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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传统家庭的衰落:近代家庭

更新时间:2022-03-07 16:28:35
作者: 张国刚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家庭衰落、现代家庭兴起的转型阶段。随着新思想的普及,家庭结构更趋小型化。此外,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如:婚姻关系开始强调情感基础、自由结合,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也趋向平等,分家时子女平等享有继承权,谋生渠道多样化,等等。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领军人物,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曾大声疾呼批判旧礼教,并身体力行实行了新式婚姻、建立了新式家庭。但是,沿袭了数千年的旧观念无处不在,力量强大。鲁迅的小说《伤逝》就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观念,勇敢地冲出封建礼教的樊篱和束缚,为了争取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女主人公子君与家庭决裂,与男主人公涓生公开同居。可是,好景不长,在经济的压力下,不到一年,他们的爱情就破裂了,终于分手。子君回到父亲家中,不久便郁郁死去。涓生又回到原来寄住的会馆,倍受悔恨的煎熬,痛不欲生。可见,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常常需要当事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另外,民国时期是一个变动的时期,新观念、新思想与传统形态并存,城市和乡村的差距日渐拉开。民国政府倡导的新式文明,对传统家庭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城市里,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家庭形态。

  

   1 家庭规模与结构

   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平均人口数仅为4~5人,比同一时期农村家庭平均人口少1~2人。从大量社会调查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地区5口以下的家庭占59.4%,6口以上的家庭占40.6%。中国农村平均家庭人口为5人左右,8人以上的约占总家庭数的17.95%。农村大家庭虽从整体上逐渐减少,但与城市相比,仍占一定比例,大家庭在民国农村还保留了某些残余。但是,据统计,1920年代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为5~6人,1930年代为4.7~5.5人,40年代为4.4~4.8人。[1]可见家庭规模在不断下降,逐渐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家庭平均人口数相近。显然,中国城市家庭的小型化是与世界工业化和社会潮流相适应的。民国时期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在实际生活中以小家庭居多,复合式大家庭不占优势。

  

   随着时代变化,三世、四世乃至五世同堂的家庭逐渐减少。民国前期,就全国整体观察,三世、四世乃至五世同堂的家庭占有一定比例,这在北方表现更加明显,有关家庭规模的统计是有力的证明。然而随着时代变化,特别是1940年代以后,三世、四世乃至五世同堂的家庭逐渐减少,二代户、三代户逐渐占绝大多数。民国后期,核心家庭(夫妇和未婚子女同居)和主干家庭(父母、夫妇同居)成为普遍的家庭模式。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家庭中同居亲属关系种类繁多、关系复杂。尽管如此,但各种类在家庭中所占人口数的比重却不相同,简单亲属结构始终占绝大多数。家庭同居亲属最多的一般是家长与妻子、母亲、儿子、女儿、儿媳、孙子,其他亲属和旁系亲属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家长与妻子及儿女。基本上都是父系直系亲属,母系直系亲属只是偶尔有些特例。这种家庭中,简单亲属结构占绝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家庭在每一代中析分的趋势。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加之西方婚姻家庭观念在民国的广泛传播,维系大家庭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遭到严重冲击,大家庭失去了繁育成长的土壤。人们放弃了大家庭的理想目标,实际行动就是分家析产逐渐增多,从而导致家庭关系简单化。

  

   民国家庭规模和结构的最大特征就是稳定性。中国历史上5口之家一直占绝对优势,民国各时期家庭人口保持稳定,维持在5口左右。民国时期家庭规模以4~6人最集中,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为主,与传统中国社会相比,家庭规模和结构主体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但是也表现出一些变异,例如民国时期,由于家庭观念的变革,复合家庭在社会流行价值观中不再占主导地位,所以大家庭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稳步下降。这一时期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结构类型不同,其中处于中年期的家庭——核心家庭所占比重最高。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比例保持不变,联合家庭比例下降,必然导致其他家庭比例上升。城乡家庭人口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家庭由于家庭观念的变迁以及个别家庭职能的丧失,要比农村家庭平均规模小许多。北方小家庭较少些,南方小家庭居多。家庭规模表现出北方大于南方的现象。中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家庭类型的差异以及生育水平的高低,都是导致地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经济因素也是制约家庭规模的重要因素。城市中取决于收入的差别,收入越多,家庭规模越大,反之亦然。农村里每个家庭的人数和拥有土地的面积密切相关,土地越多,家庭规模越大,反之亦然。贫困严重限制了家庭规模的扩大。为什么较大的家庭都是富有人家?第一,娶多房妻妾几乎是富人的专利;第二,富裕人家男孩娶妻较早,生育也早;第三,生育存活率与家庭财富、社会地位、妇女受教育程度成正比;第四,富裕人家相对于贫穷人家,家庭不容易析分;第五,社会等级越高,人们越严格地遵从他们的社会理想,而父系大家庭正是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

  

   民国时期,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伴,使家庭规模处于稳定状态。绝大多数女性结婚都很早,平均初婚年龄在18岁左右。生育率尽管很高,但被高死亡率抵消,结果造成每个家庭中生存子女的数目并不多。据金陵大学1936年对17个省的5499名已逝男女的调查材料计算,当时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均为34岁。据1934年全国人口死亡原因分析,在前10位死亡原因中,因各种传染病死亡者占61.5%;此外,战争、盗匪、灾荒、瘟疫、烟毒、贫困、饥饿等“无序干扰”也是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这对家庭规模是重要的客观制约因素。

  

   兄弟义居向兄弟异居缓慢转化,是民国家庭发展的基本趋势。民国封建宗族关系遭到破坏,封建家庭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家族势力衰落,不能遏制分家趋势。人民生活困难,生活水平限制了家庭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社会变革思潮的冲击也是导致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民国初年社会风气渐开,再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近代平等、民主思想的传播,旧式大家庭制度的基础被动摇,父系权威下降,家庭开始了自身的革命。同时,民国时期人们的活动空间由家庭扩大到社会,家庭原有的一体感削弱,也促使大家庭必然走向衰落。

  

   2 婚姻与夫妻关系

   中国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结婚比例极高,未婚比例很低。尽管中国人口结婚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普遍偏高,但除了不能结婚者外,也仍然存在部分适婚男性没有结婚。导致适婚男性未婚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居高不下的性别比;第二是婚娶论财的风气盛行,婚嫁费用较高,普通家庭难以负担。结婚费用所占农家每年平均生活费的份额越来越大,成为家庭的重要负担之一。此外,一夫多妻、经济贫穷、独身主义等因素也是导致一些适婚青年失婚的原因。

  

   民国时期男女订婚年龄大多集中在10岁左右,甚至还有指腹为婚的现象。不仅订婚早,结婚年龄也普遍偏低。中国乡村人口初婚年龄与同期其他各国婚龄相比普遍较低。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人口结婚年龄分配比例显示,中国乡村人口普遍结婚年龄在15~19岁。194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为18.46岁,其中城镇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为19.16岁,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0.7岁;而乡村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为18.32岁,比全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低0.14岁。一般来说,城镇人口要比农村人口的初婚年龄大。

  

   民国时期,早婚与晚婚的习俗并存。一般来说,家庭越富裕,婚龄越小;越贫穷,婚龄越大。农村贫雇农家庭男子由于无钱娶妻,往往结婚较晚,多在25岁至30余岁,最早十五六岁结婚;婚龄多半是男大女小,甚至娶童养媳,因为女方年龄越大彩礼越贵。富裕家庭婚龄多是男小女大,女的十六七或十七八岁结婚;男的十三四到十六七岁结婚,甚至有十二三岁就结婚的。

  

   早婚原因,从男子角度说,其父母多希望尽早含饴弄孙;而女子父母往往因境遇欠佳,不愿增加负担,一有机会,即将女儿早早嫁出。至于夫妻年龄差,尽管“女长于男”的婚姻在许多地方流行,但从整体上看并不普遍,大多数地方婚姻还是“男大女小”。

  

   中国传统家庭具有超稳定的特点,这种家庭的稳定是在强大的伦理压力下,通过对爱情的剥夺来维持的。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男女社交公开、自由恋爱等新思潮的广泛传播,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们,开始注重婚姻的实质内容与满意程度,一旦婚姻不能满足这一目的,离婚便成为人们的选择。在民国时期,娜拉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名,娜拉的出走使许多青年看到了真正的人生,为争取个人自由、美满、幸福的生活,挣脱传统婚姻的枷锁,纷纷模仿,一时“娜拉式出走”成为逃避旧式家庭和不如意婚姻的灵丹妙药。离婚观念在城市中已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民国时期各大城市离婚率普遍较高,离婚方式除了诉讼离婚外,还有协议离婚、登报离婚等;至于农村,传统婚姻观念并未改变多少,离婚的自然不多。

  

   民国时期离婚原因与以住历史相比变化巨大,从原来的男子单方面“七出”变成了男女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离婚原因主要集中在遭受虐待、对方遗弃、对方重婚或与人通奸等。夫妻情感因素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原因甚微。城市离婚率高于农村,具有新思想的人高于传统家庭的人,没有儿女的人高于有儿女的人。离婚方式以协议离婚为主。离婚案以女方主动提出要求比例为高。近代女性具有着矛盾、分裂的双重身份:既是父权的反抗者,又是父权的寄生者。鲁迅的小说《伤逝》就深刻揭示了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勇敢奋斗的女主人公子君在丈夫失业、要求分离后,不得不被迫回到封建家庭。可见,妇女要想真正获得解放,就必须经济独立。否则,即使离婚,也只能再回到父权家庭中去。

  

   再婚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妻死夫续娶、夫死妻再嫁;二是男女一方离婚另娶或别嫁。男子丧妻再娶,仪式、祝贺、迎新队伍、亲戚庆贺等都与第一次结婚时一样。若是寡妇再婚,则被贬损,夫家不用轿子接,没有兄弟或叔伯陪同,也不举行任何仪式。民国中期以后,再嫁氛围比初期有了好转,人们呼吁尊重再嫁者的人格。随着人们对传统贞节观的激烈批判,封建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寡妇再嫁日益普遍。在下层群众中,有“亲朋邻里,甚至公婆劝其寡媳改嫁”者,而大城市中那些有地位的富室孀妇,更是有勇气向世俗挑战。

  

根据调查统计,民国时期平均每个妇女在结婚期内共生育6.78个子女,死亡3.69个,存活3.09个。由于贫穷户妇女劳动繁重,生活条件恶劣,健康状况不佳,流产和怀死胎的机会大于小康户和富裕户,因此生育率要低一些。人们的婚姻目的不再是纯粹的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传统的“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正被“养儿防老”、“少生优育”所代替。1922年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发起人桑格夫人来华,在《妇女评论》上发表了她的长文《生育节制底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面阐述了生育节制的理论和实践,国人对“生育节制”问题开始关注,并对传统生育观进行反思,对“把妇女当作生育儿女的机器”的传统做法大加挞伐。由于时人充分认识到无节制生育的弊害,生育节制观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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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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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张国刚《家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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