刚硬而弃世,或因阿世曲俗而委身,留下了多少令人扼腕的遗憾。北大是敏感的是非之地,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若如布置给教授们的一道道“作业”。意识形态领域最初的几次运动,他都是“逍遥”派。然躲过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以后,厄运就降临到他的头上。五九年的拔白旗运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先生袭来,他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在席卷神州大地的文革风暴中,先生又一次被宣布为反动权威,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劳动改造。先生艰难地支撑着,他从自己的宋史研究中寻找精神寄托,从他的“英雄人物传”中吸取精神的力量,倔强中有韧劲,谨慎而机智地避开一场场政治闹剧。今天回味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睿智而又多么不易的抉择!

   我见到先生时,他已是八十五高龄的老人了,但老人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锋极健。我常常琢磨老人家长寿的诀窍。一次与先生谈话,见先生兴致甚高,我将话题转到身体保健这一问题上,先生很平淡的说:他并无什么护身之道,饮食、起居正常,爱吃水果,爱喝新茶,每日坚持散步,从不吃所谓补品。老人家说的都是体质方面的,其实精神上他的保健之道更值得借鉴:先生富有个性,也很倔强,但他从不心存介蒂,凡事都能坦然处之。他晚年的心境、性情真正步入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有些人与你相处的时间不管多长,你对他都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有些人却能让你与他短暂的交往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邓先生的魅力来自于他特别的个性,他谈吐的风趣,他断事的机巧,他处世的练达。我与先生前后接触不过五六载,对先生所治宋史所知亦浅陋,然回想起亲炙先生的言教和身教的那些美好时光,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梁任公垂暮之年著《辛稼轩年谱》,走笔至“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即驻笔了。这是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稼轩祭朱晦庵文中的几句,先生以为这几句竟成为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梁任公自拟的挽词。他颇喜欢这几句话,在生命弥留之际反复吟诵了几遍。最后,我想借这几句话,来祭奠先生的在天之灵。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至四日

   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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