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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香港在中国第三次开放中的角色

更新时间:2022-03-05 10:24:35
作者: ​郑永年  

  

   本文根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香港华菁会《华菁开讲》所发表的线上演讲整理而成。

  

   香港严峻现状背后的问题

   香港当下确实正处于一个严峻的局势当中。事实上,香港这几年一直风波不断,深刻影响了香港各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应当始终对香港保持信心。在中央的协助下,香港具备条件解决其面对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直面香港社会存在思想混乱所导致的政治秩序混乱的问题。正是这种思想混乱问题让香港的各种优势无从发挥,但短板全都暴露。

   香港的思想问题,主要表现为主流精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凡事向西方媒体,甚至都不见得是主流的激进媒体的观点看齐,一切以西方的判断为依据,这在本次的疫情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西方国家的疫情防控并不理想,从很多角度来说都是失败的。但是西方及香港的自媒体上广泛存在着一种荒唐的现象——很多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竭力包装这种失败,把拥有死亡的“自由”当成抗疫的胜利。殊不知自由地染病、自由地死亡,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还会影响到他人,影响到群体的利益。与此同时,这些人又极力抹黑中国的抗疫成果,将中国抗疫的伟大胜利说成是“专制的成功”。但其实疫情的控制是否成功不是媒体说了算,也不是政客说了算,而是社会说了算。西方很多人用民主来包装自己的失败,又用“不民主”来攻击中国的成功,进而得出了“民主的失败”优于“专制的成功”的扭曲逻辑。这些其实无非是淆乱视听,撇清责任。但是,很遗憾,在精英阶层失去判断的背景下,香港社会中不少人完全接受了这套说辞。

   香港的政治问题,说到底,是政治信任的问题。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回归前的香港人没有政治权利,所有重要事务都是伦敦说了算。回归后,香港人实行“港人治港”,他们突然接触到政治,但是之前缺乏政治养成,急于求成,结果走向了激进和局限的误区。激进的误区是香港社会上一些人把反建制、反政府等同于民主。这是十分荒谬的,即便是在西方,也从来不主张把不加限定、不论原因的反政府行为视作为民主。但是反对政府就等于追求民主的观点在香港很有市场,以至于港府做什么都是错的,倒是反政府的人怎么做都成了对的,仿佛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局限的误区指香港社会上一些人把投票等同于民主,将“一人一票”视作为最好的民主。但问题恰好就出在这里。首先,西方的“一人一票”,花了两百年才逐步建立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一人一票”就是最好的民主制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刚好半个世纪,但在很多国家已经显现颓势,眼看就走不下去了。最后,即便单说投票,不同经济、社会基础上的投票行为的“含金量”也不同。人均GDP一千美元的地方可以投票,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地方也可以投票,但两地投票关注的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因此不同地区的投票也不应简单类比。香港在以上两个误区中跌跌撞撞地摸索,消耗了各方的信任,无论是对西方制度还是中华文明,继承和取舍都不是很得当,终究演化出了政治秩序混乱的严峻现实。

   毫无疑问,香港需要重启秩序。随着国安法的颁布,香港秩序重启的进程业已启动,只是现在还需要加速。这一过程中,要强化“一国”的意识,之前“两制”意识需要纠偏,“两制”是“一国”之内的“两制”,“一国”和“两制”不是平行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作为祖国的一部分,香港同样需要重新定位,再出发。具有了这个思想意识以后,香港社会才能看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才知道该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用持续的奋斗重现香港的辉煌。

   历史上的全球化和西方的难题

   刚才提到,香港作为祖国的一部分,同样需要接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而该变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曾经的“超级全球化”向“有限全球化”的转型。近代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波全球化,如今正在步入第三波全球化,即“有限全球化”。

   第一波全球化是欧洲主导的,从1875年到1914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这一时期,西方已经演化出经济自由主义。此前,除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时期,大约是从16世纪中叶兴起,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后为古典经济学所取代。当民族企业在政府保护之下成长起来之后,逐步向世界开放,在19世纪形成了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有别于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第一波全球化时期,欧洲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交往密切,是西方的Golden Age(黄金时代),但它仍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1914-1945年),全球化基本处于中止的状态。发生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登场提供了条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模式对之后直到今天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从1945年至1980年代前,发生了美苏分裂及平行推进的一波全球化。不过当今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话语对这波全球化是否认的。原因例如两大阵营之间的经济互动甚少,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已经致使当时的全球经济遭遇极大困难。但是这一时期西方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政府干预和开放市场两条腿走路,经济发展迅速。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西方的中产阶级在各国普遍达到了60%-70%的人口占比。至1980年代初,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比甚至一度逼进80%。

   那么这个中产阶级是怎么壮大的呢?因为当时还是传统的贸易投资,国家政府还掌握着相当一部分的经济主权,所以运用凯恩斯主义是比较有效的,收入差距控制方面也比现在搞得好。美国现在为什么搞成这般田地,可以从其税收情况中一窥端倪。1930年代的大萧条至1980年代的“里根革命”(The Reagan Revolution)以前,高收入群体所缴纳的税款在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中占比最高的时候达到90%以上(2010年后,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在个税总额中的占比降为约60%)[1],所以被称为“准没收型”的税收制度。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二战的特殊情况。但不管怎么样,这套制度对壮大中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一直在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中产阶级在美国占到70%的时候,政治不会极端化。共和党右一点,民主党左一点,但竞争有底线,两个党来回拉锯就是要抓住占比70%、立场居中的中产阶级,所以不会极端化。

   然而到了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的革命开始了,这也引发了第二波全球化。这波全球化被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期间伴随着放松金融管制,包括资本、技术和一部分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到处流动,全世界的经济自由度非常高。其结果是,一方面,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确实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拉大了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一国之内,在美国甚至尤为显著,严重地撕裂了社会,最终酿成了特朗普的登台。

   这种变迁可以通过两个例子生动地展示出来。1945至1980年代初的那波全球化中,美国的福特汽车是一个杰出的代表。该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建立了大量的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就业和税收,最大的功劳就是把以前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转化成了中产阶级。1980年代中期起,“超级全球化”时代到来。作为新时代杰出代表的苹果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独具技术优势,但是它的生产环节全都外包了,这就导致其对美国的就业和税收的贡献远不及当年的福特。而苹果公司正是全球化时代美国产业界的缩影。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日渐艰难,他们的角色被像是我们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所替代。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珠三角的农民工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这个变化中,苹果公司这样的企业虽然吸引了资本,但美国原本的中产阶级却滑落为无产阶级。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卷入到超级全球化中来,为了得到资本的青睐,打造起各种各样的避税天堂,其中开曼群岛最为典型,当然新加坡和香港也有这样的成分。一国之内的富人一旦觉得税率高,就会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去。于是西方国家陷入了税收政策的两难,高税率的经济体难以避免资本外逃,比如法国提高税率,巴黎的富人就移居伦敦;另一方面,低税率的经济体又难以支持国内的发展,所以美国也有富人一直主张多向他们征税,因为他们也感到,再不提高富人的税率,美国就会有更多更大的麻烦了。

   这是体制性的难题。以前是富人多交税,救助穷人,壮大了中产阶级,减少了财富分化。现在因为害怕高收入群体携资本外逃,于是就给他们减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个逻辑:政府向谁征税呢?穷人没钱,征不到税;富人的税又征不得,那只能向中产阶级征税。结果就是中产阶级的萎缩。美国的中产阶级从以前的70%以上萎缩到如今的不足50%。

   试着将中国和美国比较一下,中国现在中产阶层占比大约为30%,总体比例不高,但是我们是从穷到富,只要未来还有希望,大家可以等待,耐心一些。但是如果从富到穷,七成中产阶层减少到五成,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个过程,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的民粹主义崛起。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政治危机。

   另外,超级全球化时代既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为何欧美的经济增长却又逐渐陷入停滞,乃至衰退?这里面既有税收政策致使国家难以控制财富流向的问题,也有民主败坏的问题。所谓民主的败坏,就是从“一人一票”的选举设计开始的。代议制民主需要选举,但未必需要“一人一票”,甚至“一人一票”的设计从根本上就是反代议制的,因为“一人一票”的参与方式让每个人都具有了似乎可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感觉,虽然普通群众通常无法从专业性上对自己正在参与的决策有所掌握,但关键是此番操作为政治人物推卸责任大开方便之门。政治人完全可以把情况操作为“代”而不“议”,凡重大事项皆交由民众,以“一人一票”的公投或类似效果的方式决定,自己正好逃避责任。这是精英阶层的堕落,而一旦精英阶层堕落了,即便是最好的制度也会出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曾经的“民主灯塔”如今光芒不再、甚至摇摇欲坠的原因。

   美国在超级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内部性的。美国无力解决,于是把内部问题外部化,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紧张。美国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中国,说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技术、工作、税收等等。我常和美国朋友说,非难中国不仅不会缓解美国的问题,反而会加深美国的内部问题。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瑕疵使得美国的政客必然选择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结果就是反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抬头以及中美关系从特朗普上任就开始恶化。

   “有限全球化”及其影响

   中美都是“超级全球化”时代的受益者,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都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当美国不愿和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进而向外转移矛盾时,世界进入了“有限全球化”时代,这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起点。这一轮全球化有两个重要启示:

第一个是全球化再也无法回到19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革命时代的那种“超级全球化”的形态了。如今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人员的流动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又不会中断,而是会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延续。所谓“有限”,主要呈现为主权国家必须对资本、供应链、劳动力的布局做出重大调整,从而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照顾国内利益间实现适当平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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