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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 汪晖:提问的自觉

更新时间:2022-03-11 12:01:52
作者: 项飙   汪晖 (进入专栏)  

  

   提出好的问题,是成功研究的一半。而提出更新、更深的问题,可能是有价值的研究的全部。

   在这本专辑中,9位社会和人文研究者回顾自己和同行们数十年来“提问”的经历。比如,他们发现原来不被认为是问题的现象可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一个看似意义自明的问题在研究中会成为另外的问题。我们希望由此探索如何提出有效问题——即切近实践、参与国际对话、切实推进认知的问题。这9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他们当中既有经历了上山下乡、在1970年代就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重建的知青学者,也有在199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的研究课题既关系到法制建设、国际交流这样的宏观议题,也关注农民工、出国务工人员等下层群体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自我拷问,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国社会和人文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但没有被认真分析的侧面,即提问的过程。 

   我们希望该专辑能推进我们提问的自觉。“提问的自觉”有两层意思。首先,它意味着自觉地提问,即意识到“提问”是研究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思考和行动的中心连接点;意识到我们需要不断地反思我们的提问方式,也要尝试把提问过程写入研究分析中。其次,“提问的自觉”意味着通过提问保持自觉自省。如果我们对自己为什么提出某一个问题、怎么提出这个问题有清醒的把握,我们也就把握了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局限和特色。现在的局限可以转化为今后提出更深问题的基础。当我们具有了提问的自觉时,我们就相对自然放松地把自己打开,接受自己和别人的检验。提问的自觉会让我们意识到,原来的偏颇并不是不足,而是当时场景下无意识的倾向;没有当时的偏颇,就不会有今天的新思考、新问题。今天要提出问题也不是去证明我们的成就,而是为下一次更深刻的提问做准备。我们相信,专辑中作者们在回顾自己研究经历时呈现出来的坦诚和勇敢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专辑是我们持续两年多的对话的结果(尽管有些作者是在后期加入的)。2018年底,我们和当时牛津大学区域研究院的Jennifer Holdaway、清华大学的石岸书一起组织了题为“中国经验和第三世界的全球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我们最初希望讨论的是,怎么把中国的“经验”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冲击是明显的,但是中国思想对世界的冲击相当有限。中国学者积累了大量个案资料,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转化为具有冲击性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实现了有效的量上的积累,但是没有获得质上的突破。

   什么样的提问方式可以把中国的具体研究提升为全球性思考?这是当时研讨会的核心议题。会议也希望探索“第三世界”是不是可以作为这个过程的一个中介范畴,即通过梳理以下问题而给中国经验找到在历史上的和世界上的更精确的定位: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世界在全球又处于什么位置?这些关系和位置怎么变化,内在有什么矛盾?我们因此把研讨会组织成两组学者之间的对话。一组是在国内对具体问题做了深入实证研究的学者,他们用提交论文的方式回顾自己专题性的研究经验。另一组是对第三世界问题有深刻认识、但是没有对中国做过研究的学者。我们希望后者从他们的知识背景和问题意识出发,质问实证研究中的细节,帮助挖掘个案背后的可能的更大含义。

   研讨会上的交流,特别是会后跟进的深化讨论,让我们注意到一系列原来没有意识到的情况。其中之一就是要说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是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是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如果不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对我们的案例不熟悉的读者很难看出我们材料里的潜力,我们很难把自己的具体研究和新的材料进行对接,不能进入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讨论。

   在现有的常规研究中,我们当然有狭义的“问题陈述”。但是这些问题往往要限定讨论的范围,而不是把思路进一步打开。换句话说,问题陈述里面没有“问题感”。“问题感”和狭义的研究问题可能是相反的。狭义的问题往往是对广为人知的问题的重复,所以不需要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主题再做说明。而“问题感”是要对既定的说法进行反思,要把为什么做这个研究解释清楚。狭义的研究问题要回答既定问题,但“问题感”不是要解答,而是要打开新的空间,探求新的思考角度。在狭义的问题的引导下,我们追求论证的平滑和自洽,对看似无关的材料,特别是对材料内部包含的矛盾性,不注意甚至刻意回避。我们丧失了好奇、惊讶、疑惑。而问题感要凸显矛盾性,摸索触类旁通、循环往复的问题化。

   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会重复没有“问题感”的问题?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们会后跟进讨论的重点,逐渐从“如何把中国经验在全球背景下问题化”的议题,转变到“问题感”的缺失。这不是对原来的问题的抛弃。如在下文讲到的,对“问题感”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联结中国经验和世界问题的路径。

   “问题感”的缺失,是一个很宽泛的但又很具体的现象。它直接体现在我们的研究实践、甚至身体感知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把自己的研究历程当材料,进行实证性的回顾。因此我们建议学者们回顾自己这些年来的探索:各位最早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后来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研究实践和这些问题是什么关系?

   作为本专辑的导论,本章集中讨论两个问题。首先,问题感缺失的历史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中的三种问题意识:探索式的、否定式的和专业式的。我们发问,思考和行动之间的疏离是不是“问题感”缺失的主要原因。其次,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如何重新激发“问题感”?我们根据各位作者的经验,总结了三个值得探索的方法:把理论和经验历史化,注意世界的具体构成方式,以及重视自己的感觉。

  

   三个提问的传统

  

   “问题感”的缺失,既是因为“问题感”尚未养成,也是因为原有的“问题感”的丢失。“问题”一词的出现,其实代表着全新的“问题感”的形成。汉语里本来没有“问题”一词。1896年维新变法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从日文中借用此词,引入到当时一系列重大辩论中。根据战洋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数据库》的检索,在1896到1899三年间,最早使用“问题”一词的有99篇文献,其中康梁二人使用27次,其余的72篇文章几乎全部出现在他们二人创办的杂志上(《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

   维新变法之后,“问题”一词的使用迅速增加。1900到1909年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数据库》中有2768篇文档使用“问题”一词,词频达7922次。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组包括:中国问题、朝鲜问题、财政问题、菲律宾问题、满洲问题、经济问题、生计问题、工商问题、天津问题。在1910到1919年期间,“问题”一词的使用空前广泛(3647篇,词频14972),主要出现在《少年中国》、《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大中华》、《甲寅》、《庸言》等杂志。其内容所指也更加广泛,如:道德问题、人生问题、棉花问题、土地问题、世界体制问题、劳动问题、债务问题、妇女问题、外交问题、“女禁”问题。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又提出了城乡问题、民族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商品问题、工资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不是因为它们需要明确的解决方案。民族、家庭、性别等等是我们基本生存状态的一部分,不是problems,在很多时候甚至不是issues。但是在社会变革中,我们需要对日常生活从新的角度进行审视,进行重新解释、赋予它们新的意义,从而改变它们和整体社会的关系。比如梁启超写道:“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曰:‘中国群治当以无信仰而获进乎,抑当以有信仰而获进乎?’”,“信仰问题,终不可以不讲”。作为实践的信仰显然一直存在,但是它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梁启超等人要把这个看似自明的经验对象化,要用能够超出经验的想法(理论)来分析经验,从而去进一步干预、改造经验,甚至设计信仰。“妇女问题”显然不是说妇女构成了一个需要做额外处理的例外现象,而是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性别关系,以及性别关系和工作、家庭、国家、阶级的关系。如何重新定义这些问题和社会整体的关系,需要理论上的想象力和实践中的不断探索。康有为和梁启超使用“问题”,正是因为当时的满汉关系问题、国体问题、帝国主义问题等等都是高度开放的议题,引起了多方激烈辩论。毛泽东在1919年创立了“问题研究会”,其章程把问题定义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并且因此强调“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这样的问题,和辩论、和研究、和探索紧密相关,它和理论几乎是一体的两面。这一思考取向或许可以称为“探索式的问题化”。

   探索式的问题化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建设实践发生了紧密联系。比如,马克思提出的犹太人问题或者犹太教问题,列宁和卢森堡的民族问题,对二十世纪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探索式的问题化思考的典型例子,它们不断把一个问题转换成新的问题,从而不断开启新的思考空间。比如,犹太民族受到的压迫究竟是不是宗教压迫,能不能通过国家和宗教的分离来解决?还是说,犹太民族的解放必须通过废除财产私有制,通过全社会的解放才能实现?在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建设中,探索式的问题化成为组织政策讨论和公共辩论的普遍方式。“如何在一个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典型的探索式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问题”往往是指具体的需要政策干预的负面现象(比如贫困问题、种族问题),而在第三世界,“问题”意味着更开放同时也更有理论性的探索?(比如农民问题、民族关系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第三世界的发展是面临多重矛盾的、有意识的、赶超式发展的新事业。在这里,贫困问题就必须和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联系在一起。民族关系不仅是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歧视的问题,而关系到国体、政体的设计,关系到区域平衡和国际关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被认为是第三世界探索式的问题化思考的一个重要样本。

   第二种问题化方式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体制和文化需要全面的批判和替代,现实和传统都是“问题”(problem)。它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1980年代重新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思考方式。典型的例子包括全盘西化的主张、激进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在1980年代引起巨大影响的《山坳上的中国》、《河殇》等著作。我们姑且称之为“否定式的问题化”。这一问题化方式激发了重大变革能量,但是作为一种思考取向,否定式的问题化的重点不在于提出问题,而是要宣告解决方案。它在问题展开之前就有了答案。它从先验的范畴出发,对事物变化的内在的矛盾和细节不感兴趣。在法学界,这形成了1990年代的,以18世纪欧洲理念为标准而问题化中国复杂现实的“法神学”(强世功,本辑)。

   “否定”和“批判”有重要区别。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批判思想强调存在的不是必然的,现实是不断变化、可以改变的。因此批判理论要揭示,为什么一个不必然的现象,甚至是反常的现象(比如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劳工的孩子拒绝进入中产阶级)会成为现实,现实中又有哪些裂痕,可以成为下一步变化的动力。如果对一个现象做自上而下的总体的否定,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批判性分析。“否定”需要事先确认标准(比如十八世纪欧洲法学思想),而“批判”不从标准出发,其重点是去揭示那些不能被既定理论解释的矛盾。正因如此,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性的、解构性的思想为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第三代(代表人物Axel Honneth等)建设性的理论(“如何建设一个合理社会”)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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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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