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国刚:传统家庭的鼎盛:明清时期

更新时间:2022-03-07 16:27:40
作者: 张国刚  

   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家庭的鼎盛时期,也是衰落前最后的辉煌。这一时期的家庭规模延续了宋以来的三代五口结构,婚姻关系强调“论财”,童养媳成为许多贫困家庭的婚姻模式。对女性守节的强调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官方定期对符合条件的节烈贞孝女子进行旌表,民间寡居守节的女性数量也日渐增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这一时期深入人心。国家大张旗鼓地旌表节妇烈妇,对地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福州旧俗以家有贞女节妇为荣,如果已经出嫁的女子丈夫死亡,父母兄弟都会逼迫这个女子自尽以光耀门楣。《儒林外史》中描写,徽州王玉辉在女婿死后,见女儿有意殉节,不但不劝说,反而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听到女儿绝食自尽后,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这样的情形虽不多见,但是当时确实普遍地以女子再嫁为耻,尤其是缙绅之家,更是不容许女子失节。

  

   1 家庭规模与结构

   在明清五六百年间,家庭规模虽然各时各地不尽相同,但差别不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在3~7口之间,平均家庭人数为4~6口。一般家庭人口在5口上下,官僚士绅等较为富裕的家庭人口会多一些。这些家庭的规模并不大,但从结构上看,却相对复杂。一般地说,一家三个孩子、父母亲,再加上一个祖父或祖母,共6口,就构成了常见的主干家庭。至少有五成以上的人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大家庭和小家庭大体旗鼓相当,所谓的大家庭也只是三代同堂,真正结构复杂、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仍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大家庭更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和时代特征。

  

   明清时期的家庭中,平均有三四个孩子,但独子和二子家庭占多数。当时独子现象的大量存在(占三分之一强),从客观上就使大量家庭失去组成联合家庭的可能。与此同时,在独子的情况下,与父母分爨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大大提高了主干家庭的概率。这一点,对主干家庭成为当时的主流家庭类型具有重要的影响。

  

   当时男子平均初婚年龄为22岁左右,生育年龄为26岁多。这样,其50岁左右的寿命可以使主干和直系家庭成为可能,但维持的时间却不长(只有3年多),还不足以看到孙辈的诞生。而女性因平均生育年龄要比男子约小3岁,而寿命长3~5岁,因而能使这一时间增加到10年左右。假设一个母亲23岁生子,儿子22岁成婚,那么,这位母亲45岁时,其家庭成为主干家庭。若其寿命为一般的55岁,则维持大家庭的时间为10年。若设定其孙子的婚姻年龄也为平均数,则在其去世12年以后,这一家庭又可能成为主干家庭。由此可见,在客观上,在一个家庭的发展过程中,维持大家庭和小家庭的时间大体相当。

  

   在明清时期,国家对大家庭不仅采取积极的倡导策略,而且还在法律上予以保护。一般认为那些结构复杂的大家庭大多出现在富裕的官绅阶层之中,其财富有利于形成和保持规模较大、结构相对复杂的家庭。但是,当时较大规模的移民流对家庭规模的扩大和家庭结构的复杂趋向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2 婚姻与夫妻关系

   明清时期,择偶这一直接与婚姻相联系的行为,在制度与礼法上,无疑应由当事人的父母与尊长来主导;事实上,当时多数人的择偶也的确都是由父母来包办的。但只要存在青少年男女交往的空间,爱情与私定终身也就不可避免。关于择偶,当时人谈论得最多的要数“门第相当”与“论财”了,这也是当时主流社会在择偶时最为关注的两个内容。清代康熙间著名的清官于成龙在其亲书的《治家规范》中指出:“结亲惟取门当户对,不可高攀,亦不可就下。”清代的邵长衡曾写过一首题为《财婚》的诗,称:“古人重嘉偶,今人重财婚。”表现了当时人为子女择偶时特别看重对方财产的现实。不仅普通人论财,官僚士绅也在所不免。人们在择偶时首先注重的是选择对象的家庭状况,即门第和财产;此外,也会关注当事人个人的情况,比如才德、品性、外貌、年龄等。当时人们在择偶时,除了有因为身份、地位和财产等差距形成的无形鸿沟外,还存在政治和阶级方面的诸多限制。其中最显著的是良贱不婚,即良民包括官绅和平民不得与贱民通婚;还有一些更细的规定,比如,《明律》中规定在任官吏不得与所管辖地区的妇女结婚,有封号的命妇在夫亡后不可再嫁等。在民族界限方面,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制定了不少限令,比如编入八旗的旗人不能与普通民人结婚,南方苗族等少数民族以及台湾的土著番民禁止与汉人通婚,蒙汉通婚也在禁止之列。总的来说,青年男女择偶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中表亲非常盛行,在士绅中还存在世婚制,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桐城张、姚两家之间相互婚配了。此外,邻近地域的婚配也占优势。

  

   明清时期,皇室与品官之家婚配时基本会按照六礼来进行。不过对民间社会来说,这一程序显然过于烦琐,人们依据的主要是《朱子家礼》中简化的三礼:纳采、纳币、亲迎。而且,总体上,婚姻礼仪呈现出日益简化的趋向。但不管怎样,订婚和结婚两个环节是不能省略的,即首先要请媒妁提亲,交换生辰八字,议定婚姻,然后隔一定的时间正式迎娶。

  

   在结婚之前均有订婚这一程序,即聘定。聘定关系一旦确立,就具有很强的礼俗和法律上的约束力,若没有什么意外(比如未成年而夭亡)或特别的理由,也就不能再变更。如果单方面变更,首先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其次还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聘定关系确立后,双方家庭就会互称亲家,成为亲戚。若一方夭亡,另一方家庭往往依然将聘亲视为亲戚,两个家庭间也常常保持亲密的关系。一些女当事人,一旦聘夫夭亡,往往抱着“从一而终”的理念,要求同归于尽或为夫守贞。明清时期方志的《列女传》中有“节女”与“贞女”之别,所谓“贞女”,就是未婚而殉节或守贞者。

  

   定聘的年龄普遍较小,从尚在腹中到20岁以上不等,不过大多集中在5~19岁,特别是5~14岁间。大体有三分之二的男女在14岁之前已经订婚。亲事聘定后,需要等上一段时间再正式迎娶,普遍的情况是2~10年。结婚的年龄,当时法律规定是男子16岁,女子14岁。从实际情况看,当时民间社会早婚现象多有存在,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中上层的男子初婚年龄与下层男子相比,明显集中并偏小,而女子则差别不大。当时很多下层民众之所以婚姻延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贫困而无力负担必要的费用。

  

   婚姻所需费用主要是财礼(男方)和嫁妆(女方)。财礼费用,数量上随地区、阶层等不同而差异很大,“婚娶论财”习俗使得婚嫁费用成了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以童养媳减轻婚嫁负担的习俗在民间普遍存在。

  

   当时的娶妾者大抵不外乎有身份地位或有钱者。男子纳妾的目的大体有:一,作为地位和权势的象征;二,生育儿子,繁衍后代;三,协助处理家务;四,夫妻关系不好,以此缓和矛盾;五,贪恋美色,满足肉欲。由于为制度和习俗所允许,只要条件许可,男人大多愿意纳妾,但由于受财力、妻“妒”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当时人纳妾的比例是很低的。绝大多数(当在97%以上)男子并无纳妾的经历。至于纳妾的数量,多数都在1~2人。在构成婚姻的条件上,纳妾一般只要立有契约即可,文字与买卖奴婢者类似。妾不仅出身低微,而且娶妾一般不需像娶妻那样举行正规的仪式。获取的手段或为买卖而得,或是别人进奉的礼物,所以妾之于夫,乃是奴主关系,并不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而且只要主人愿意,便可随意出卖或转送。妾的境遇很大程度取决于主母的性情。在当时的环境中,即使丈夫有心偏爱妾,但若遇外力的干预,妾也难逃厄运。一旦丈夫身死,妾就更成了主母刀下的鱼肉。特别是没有儿子的,往往会被迫改嫁甚至被嫁卖。

  

   女子招夫婿入女方家庭生活的婚姻,就是所谓入赘婚,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初婚女儿招婿,另一种是寡妇招夫。民间为女儿招赘虽然为法律所认可,但法律上只承认其养老的职能,继承宗嗣则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并不能进入岳家的宗嗣,赘婿在岳家的地位是不稳固的。在特别强调宗嗣的社会氛围中,若非迫不得已,人们显然不愿入赘为婿。当时男子之所以入赘,绝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家穷,难以凑足必要的婚姻费用,或者家庭兄弟众多,没有足够房屋可以居住。而女方之所以招赘,则主要是因为没有儿子,希望招婿养老和承家,也有的是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或钟爱女儿不忍其出嫁。另外一种入赘婚即寡妇招夫,指寡妇再婚但并不出嫁,而是将后夫招入婆家的一种婚姻。这种婚姻虽然不是普通的婚姻形式,但在当时也是比较常见的。这大抵发生在那些普通但具有一定田产的人家,而入赘者大多是一些贫苦无依、无力婚娶的男子。他们被招入寡妇之婆家后,需要承担养育原夫父母和子女的职责,所以往往称之为“坐产招夫”。而且与赘婿不同,赘夫必须随寡妇婆家之姓。

  

   童养媳婚姻是指女子在年龄较低的阶段被领到婆家生活,等达到合适的年龄,再略具仪式,正式成亲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据称最早出现于宋代,进入明清后有逐渐盛行的趋向。特别是到了清代,已遍及全国各省区,尤以南方为甚,北方地区相对不如南方普遍。童养媳与未婚丈夫在名分上虽比普通聘定未婚男女更进一步,但与正式夫妻仍有实质性的差别。童养媳婚姻被认为是“不能具六礼”的婚姻,婚姻仪式要比普通的明媒正娶简单得多。由于童养婚不具“六礼”,故“辄为人所蔑视,翁姑亦往往虐遇之”。而且自小生活在婆家,无力保护自己,遭受虐待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夫妻伦理中,妻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在法律规定上,夫也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比如,刑法中有关命案和斗殴的规定,都绝对对丈夫一方有利。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只要不是折伤便无法律上的责任,假如妻子柔顺不愿告官的话便是折伤也没关系。在当时社会文化情境中,如果丈夫通情达理,妻子委婉顺从,夫妻相处很好甚至感情弥笃的也大有人在。但在当时的主流观念中,夫妻相处的理想模式是“相敬如宾”,恩爱与亲昵是被流俗轻视的。夫妻之间至少在别人面前不能有亲昵的举动。当时有大量烈妇殉情的事例,这些行为的出现固然与“从一而终”的礼教关系密切,但确实也有些妻子的殉节存在着夫妻情深的因素。由于礼教中夫权和法律上丈夫特权的存在以及男女生理上的某些差异,使得妻子一方整体上往往处在受害者的境地。妻方的弱势在实际生活中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当时比较普遍的家庭暴力中,妻方大致总是受害的一方。其次,在夫妻性关系上,妻方也处于明显的弱势,大体而言,性对于丈夫而言较多的是一种权力,而在妻子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义务。在现实婚姻中,虽然在情理上双方都会有对对方性忠诚的要求,但有关监督和制止婚外性行为的观念和规定却是单向的,即只要求妻子对丈夫忠诚。此外,丈夫还具有休妻甚至卖妻的权力。

  

离婚的古法是“七出”(即妻犯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则出之)和“三不去”(即虽犯“七出”但有所取无所归、曾持舅姑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有此三条则不得出之,恶疾与淫佚两条不在此限),明清时期的法律也沿用了这一规条,但不适用“三不去”的条款删除了“恶疾”而仅剩“奸淫”。所以“七出”实际上不过是沿袭历代传说的惯用语,除了“奸淫”等以外,其他条款其实也就不再真正构成离婚的理由。除了这一根据夫方意愿离婚的情况外,当时还有“义绝”和“协离”两种情况。所谓“义绝”是通过国家审判的一种强制离婚。“协离”就是今天的协议离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899.html
文章来源:张国刚《家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3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