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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华:2021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发展报告

更新时间:2022-03-08 19:53:53
作者: 于世华  
“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促使学者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中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而任何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学理分析都离不开史实的支撑、史料的依据、理论的引导和现实的考量。

   曲柄睿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先秦史论的基础。关注天人关系,关注人自身命运与茫然莫测的天意之关系,关注个体存在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先秦史论产生的最基本原因。天人关系的内容包括:如何认识天与人之间的联系,如何认识天文星象运转与人类世界运行的关系,如何把握人的生命并使之与天建立关联。随着人们抽象思维的发展,天人关系又演化出一个重要的变例,即人与自然要素(阴阳五行)的关系。由此,分别形成了解说天人关系的天命观、天道观和道论观,三者互相影响、互相羼杂,共同存在于先秦的思想环境和社会意识中,互相影响又互相补充,既成为史论产生的思想土壤,又作为史论的论证对象被反复提及。

   瞿林东提出,《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而《新唐书》卷132 后论则集中地反映出《新唐书》的这一基本倾向。它不仅把唐代史学说得毫无可取之处,而且还用曲解刘知幾《史通》和污蔑韩愈《顺宗实录》的手段,以“证成”己说,致使后人读来轻则产生困惑、重则导致误解。因此,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予以辨析、澄清,是十分必要的。瞿林东举出事例,说明相关人选和体制设置的必要性,但这些问题不影响《新唐书》在整体上作为一部优秀历史著作的价值。在中国史学的编撰史上,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史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刘小龙考察了《明实录》对建文朝科举的书写,认为《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表现出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牛润珍等提出,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代文官多以修书议叙,修书又以史书为主,史官参与修史获得议叙逐步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这一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投身修史活动,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士人职业观念的改变,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王记录提出,清代乾嘉时期是经史之学互动最密切、融通最深入的时期。在治学实践上,崇实黜虚的经学理念影响史学,形成了重考轻论的史学风尚;小学治经的方法渗透到史学领域,使史学更具实证性;对《春秋》笔法及正统论的厌弃,形成了重史实、轻笔法的历史编纂学。与此同时,史学也影响到经学的发展,人们以史学经世思想丰富经学的思想内涵,经史用世观念涌动;以史事考经籍之正误,借助史学解决经学问题。在理论探讨上,乾嘉学者秉持“经史无二学”的经史关系论,提出经史同源思想,梳理反思经史相分的过程,倡导经史并重。经史之间的这种互动和融通,使史学烙上了经学的印记,经学具有了史学化的倾向,经史之学均回归理性,开始向近代学术迈进。乾嘉经史之学的互动,打通了经史间隔,由经入史,人们以治经方法治史,完善了治史方法,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辨伪、考证等众多学科的董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体系。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辨史料的方法,运用这些方法,乾嘉学者考文征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史事、鉴别史料真伪的局限,推动了史学的实证性和客观化,直接影响到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樊丽莎等认为,由于缺乏对游牧经济的了解,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西域“行国”的记述,将西域定居与非定居的牧业民族差不多全部解释为与匈奴“行国”同俗的游牧民族。考古资料表明,古代月氏、乌孙、回鹘等从事畜牧业的河西民族,并非纯粹的游牧业经济,而是呈现出季节性轮牧的特点。司马迁的“行国”史观出自农业民族士人对牧业民族生业方式的认知,由于受各种条件所限,未能准确区分西域、漠北、河西地区牧业经济的区别,未能将游牧与定居的畜牧业区分开来。后世史家大都承袭了司马迁“行国”史观,致使这一史学传统一直得以延续,对今天的相关研究造成了影响。汪高鑫等认为,周代是先秦史官制度日趋成熟时期。周代史官类别众多,而以太史、内史、外史、小史、御史为主。其中最活跃者当为太史和内史,其主要职能是典礼,也包括文献保管以及记事等。周代史官制度继承了先秦史学的直书观,直书成为当时史官记事普遍尊奉的原则,或者说是“当时史官所应当共同遵守的法度”。所谓“君举必书”“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即是这种直书其事的真实写照。在周代史官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培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史官精神,具体体现为参与建设和维护礼乐文明的经世精神、追求史实之真与道义之真的求真精神和彰显人文价值的理性精神。这些史官精神不但造就了先秦光辉灿烂的史官文化,也对后世中国史官制度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面,庾向芳提出,民国时期清史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下转型期中国史学的特征,其中清史的书写呈现出官修史书与私家撰述并进,纪传体、编年体与章节体等编纂方式共存,天命史观、进化论史观、唯物史观等多种历史观交相辉映的错综复杂的图景,成为民国时期清史著述最显著的特点。由此,民国清史学以其鲜明的转型期史学的特征,成为中国新旧史学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刘澍考察了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认为晚清士大夫表现出对古埃及史的浓厚兴趣,在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了理论依据。晚清士人写古埃及史,希望中国可以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答案。张诚在《埃及略说》中就提出,学习西方是必需的,然而,如果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最终也可能亡国,借鉴外国制度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这可以说是埃及历史给晚清士人在政治方针上的最大启迪。

   邓锐指出,中国古代所称“史学”与今天所说的“史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古代史学有自身特殊的形态,既不同于西方古代史学,也不同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国古代的史学涉及四部之学,又贯通文学和哲学,主要包括叙事、义理与考证三个基本方面。中国古代史学的这种独特形态使其具备了崇高和独特的知识价值与文化地位。江湄提出,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是理解中国文明的关键概念。正统论,就是在历史编纂中怎样纪年以叙事?用什么标准来标记历史时间?这其实是一个如何为历史立法从而为人间立法也就是为宇宙天地立法的大问题,所以说,“正统论”具有中国文明“元叙事”的意义,它是用一套历史哲学来讲的政治哲学,又安置于一套宇宙论中,其中蕴含着一整套文化价值原理,承载着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结构,关乎中国文明整体性的自我认识、自我想象和自我意义赋予。通过考察早期历史上的大一统、正闰说以及后期的道统与正统,她认为中国历史之所以具有一种持续的向心力,有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正统论中的文化价值——将合于天下的“中国”的绵延永续作为神圣信仰,是一个观念上的关键性原因。因此,正统论作为中国文明的元叙事,作为一种历史哲学,还是有思想生命力的。

   赵庆云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角度对概念史研究进行考察。他认为,引入概念史的研究视角,借助概念史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工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方向,也是具有潜力的学术增长点之一。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兼具学术性与意识形态属性,概念、文本、语境、思想、意识形态等概念史研究最核心的要素都沉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史学著作也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极佳素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在于其总能呼应时代关切,与时代共振,因而对其史学实践的概念研究,亦有必要结合社会政治变迁以把握概念的历史语境,梳理其渊源流变。构建史学体系还须从概念着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键概念的梳理解析无疑是前期基础工作。历经百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强的解释力与活力,仍在今日的历史叙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也有一些史学概念受到质疑,对此类概念的研究,应更侧重于对概念作认识论方面的探讨。

   周国林认为,唯物史观对张舜徽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张舜徽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等重大理论问题,对各阶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做出科学分析;充分肯定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人民对统治阶级压迫的反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历史人物评价中以顺应形势需要的标准评价政治人物,以弘扬文化传统的标准评价思想文化界人物,以增进社会福祉的标准评价其他历史人物。他的“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率一切”的学术思想,值得认真体悟并加以弘扬。

   时培磊通过对2010—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史的立项项目的考察发现,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加强与时代的互动、培育学术新人、增强团队合作,以及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立项课题呈现出多角度的新探索,主要表现在: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和长期关注的热点仍在立项中受到重视。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也体现出这一点;中国史学史的立项课题体现出对基础文献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重视,以及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宽。

   新时代的史学理论研究大有可为,特别是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深化理论思考、强化时代面向、超越以往的研究水平与格局,还有较大的学术努力空间。总体上看,史学理论及其与史学史的结合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方面,尚需继续努力。目前,一些论文仍存在创新性不足、重复老话乃至概念使用不准确等问题。展望2022年,我们期盼史学界继续以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目标,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强化理论思维,融通学术资源,将思想与史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推出能够真正代表新时代水平与气象的史学理论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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