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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平行历史中的横向整合 —— 如何叙述“第三世界”的传播与发展

更新时间:2022-03-15 13:00:15
作者: 王维佳  
摘要:本文作者结合自身海外调研和传播学教学中的经验体会,展现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和丧失历史共情与政治认同的历史变迁过程。作者试图回答为何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体系和传播网络中,位于相似历史演变路径上,又受到相似外部条件影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总是相互区隔、缺少联通。知识体系改造应是世界秩序转变的一个前提,为此,作者提出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以“平行历史中横向整合”的方式提出问题,发掘全球传播体系中的纵横关系,重新叙述“第三世界”传播与发展的进程,展现当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内涵。

   关键词:国际传播;第三世界;网络控制;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信息: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雅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媒与社会变迁、互联网政治、国际传播与社会发展等。

  

   一、三条铁路的史诗

  

   传播学所关注的,是世界的连接方式。人员、物品、信息,通过一系列的通路相互交换、传输,由此构成网络。网络的漫延跨越了各种流动性的边界,它影响着个体、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决定着世界的样貌。不少天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以及那些充满浪漫情怀的社会空想家们设计了无数自组织、负反馈、甚至自我进化的网络系统,而政治家们则利用这些网络系统,以及对网络系统的浪漫空想去实现控制、分化、垄断,或者反抗、连横、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是世界权力体系的镜像,但人们总是偏向于观察中心节点之间的关联。我们在叙述人类历史的时候经常发问,一些特定的区域、族群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却很少发问,为什么还有大量的区域、族群很少相互连接,很难相互沟通?即便高效的通讯技术已经“用时间消灭了空间”,即便他们的自主性发展常常受到同一力量的压制,即便他们长期处在一种社会演变路径相似、演变的外部历史条件也相似的“平行历史”之中。

   近年来,由于对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我用更多的精力来接触发展中国家的传播问题。借助阅读和调研,我在这些“边缘地区”的现代历史中来回往复,尝试向自己提出“横向整合”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意识下,这些全球网络结构中的外围节点曾经尝试努力连接在一起,并试图改造世界传播的样貌,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彼此远离、相互隔阂。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调研和教学中的亲身经历不断给我带来冲击和启发,以致影响我向自己提问的方式。

   在这里,我想首先用三条非洲铁路的故事来说明自己在现代传播历史中“来回往复”的心路历程。2018年夏天,我为考察中国企业在非洲运营数字电视网络的情况来到东非。在从内罗毕到蒙巴萨的旅程中,我特意选择乘坐刚刚开通不久、由中国路桥集团承建和运营的“蒙内铁路”。六个小时的车程,从内陆高原到印度洋海岸,最吸引我的景象不是纵横的山谷和广袤的草原,而是车窗外不远处蜿蜒同行的乌干达铁路。这是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末瓜分非洲狂潮中修筑的一条战略要道,如今已是弃置不用的历史标本。从始至终,蒙内铁路与乌干达铁路,两列跨越世纪历史的钢轨遥遥相望、平行延伸、相伴而行。事实上,这还是一条三重叠加的路线,乌干达铁路也是在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运送奴隶与货物的商业路线上开发而来。就这样,漫长而苦难的东非历史折叠在一条荒原大道之中。

   1907年,时年33岁的英国殖民事务次官温斯顿·丘吉尔沿着从马耳他、塞浦路斯、苏伊士、亚丁直到蒙巴萨的帝国交通干线来到东非海岸。这一长串星链般的殖民地旅程,并没有让精力旺盛的年轻政客就此止步,他继续乘坐刚刚开通不久的乌干达铁路列车从蒙巴萨启程前往非洲内陆,并对英国政府所主导的“超级工程”发出诗意般的感叹:“它穿越丛林、穿越沟壑、穿越成群的猎狮、穿越饥荒、穿越战争、穿越五年议会的激烈争执……”  。从坎帕拉启程前往内罗毕之前,我特意翻阅了丘吉尔当年的游记。很遗憾,与大多醉心于帝国认同的猎奇见闻一样,除了“浪漫、神奇”等溢美之情,这份堆砌辞藻的记录没有涉及任何铁路建设的艰辛历程,也几乎不谈论它在蜂拥而至的欧洲殖民势力中扮演何种战略角色。

   在1895到1901年之间,共有三万多名印度苦力为修筑铁路从卡拉奇漂洋过海来到非洲工地。陡峭的山谷、食人的野兽、肆虐的瘟疫、部落抵抗的暴力,这种极端危险的施工环境让近十分之一的劳工命丧于此,也使得这条东非干线被冠以“疯狂铁路”(Lunatic Express)的名号  。与如今蒙内铁路脱胎于肯尼亚国家经济建设的意图截然不同,乌干达铁路计划是一个纯粹的帝国军事蓝图。在英法之间的法绍达争端,以及德国在东非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为了控制整个尼罗河流域的战略安全,英帝国不惜高额代价要从从季风海岸直捣内陆湖区,从而以更高的效率运送军事和后勤物资,保障对非洲南北纵贯线的掌控。

   望向车窗外不远处的废弃钢轨,时时有一个幻象浮现在我眼前:青年丘吉尔乘坐的帝国列车正沿着疯狂铁路迎面缓缓驶来。相对而行,继而背道而驰,这种景象似乎可以成为百年前后全球时势变迁的一种隐喻。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历史离我们远去,而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是否正在开启?中国,作为一个同样在十九世纪经历过殖民历史的国家,历经艰辛的革命和建设过程,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进程中乘风破浪,如今成为一个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大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当下,中国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我们又如何辨识“一带一路”和“新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图景?

   这次蒙内铁路之旅的一年前,我曾在蒙巴萨南部三百多公里处的达累斯萨拉姆参观过坦赞铁路的终点车站。半个世纪前,中国援建的这条铁路曾经是东非最长的交通干线,是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摆脱殖民依赖,向印度洋运送矿产物资的生命线。车站里的景象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和亲切,从建筑风格、内部装潢、摆件陈设到图案标志,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特色风格。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如今的坦赞铁路已经失去了之前的战略价值,主要承担沿途村镇的小商品运输和一部分长途客运。目之所及,陈旧的列车设备年久失修,透出一种历史沧桑感,却更让人缅怀和感慨几十年前第三世界相互协作的辉煌篇章。1965年6月,铁路工程启动之际,周恩来总理到访达累斯萨拉姆。在面向公众集会的讲话中,他将坦桑尼亚半个世纪前的马吉马吉运动比作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强调两国人民的命运因为共同的历史际遇而紧密联系在一起。随后的十几年中,数万名中国工程师和铁路工人远渡重洋来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参与铁路的修筑与维护。他们与非洲工人肩并肩劳动,向他们传授知识经验,影响了大批当地青年,并在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说乌干达铁路意在帝国扩张,蒙内铁路意在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被称为“自由铁路”的坦赞铁路则是在南南合作、泛非主义、不结盟运动等二十世纪反殖反霸精神的沐浴中诞生的。这三条东非铁路就像是一部世纪史诗,不断引发我的联想和提问。在殖民与解放、压迫与自主的交相演绎中,我们还能否寻找和挖掘那些埋藏于历史逻辑深处的国际主义,能否找到现代世界一种自由平等的连接方式?退一步说,在后金融危机和被鼓噪为“新冷战”的当下,这样的问题还是有价值的吗?

  

   二、没有全球观的全球化

  

   1975年,在坦赞铁路竣工仪式上,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留下这样一段震荡人心的致辞:“殖民主义长期肢解这片大陆以自肥,而我们非洲国家之间每建成一个彼此连接的传播网络,就向终结这种殖民主义迈近一步。”  以横向的传播网络连接,打破纵向的分而治之,卡翁达这段话向我们展现了二十世纪创造新世界的经典方案。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在一个权力结构偏斜的世界中,边缘地带的横向整合注定是一个艰辛曲折的历程。就在坦赞铁路竣工短短一个月之后,世界上最富有的六个工业化国家的首脑齐聚在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城堡,探讨如何掌控地球的命运。这是六国集团峰会的第一次会议,而“第三世界”就是会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除了石油禁运带来的威胁,“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倡议更是让元首们如坐针毡。怎样把摈弃社会福利体系、反共和应对第三世界的挑战这三项任务毕其功于一役?一个新的全球产业链布局蓝图逐渐在会议上浮出水面。通讯卫星、海底电缆和船舶运输等传播领域的技术变革已经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可以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来代替福特式的生产体系。在发达工业体联合迈向“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历尽艰难方能进行跨国铁路联通的第三世界国家显然无力追赶。网络基础设施上的差距也许是以“纵向控制”瓦解“横向整合”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我认为,这应是二十世纪国际传播研究的基础性命题。

   其实,在这次G6峰会几年前,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已经发生深刻转变,直接导致第三世界的不同区域逐渐走上了发展的岔路。美联储为应对石油危机而高企利率导致资本回流,给非洲、拉美那些寻求进口替代发展的经济体带来投资断供的致命打击。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被推向劳动力相对价格更低、初级工业体系也更完善的东亚地区,在这里生产的廉价制成品再出口到以高额债务为支撑的庞大美国市场。一个向心结构的全球大循环体系由此形成。所有试图挑战这一体系稳定性的力量都会面临小到经济制裁大到军事轰炸的威胁。就这样,第三世界的命运最终还是被第一世界的霸权所操纵和改变。更重要的是,一套装置精美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掩盖了这一权力支配的过程。在新的流行理论中,民族国家内部的制度体系、政策环境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政策的评判标准则是被广泛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编注:华盛顿共识指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经过一场从经济到文化的全盘调整,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分析渐渐被排除在发展中国家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外。从“民族国家”出发,遵循普世的现代化道路,甚至移植西方市民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似乎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避免被“国际社会”所抛弃。在中国主动选择加入新的全球经济体系,而苏联解体带来巨大政治冲击的背景下,我们渐渐进入了一个没有全球观的全球化时代。

   这一文化心理过程几乎完全逆转了二十世纪中期三个世界的想象和南南合作的理念,让十九世纪的帝国蓝图回光返照。同样是几次偶然的个人经历,让我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感受,也意识到它是我们进行众多具体研究之前需要认真面对的世界观问题。

   几年前,一位国际关系专业的刚果留学生想要与我合作进行博士后研究。在面谈当中,我偶然提到了“第三世界”的问题。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突然眼前一亮,猛地站起身来,十分激动地对我说,在他来中国学习的几年中,第一次听到有学者愿意正面使用“第三世界”的概念,至少在他的专业,有影响力的主流学者常常对这套理论体系表现出贬低和排斥,这与他来中国学习之前的预期完全不同,一度让他十分困惑。我被这位刚果朋友的表现深深触动,感慨历史变迁扭转文化认知的强大动力。诚然,“第三世界”对于今天的全球政治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现实存在,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所诞生的历史语境?以及是否能够借助这个概念方法去理解世界构造?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仍然有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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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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