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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华:2021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发展报告

更新时间:2022-03-08 19:53:53
作者: 于世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下,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机构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术史考察、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关系、全球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进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平稳发展

   回顾百年大党发展历程,学者不约而同从不同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历史启示和最新进展。陈其泰考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学术关联、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何对待历史考证,以及重视考证对于学风建设有何重要意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学术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是以重视搜集史料和严密考证为特征的史学流派。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实事求是”是互相贯通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比如,郭沫若对王国维的著作就有很高的称誉,认为其“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精审考证的成果推进学术发展的最佳范例当属郭沫若和范文澜。李红岩认为,20世纪20至3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话语之源与理论准备的意义。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这场论战均具有塑造话语体系的作用和意义。论战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中国知识领域的过程。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发生与最初发展,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这场论战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塑造了基本话语方式与理论架构,从而在质的规定性上塑造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与范式。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适用性、真理性及其对于中国文化自信的新的培植性,不仅经历了实践检验,而且经过了学理验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组织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专题文章。其中,周文玖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产物,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具有奠基石的意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初步形成的标志。毛泽东关于历史与史学工作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指针。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学科化建设方面成绩显著,进入守正创新的21世纪,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是时代提出的新命题。

   张杰认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写成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著作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主要观点融贯其中,较系统地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因、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尝试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现象,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促进了唯物史观的研究与传播,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尚很少有中译本的历史时期,《社会进化史》堪称学术经典著作。周励恒提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史学要论》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初期,《历史哲学教程》问世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后的抗战初期。两部著作产生于不同时期,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奠基到充实、从学理阐释到参与社会改造的进展。李大钊的史学理论著述,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石。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谱系中,李大钊都应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

   汪兵认为,胡绳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阐释,对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影响深远。其逻辑基础是基于他对党史学科性质和党史研究视野的阐释,其主体内容包括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党史研究的史学范式、党史研究的历史主义和党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四个方面。其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内容的丰富和对党史研究“中介理论体系”的完善。考察这两个基本理论问题,就成为探讨胡绳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阐释的重要前提,从中能够审视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在整个党史学科体系构建中的价值与意义。

   陈峰认为,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长期以来基本遵循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以中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为主体,至于与域外学术的关联互动则被作为边缘因素、次要方面来处理,归入中外史学交流、西方史学在华传播的范畴。这种做法一方面突出了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际性视野的缺失和对域外因素的低估。域外学术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演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世界性学术潮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本土化、中国化渐成主流的趋势下,域外学术值得我们借鉴。

   汪荣祖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敌视,但在学界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学说,史学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史学界的一大流派,出了不少名家与名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虽然历经风雨,但发展依然呈现蓬勃之态,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研究难以忽略的理论。展望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势必会顺应时代而发展,而其发展动力更有赖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努力。董欣洁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她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在世界史领域的阐释和论断。这些阐释和论断蕴含在研究者各自的论著之中,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定位判断,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长期的、复杂的共生关系,但至今学界对此关注还远远不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对这一世界变革进程的理论阐述,其基本特点是将民族性和世界性较好地融为一体。这种话语探讨是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发展起来的,为世界史学科形态构建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方式,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历史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综合研究。这种话语探讨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出发,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蕴含在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双重辩证统一之中,显然将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西方史学思想及全球史研究稳步推进

   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总的特点是与西方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在翻译出版各种外文著作的同时,重点对20世纪以来的史学思潮与人物进行分析研究。

   王晴佳探讨了昆廷·斯金纳的史学理论思想。作为当代世界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阐释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欧洲著名思想家的论著如何形塑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同时,他也在积极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斯金纳与美国哲学家罗蒂等人共同编著《历史中的哲学:哲学中的史学论文集》,集中反映了斯金纳的史学理论特点。斯金纳在《消极思想的自由:哲学和历史的视角》中,通过梳理“消极自由”的历史脉络,提出对哲学概念的思考和理解需要借助历史。斯金纳承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至今依然如此。《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发起了题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问题再思考”的圆桌会议。董立河认为,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及有可能很快到来的奇点式事件,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自己生存意义的忧思和焦虑。西方学界发起的有关历史性未来的讨论,其实是这种有关人类终极意义的广泛思考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一种反映。这种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相较于同时代和现代的体系,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历史性、实证性和跨学科性。不存在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复兴”,因为它从未消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所未有之变化”,需要重讲宏大叙事,一些理论家再度显示出对宏阔历史观念的热情,呼唤一种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并希望它能够同历史研究联起手来,一起迎接生态和科技前景所隐含的挑战。顾晓伟考察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和脉络,他认为,西方理论界倾向于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分开,但二者并非那么截然分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当前重新整合的过程。历史与史学总是“变”与“常”的统一体,时间进程的新变化催生了历史书写的变革。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探讨史学理论问题已迫在眉睫。刘耀辉对《英国学派与历史学家》一书发表书评,评估了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价值。霍布斯鲍姆作为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享誉世界的史学家,在近现代欧洲历史进程、劳工运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众多主题上发表了真知灼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霍布斯鲍姆的进步史观和全球史观,我们可以观察西方进步史观和全球史观的演进,通过比较霍布斯鲍姆和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其思想仍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霍布斯鲍姆不反对史学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这也体现了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倪凯指出,戈登·柴尔德是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家与考古学家,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文化考古学的许多基本原则与史前史的综合理念都归功于柴尔德的贡献。柴尔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史的进程,形成了自己辩证的历史进步观。柴尔德强调辩证的演进与螺旋式上升,强调建立在模仿与创新基础上的文化扩散与传播,强调发明与发现对社会积累的基础性作用。柴尔德关于历史进步的阐释相较于之前猜测性的阐释要更加科学。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考古技术的限制,柴尔德提出的很多观点、进行的历史分期以及所使用的史料,存在着诸多不严谨的地方。作为一种历史理论,柴尔德的进步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进步的画面。研究柴尔德的进步史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进步的规律性运动,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涵。姚汉昌评析了丹尼尔·沃尔夫的《简明史学史:从古至今的全球历史编纂学》。他认为,《牛津历史著作史》《全球史学史》和《简明史学史》构成沃尔夫全球史学史研究的三部曲。其中《简明史学史》作为他的最新作品,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全球史学史理念的传播。沃尔夫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历史学在人类各主要地区的发展,弱化了西方对历史学产生与发展的作用,强调了史学的普遍性。此外,相较于以区域为中心的史学史模式,全球史学史的模式更加适合当今日趋一体化的世界。

   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新论频出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近代史学以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推出的成果颇多。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日益走向细密,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和研究领域。

张越回顾了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他认为,古史分期问题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开始形成到今天的90多年中,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直占据着其他问题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形成了数次极具规模的热潮。较之以往的研究,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研究和讨论的情况具有一些明显的新特点,如“无奴论”的再度崛起和中国古史分期“新说”涌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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