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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

更新时间:2022-03-07 16:32:54
作者: 杨念群 (进入专栏)  

   “民族主义”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民族主义”的产生不但与晚清以来改革风潮的兴起和革命言行的激化趋势密切相关,也与西方流行的社会科学思潮及诸多政治势力的渗入和影响摆脱不开干系。“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等新型概念的表达与传播更是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比较传统的说法是,中国自古就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毋庸置疑地产生于数千年前,源远流长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根基论”式的说法长期以来几乎变成了教科书般的标准表述。还有一种说法是,所谓“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以“汉族”为核心主体,在不断吸收周边少数族群的过程中逐渐把它们融合进以儒家思想和制度为中心的中国历史框架,从而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同化论”的逻辑长期主导着民族主义研究的基本取向,使得是否具有汉族文化特点成为判定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唯一标准。近些年随着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的持续涌入,中国学界开始对“民族”“民族—国家”“族群”“国族”等概念重新进行了严格定义,使得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更多具有了当代社会科学的色彩。“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介入更是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近代“建构”的产物,不承认其具有近代以前的历史意义,从而隔断了“中华民族”与前近代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本文拟对上述诸种研究意图及其分析框架作一初步辨析与评估,并分析讨论其争议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

  

   一、晚清立宪派与革命党论争中的“民族主义”议题

  

   “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晚清以来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对关于“什么是民族”的自觉意识及由此产生的歧义与争论有关,近代意义上“民族”一词的出现基本可以被认定应归功于梁启超、章太炎、杨度或者更早的王韬等人。但也有些不同意见,如有学者以康有为在1898年所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提到“民族之治”为据,而断定康有为已经开始从西方民族主义的角度理解“民族”的涵义,这应该是最早对“民族”的近代式解读。

  

   晚清以来“民族主义”论述的产生与当时学人的政治立场无法分开,在很多场合根本不能以纯粹的学理讨论加以对待,即以晚清舆论倾向而言,“民族主义”论述基本分属于立宪派和革命派两端,实际上构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民族观”。立宪派认为“中华民族”应该包括满、蒙、藏、回等族群,如梁启超称“中华民族”实际上是由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六个种族组成。梁启超首次提出“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亦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而革命派则鲜明地扬起了“反满”的旗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非汉族群排斥在革命和建国的行列之外。在梁启超看来革命派的“民族观”属于“小民族主义”,立宪派持有的“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相对立。有趣的是,民国初年的一些民族史著作却基本沿袭了梁启超的民族分类框架。1935年出版的宋文炳编写的《中国民族史》一书,其第二编第三章就以“通古斯的汉化”为题,“通古斯”就是指“满族”,其民族分类完全继承了梁启超的看法。

  

   当代学者对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划分多有回应,只不过带有更多的政治意识形态思辨色彩。如陶绪就认为,晚清存在着两种“民族观”,一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满汉合一、满汉平等为特征的民族观;另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反清复汉、排满革命为特征的民族观。前一种民族观主张在“同化论”的指导下把国内各民族融合为单一的中华民族的思想与在皇帝的旗帜下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思想相结合,因而其民族观与政治观交织在一起。而革命派的“民族观”又裂变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民族观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民族观。前者主张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不悖,民族民主革命一次完成,而后者则强调汉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主张反清复汉,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的文化色彩。这实际上就是重述任公的大小民族主义观念,只不过贴上了现代阶级划分的标签。皮明勇的看法是,所谓“大民族主义”就是把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当作一个大的中华民族整体,并认为列强对中国任何一部分的侵略都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并在此基础上联合成一个大的中华民族,一致对付东西方列强。孙中山后来提出的“五族共和”构想即体现出这个思路。而“小民族主义”即指“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两种,强调汉族的文明优势和主体地位,是“华夷之辨”说的延续,亦是“同化论”的变相表述。晚清一些革命党人如孙中山就不断在大小民族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同化论”之间徘徊摇摆。孙中山虽然一度倡导“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但不久又回归汉族的主体性,号召各族人民应在汉族的引领下,实现“共和”目标,所以其思想又重新回到了“小民族主义”一端。朱维铮则看出了清末革命党“反满”言论特别是孙中山架构“民族主义”理论时所遭遇的困境。他注意到,除非革命党把“中华”疆域的界定“恢复”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由叛明到称帝时期的限度,否则视满洲为“异族”,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实践中便等同于分裂中国的版图。但随着孙中山被日益神化,造成史界曲说文饰必贻尘谤,攻其一点也难服众的处境,形成论其功又指其过的混乱。后来论者常常把民族问题与文化问题混作一谈,在判断清末民族主义的具体取向的时候,往往使用双重尺度随意评断,常常陷于悖论,如凡涉及反满时常用属于文化尺度的同化说予以批评,涉及排外时却总用属于政治尺度的爱国论进行辩护。朱维铮提醒说,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诉求,无论实践取向有多大差异,在民族主义概念的诠释上,都应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和民族主义涵义的解释作为参照系。但诉求者在实践取向方面的差异,又使他们倾向对清帝国的民族问题与近代欧洲的历史和现状的不同缺乏客观分析,往往对参照系采取各取所需的实用态度。

  

   既然民族主义在清末已形成普遍的政治诉求,那就很难用所谓传统的“夷夏之辨”进行解释。政治诉求总是针对政治现状,诉求的语言难免呈现出古老或是外来,甚或两者混合的特征,但终归是诉求者对于现状基本看法的一种概括,假如考察这种诉求,不是首先考察引发诉求的历史状况,而是首先去追究诉求的口号合不合某种先定的尺度,只能说是舍本逐末。这与清朝的统治策略有关,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欣羡华夏文明,一方面亦出于被同化的恐惧,不断严分满汉界限,强调对满洲特权的维系,于是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便会显得紧张犹疑。对这种现象的结构性认知,自然也反射出这种矛盾现象,孙中山同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创立合众政府”这两个极不相容的纲领就是这种冲突紧张的反映。

  

   朱维铮指出,“创立合众政府”是孙中山效仿华盛顿想建立美国式的联邦统治模式,对外关系实行中央集权,而在内政上尊重地方分权,表明他想当中国的华盛顿,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提法,又表明孙中山志在当朱元璋,这种双重的身份认知困境,使得革命党人不甚满意,而非难革命排满说的保皇党人和立宪派也借此攻击其言不由衷的表态。其“驱除鞑虏”的口号也无法免遭大汉族主义论者的指责,后来孙中山又放弃了联邦政治的追求,转而力求实现“俄化”,更是使他的立场左右摇摆,令人难以信服。早在20世纪30年代,齐思和先生就已指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潜藏着的重要缺点是忽略了种族与民族之区别。民族之构成是精神的、主观的,种族则是物质的、具体的。所谓满汉蒙回藏的说法,是以种族划分的结果,并不适用“民族自决”原则。种族问题既虚无缥缈,则应提倡组织民族主义之国家。齐先生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孙中山民族主义内部确实包含着自我冲突和紧张。

  

   李良玉则进一步从分析“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出现的张力出发呼应了朱维铮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民族观念相通于种族观念;第二,民族观念疏离于国家观念。由此引申出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当然也就缺乏国家主义的内容,如果没有现代国家主义的充分哺育,民族主义有可能对现代民族国家之建设显示出一种茫然冷漠的态度。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就具有明显的二元论性质,一方面试图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现代国家来振兴中华民族,这是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性质;另一方面,革命又必须通过“驱除鞑虏”加以实现,这是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因素。这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在革命的早期,“种族主义”中的“反满”口号沿袭了“华夷之辨”的言说方式,有利于进行革命动员,但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其“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思维却不利于建立多民族共同体。一些学者对此看法亦有共鸣,他们发现,激进派的民族国家理论建立在“排满建国主义”的基础之上,其构想遵循着以下逻辑:满洲异族——中国已亡——排满——建立单一汉族国家。这种论述取向一旦落实到现实政治中难免存在着分裂中国的危险。这与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包容各民族为一体的“大民族主义”迥然有别。其原因是20世纪初,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其种族建国论正好吻合中国传统民族思想中的种族观念,使中国的民族身份和认同变得复杂起来。当时革命派知识分子从其政治需要出发,依据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借助传统民族思想中强调种族的一面,凸显清王朝民族压迫的史实,通过否认满族的中国民族性来为“排满建国”主张提供合法性。而保守派知识分子则借助传统民族思想中强调文化的一面,漠视清王朝民族压迫的历史与现实,与革命派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相抗衡。

  

   但有的学者则不认同“民族”必须服从于“国家”意识的强势规则。批评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以后常常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混淆起来,觉得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关系,从而使“民族主义”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并非同义语,前者可以界定为一种基于民族的同一性而产生的旨在促进社会生活一体化,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后者则是处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群人(也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一种心理特征,一种情感的表露。对于近代民族国家而言,“国”与“民族”的界限在很多层面上很难清晰划分,因而这两种主义每每被人混淆。尤为要紧的是,“国”尚存在着政治学含义上的“国”与地理、文化及社会学含义上的“国”之区别,前者大约相当于“国家”(state),实乃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政府”;后者则类似于祖国、宗国(motherland),亦即共同的地域及其所负载的除却政治制度外的一切。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其代谢速度是很快的,往往使人不知所从,人们对这种“国家”的感情也很容易发生转移。具体在甲午战争后,一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一种被称之为“反中国感”的思想情结,他们逆乎“时尚”,对“民族”乃至“爱国”的宣传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种现象是由知识分子意识和潜意识的不同关怀决定的。在潜意识的层面,他们是诚挚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在意识层面,他们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关怀却又异乎寻常地活跃。这一差异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力图超越民族主义,在感情上却始终割不断与“民族国家”的联系。

  

有些学者则注意到立宪革命两派在发生争论时,表面上都吸收了同类或者相近的西方理论资源,却在不同层面得出了既相近又相反的结论,以此说明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形成的复杂性。如革命党人汪精卫与立宪派的梁启超在吸收伯伦知理的观点时就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汪精卫强调种界分别及其对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强调政治对种界的融合与调节作用;但另一方面,双方的某些立场又是相近的,梁启超提倡“大民族主义”,汪精卫则主张近乎单一的民族主义,但后来又解释自己并非单一汉民族主义者,不排斥满汉同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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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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