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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

更新时间:2022-03-05 12:11:28
作者: 邹广文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的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总体性共同体样态,其中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持守是其核心的凝聚方式,也是“共同体”存在样态生成发展的关键。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叙事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是孕育其生成发展的文化底板,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共在生存智慧的价值自觉,并构成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逻辑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标识作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孕育了民族的根基与灵魂,同时承载着对文化身份的历史探寻和时代思考,并构成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价值基础;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价值聚合方式,彰显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五大认同”中的基础性地位,因而构成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实践旨归。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结构;文化本质;文化标识;文化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核心价值目标,“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以民族复兴梦想的名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中,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显性时代话语。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一系列中央文献对其内涵进行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为在“共同体”前提下实现中华民族新的历史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近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显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涵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多层次的总体性共同体样态,在深层次上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价值持守是其核心凝聚方式。人是文化的存在,这也是人超越动物界和实现人的价值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创造的基础。我们应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价值起点,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可能”这个基础性问题。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共同体”,就在于各族人民不仅有地缘、业缘、血缘等纽带,而且存在着连通其价值生存方式的“文缘”纽带,坚实的“文缘”纽带持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价值认同,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生成和聚合的基本方式。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相通的价值表达方式,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文化叙事结构,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传承、创新和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一般说来,叙事结构表征着对一种命题进行阐发的内在逻辑框架和自洽的言说方式,是由叙事要素排列组合而成一个完善的系统。文化叙事结构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框架结构进行系统而周密的文化哲学阐释,从中找到其内在文化机理和价值表达方式。当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做了许多文化视角的研究,但多聚焦在文化认同、文化路径等具体层面,当下我们亟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结构进行整体性表达,进而构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阐释的文化哲学话语。

   在这里,我们拟从三个向度来阐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孕育其生成发展的文化底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结构的逻辑起点;其次,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标识的价值追问中,承载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身份的历史探寻和时代思考,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叙事结构的价值基础;再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价值聚合方式,彰显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五大认同”中的基础性地位,构成了这一文化叙事结构的实践归宿。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

   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其文化本质而言,即是以“共同体”为依托而对中华民族所进行的持续文化塑造,其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共在生存智慧的价值自觉,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总体性文化聚合力的价值诉求。中华民族的价值自觉程度,表征着“共同体”的认同水平和构建质量。

   “共同体”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在生存智慧,回应了人类对“我们如何能在一起”的终极追问。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需要在各种社会关系的交往中审视评价社会与自身,社会关系的聚合方式及其水平决定了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共同体。从共同体的连接纽带来看,大抵可分为血缘共同体、家缘共同体、业缘共同体以及各种层面的利益共同体;从共同体的聚合范围来看,则有家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从共同体的涵摄领域来看,又包括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全球化超越了民族地域界限,压缩了时间和空间,使得人才、技术、资本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然而,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信条催生了“私人化浪潮”,它带来了选择的自由、支配的乐趣、尝试各种生活方式的机会以及自我价值的认同,甚至在不同主体的矛盾冲突中导致既有共同体的破坏乃至瓦解,“我们如何能在一起”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正如《共同体百科全书》所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共同体的需求在增长,同时又感觉到共同体的衰落。然而,人们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努力地构建、复兴、寻找和研究共同体。”(Christensen and Levinson[eds.],p.1)

   人类社会始终致力于对共同体价值的理论吁求和实践探寻。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就曾率先发出了对“共同体”的价值追问:我们需要何种城邦共同体以实现正义、民主和公共善?亚氏指出:“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5-6页)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了“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他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滕尼斯,第54页)社群主义基于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试图以“共同体主义”整饬西方现代性文化取向,提出将“个人责任的行使必须纳入社会责任的框架,因为我们的行为只有在兼顾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才可取得最显著的效果”。(科尔曼,第128页)社群主义虽然对自由主义起到了一定的规制效用,但其现实基点并未摆脱“个体原子化”的藩篱。而在马克思哲学视域中,共同体关系着人以何种方式实现类群价值确证的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私人性生存”中,主张以真正的共同体克服人的异化状态,推动“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这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本价值追求。马克思哲学在反思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时,努力探寻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应然的价值张力,旨在实现对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的积极确证,即“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9页)消灭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其私有制根源,让人的力量重新驾驭资本的力量,推动建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422页)的理想共同体,这彰显了马克思哲学内在的“共同体精神”。

   基于马克思哲学的共同体精神和人类历史对共同体的价值求索,我们认为共同体表征着人克服个体局限,去追求共生、共在和共同创造的价值生存方式,是人的社会生存方式的本质性确证和价值性升华。如果从共同体连接纽带的价值序列来审视,则呈现出了“血缘-地缘-文缘”依次递进的模式。血缘共同体诉诸人的物质性存在,依凭人的生理特质纽带,表征着人因血缘关系而发生的生命联系;地缘共同体诉诸人的社会性存在,依凭人的生活地域纽带,表征着人因共同生活场域而发生的社会联系;文化共同体诉诸人的文化存在,依凭人的共同精神纽带,表征着人因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风俗传统、生活方式而发生的文化联系。“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滕尼斯,第65页)只要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共同的精神文化依赖关系,共同体的聚合就意味着生活于其中的不同个体的精神丰盈、价值富足与文化认同,共同体的解体就意味着生活于其中的不同个体的价值失落、道德贫瘠与文化归属缺失,甚至会导致整个文明的解体。

   从逻辑意义上讲,民族共同体就是沿着“血缘-地缘-文缘”的递进模式而构建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发端于共同的血缘纽带,在共同生活的地缘联系中形成了彼此承认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与利益联系,进而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记忆,塑造着全体成员的文化生命,成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双重特征的民族共同体。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依凭的不是国家的政治强力,而是中华民族各成员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王朝国家的构建模式,虽然产生过“华夷之辨”的历史分殊,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亦希望凭借文明的吸引力来实现“华夷融合”。正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文化认同始终是聚合中华民族的核心纽带。中华民族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属性。相比于政治属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属性更为明显。在以文化属性界定中华民族时,亦曾出现表达民族复仇情绪的“小民族主义倾向”。近代革命党人把对封建遗毒的仇恨倾泻到清王朝身上,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随着西方殖民者对我国国土的践踏和民族文化的侵略,在巨大民族危机面前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孙中山放弃了“驱除鞑虏”的口号,倡行“五族共和”,含括各少数民族的大民族情怀取代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小民族情结,“华夷之辨”的民族歧视观逐渐被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民族融合观所取代。正如费孝通先生的经典判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民族危亡关头最能催发深刻的民族自觉意识,近代以来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塑造的历史依据。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共同体”名义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文化塑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累的深入研判、对近代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深刻反思、对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宏伟愿景的深邃洞察中所得出的重大民族构建方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质在于以共同的历史记忆唤醒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生命,激发中华儿女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凝聚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合力。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具体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本质:

第一,从生成发展机理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实践中文化认同的结果。首先,工业文明的演进推动着以血缘为核心的地域性族群共同体向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性民族共同体的跃迁。工业文明开辟了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全新视界,特别是当中华大地在殖民者的强权下被迫开启工业文明进程时,中国各民族在救亡图存的共同信念中强化着彼此间的交往与认同,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公共意识与价值理想。其次,中国各民族“互嵌式”的交往实践格局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和凝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不仅形成了交错杂居的空间互嵌情境,而且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共生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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