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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欧洲与中国文明对话的新开端——以西人在元大都"汗八里"的经验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2-03-10 08:48:23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从元朝开始,欧洲与中国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进入一个新阶段。这里所谓”新”主要包含三层意义:一是从元朝开始,中欧文化交流地点发生了转移,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心由长安转向元大都–“汗八里”。二是从元朝开始,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正式见诸于西人游记、书信记载,例如,《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等即是当时意大利商人、遣使游历中国的代表性作品,它们见证了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也是最早对北京报道的西方游记作品。三是从元朝开始,罗马教廷遣使蒙高维诺等方济各会士赴元大都,在这里设立教堂,发展信徒,从此罗马天主教传入到中国内地,中西宗教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有关元朝时期中西交通的材料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相对较少,作为正史的《元史》除了记述也里可温教和马黎诺里使华外,鲜少相关记载,这反映了明朝对前朝这方面史迹的忽略甚至可能是忌讳。因此今天我们研究有元一朝的中西交通史主要是依赖于西籍史料。英国著名汉学家裕尔(Henry Yule)编译的四卷本巨著《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即是这方面文献的汇集,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五章《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即多取材于该书。①由于以往对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研究相对较多②,故本文对《马可波罗行记》不再赘述,而主要以蒙高维诺、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方济各会士留下的游记、书信所记”汗八里”的材料为基础,勾勒西人的元大都”汗八里”形象。

  

  

   一、中西交通的新形势及西人来华路线

  

   13世纪蒙古族的铁蹄遍布欧亚大陆,在他们所征服地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先后建立元朝和四大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这些汗国将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在被征服的广阔疆域,蒙古各大汗国之间为了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联系的必要,他们开拓海陆交通,建立通讯驿站,从而使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地区的联系和来往更加紧密。

  

   与以往历朝相比,蒙元帝国交通之发达,主要体现在海运交通和邮驿制度这两方面。白寿彝先生论及元朝海运开拓的重要性时说:”元明清交通底特色,是海运底发达。””元以前的海运,并不是有整个的计划,而元以前的海运也与国家大计,无密接的关系。自元时起,海运底意义便显然和以前不同,这时的海运,显然关系着国家底根本;它在元明清的重要,一如运河之在唐宋。”③方豪先生指出元朝时期邮驿之发达:”元代幅员最广,东西交通亦最发达,欲究其原因,诚不易言,而我国之邮驿制度亦以元时为最发达,实为最大原因之一。然以邮驿完善,乃促进交通之频繁;而交通之频繁,固亦使邮驿之制,益臻完善也。”④鄂多立克的游记对蒙元驿站发达情形的形象报道,可为此提供佐证:

  

   因为旅客需要供应,所以他叫在他的整个国土内遍设屋舍庭院作为客栈,这些屋舍叫做驿站。这些屋舍中有各种生活必需品,[对于在那些地区旅行的一切人,无论其境况如何,有旨叫免费供给两餐。]当帝国中发生新事时,使者立刻乘马飞奔宫廷;但若事态严重紧迫,他们便乘单峰骆驼出发。他们接近那些驿站–客栈或车站时,吹响一只号角,因此客栈的主人马上让另一名使者做好准备;前来投递情报的骑士把信函交给他,他本人则留下来休息。接过信的另一名使者,赶快到下一驿站,照头一人那样做。这样,皇帝在普通的一天时间中得知三十天旅程外的新闻。

  

   但步行的急差则另有安排,一些被指派的急差长期住在叫急递铺的驿舍中,而这些人腰缠一带,上悬许多铃子。那些驿舍彼此相距也许有三英里;一个急差接近驿舍时,他把铃子摇得大声叮当响;驿舍内等候的另一名急差所见后赶紧作准备,把信尽快地送往另一驿舍。于是消息从一名急差转给另一急差,迄至它送抵大汗本人。总之,整个帝国内发生的事,他就能马上或者至少迅速全部获悉。⑤内中有关急递铺之叙述,与中文文献《经世大典·急递铺总序》所记内容颇为接近。⑥蒙元交通、邮驿之空前发达,成为蒙元史的一大特征。因而研究蒙元交通也成为中外学术界的一大课题。⑦

  

   元朝时期发达的交通网络,为西人来华提供了必要条件。西人前往元大都”汗八里”所走的路线,大致可分为陆路、海路两途。选择陆路者可以马可波罗、马黎诺里为代表。马可波罗是从意大利出发,渡过地中海,先到君士坦丁堡;然后横过黑海,到达克里米亚;再穿过西域的大沙漠,到达上都,最后南下抵达大都。⑧马黎诺里先由海道抵君士坦丁堡,然后渡黑海抵喀法,穿过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过沙山,乃至东方帝国都城汗八里”。⑨选择海路者以鄂多立克、蒙高维诺为代表。鄂多立克是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先到巴格达;再由波斯湾乘船经过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最后抵达中国广州;以后走陆路到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到大都。⑩蒙高维诺先到波斯国讨来思城,然后泛洋至印度,再经东南亚海域、南海到中国。(11)欧谚曰:”条条大路通罗马。”在13、14世纪,元大都作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可谓四通八达,条条大路通大都。

  

   由于陆上交通相对便捷,当时”欧洲的旅行者们前往中国旅行大多数走的是陆路”,这与明清时期主要通过海路前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明显有别。张星烺先生论及元朝中欧通商情形时指出:”裴哥罗梯之《通商指南》最可证明当时中欧通商之盛。氏虽未亲至东方,然确闻诸曾至东方商人。吾人读其书,可悉当时欧亚二洲陆道通商所经之道途及情况若何也。”此处张星烺先生所言及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是书第一章即述”陆道至契丹”。张先生附注曰:”《元史》卷一一七《术赤传》,谓其封地在西北极远,去京师(汗八里即北京)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术赤封地即钦察国。后经拔都力征经营,疆宇更广。其都城在窝尔加河畔撒雷城。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一遗札言由克里米亚须时五六月,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谓须时八阅月以上。三书小有不同,而大抵相符也。”(12)也就是说,当时从欧洲由陆路来元大都,大约需六个月到八个月不等。而从海路来华,则需两年多时间。

  

   元朝后期,各大汗国之间烽火连天、战争不断,陆路交通受到阻碍。蒙高维诺在对陆、海两路进行比较时提到这一点:”来此道途,以经峨特(Goths)国境(今克里米亚Crimea)为最便捷。沿驿道,随邮差而行,五六阅月即可抵此。若由海道则道途辽远,且危险万状。其第一程,约与阿扣港(Acre)至渤洛文斯省(Provence,古代法国省名)相等。第二程,约与阿扣港至英格兰相等。苟无信风,至有须二年余始得抵此者。然陆道梗绝,不通已久,鞑靼诸王自相攻伐也。”马黎诺里后来也由于各大汗国互相攻击,陆路交通受到阻断,被迫改由海路返回。他述其此情时说:”陆路因有战争,闭塞不通,行旅裹足。”(13)伴随着蒙元帝国的崩溃,中西交通的诸种条件随即消失,因此,”基督教使团和商人活动很快从欧洲与中国的交流中退出”。(14)明末清初以后,西欧来华之传教士、商人或使节,几乎均取海路前往中国,这与当时陆上出现奥斯曼、俄罗斯两大帝国的崛起,以及这两大帝国在陆路阻断中西交通有关。

  

  

   关于蒙元帝国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历史作用,西方与中国学者都曾给予充分肯定:

  

   要是没有蒙古帝国,马可·波罗和许多其他人也许还留在本乡,或到别的地方发挥他们的冒险精神去了,因为他们无法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完成穿越亚洲的长途跋涉,也无法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或传教活动在中国找到必要的条件。(15)

  

   蒙古人,虽然是残忍的,但是还有一种对于世界的责任感,并且对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16)

  

   他们所建立的完备而高效的邮驿制度无疑推动了欧亚文明之间的交流,元朝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交通最为频繁的朝代之一。(17)蒙元邮驿和交通之发达实为当时的中西关系和文化交流奠定了新的基础,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在蒙元帝国的怀抱里聚合在一起。

  

   二、蒙高维诺笔下的北京天主教

  

   当蒙古军队的铁蹄掠过俄罗斯大地向西猛烈推进时,欧洲各国一片恐慌。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一方面欲沟通与蒙古的关系,规劝蒙古大汗停止杀戮行为;一方面想打探蒙古内部的虚实,以作抵御之策,遂于1245年派遣方济各会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出使蒙古。(18)第二年7月22日,柏朗嘉宾及随行抵达和林。8月24日参加贵由皇帝登基大典。8月底觐见贵由大汗(即定宗),呈递教皇玺书。定宗复教皇书大意谓:

  

   你教宗和王公巨卿,如诚心和我修好,便当速来见我,不可迟延。你来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我为什么应该受洗。你来书,又因为我们杀人之多,而觉得惊奇,尤其因为信基督的波兰人、匈牙利人、奥拉维人,而感不安,我亦不明白你惊奇的原因。我告诉你:他们不听从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杀戳我们所派使臣,上天所以借我们的手来杀他们。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书末玺印文曰”真主在天,贵由在地;上天神威,众生之王印”(19)。这是罗马教廷与蒙古发生关系的开始。显然,柏氏未能如愿完成教皇交给他的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1747年柏氏一行返抵里昂。次年柏氏病逝,遗留下《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一译为《蒙古史》)(20),实为他此行的报告,这是我们现见最早西人在蒙古旅行的纪录。

  

   1253年,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受法国国王路易士九世的派遣,从康士坦丁堡出发去蒙古和林,沿途先后会见撒里答和拔都。1254年4月到达哈剌和林,受到蒙哥汗的接见。威廉要求留在蒙古传教,遭拒,遂于1255年返回的黎玻里。应当地主教之请,威廉以长信形式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写出来,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见的《鲁布鲁克东行纪》。(21)

  

   柏朗嘉宾以后,罗马教廷与蒙古的来往逐渐增多。(22)教廷遣使首次到达元大都是方济各会会士蒙高维诺(Giov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蒙高维诺前往中国。蒙氏一行先抵波斯,然后经海道在印度登陆,最后由海路到达中国的泉州。1293年蒙氏抵达元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高规格的接见,被允准在大都传教。蒙哥维诺在京设立教堂三座,收纳信徒达6000余人,足见当时天主教在大都发展之盛。有关他在印度、中国旅行和传教情形,现留有蒙氏东游印度、中国时所写的三封书信,这三封信分别于1292年在印度、1305年1月8日和1306年2月在元大都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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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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