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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来明 张瑾: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新时间:2022-03-04 11:32:51
作者: 张来明   张瑾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通过实践应对挑战,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尽管各自的自然环境、文化传承和实践方式各不相同,但是各国在自身发展和文明交流中都在不断认识人类自我、认识治国理政之道、认识人类之间的相处之道。各国文明的这些探索产生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价值体系,又在践行这些价值中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给我们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探索人类共存之道提供了宝藏。

   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自此之后,习主席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文明实践和交流互鉴合作的产物。在当今文明的十字路口,人类追求美好生活,也拥有强大的力量,但同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呼应人类对幸福生活和美好世界的向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指南。

   一、人类存在共同价值,各国文明都为此作出了贡献

   2000多年来,中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发展路径很有差异。然而,中西方在对人性的认识、对治国理政和人类的相处之道都在不断探索,涉及国家、市场、个人之间的关系,对全人类建立共同价值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两次趋同和两次趋异

   剑桥大学彼得·诺兰教授认为,中西方长期发展呈现两次趋同和两次趋异。第一次趋同发生在从远古时代至罗马帝国衰落。公元前1000年,中国北方和欧洲地中海东部市场蓬勃发展,但政治社会动荡。汉朝和罗马帝国分别实现统一后,延续数百年的和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第一次趋异发生在罗马帝国衰落到十八世纪末。中国从汉朝继承的官僚体制不断演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持续发展,技术领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后期灭亡,欧洲分裂为不同的国家、语言和文化,战争与宗教冲突不断。13世纪,中西方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技术和文明鸿沟。17世纪初,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34.6%,达到了历史峰值,而欧洲为20.1%(金星晔等,2019)。欧洲的技术水平至18世纪初才基本赶上中国。孟德斯鸠自问为什么中国长期保持统一,而欧洲却分裂冲突(孟德斯鸠,1989)。

   第二次趋异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持续到20世纪后期。从19世纪初期至1949年,中国遭受西方侵略,经济萎缩、社会混乱,技术落后,沦为“饥荒之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2%。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此阶段,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领域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两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至今一直是美国人或欧洲人。第二次趋同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正迎接挑战,奋力迈上共同富裕之路。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从1978年的4.9%上升到了2020年的18.3%。这一时期,西方以美国为首在全世界推行全球化,仍然处在创新的前沿。然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欧洲和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从1978年的49.4%降至2020年的30.7%。

   第一次趋异中国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分别给各自的发展轨迹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第一次趋异中国领先西方,第二次趋异西方领先中国。中西方在这两次趋异时代呈现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方式和文化传承。过去40多年来,中国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经验,中华文明开始全面复兴。认识中西方之间的第二次趋同,需要认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哲理和实践及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力。而这种认识应该始于人性,因为对人性的认识是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理论的根本,与此相关的实践都是人性的体现。

   (二)中西方文明对人性的矛盾性具有共同认识

   2000多年来中西方趋同趋异的发展轨迹是人性的矛盾性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实践中的体现。中西方发展的人文背景和哲学假设不同,但是在认识人性矛盾性方面都出现了性善说、性恶说和“调和说”(赵敦华,1996)。这说明生活在不同文明中的人是一样的,都有探究自我认识的思想活动,而且获得了相同的认识。中西方思想家所持的三种人性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人性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他们对分辨人性善恶的辩证关系所做出的探索。

   性善论方面,孟子认为人有别于禽兽的是“不忍人之心”;苏格拉底认为理性和判断力是人高于一般动物的本性。性恶论方面,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疾恶”和“耳目之欲”;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本性就是“追逐利益”、“逃避危难”、“忘恩负义”。人性调和说包括人性无善无恶和人性有善有恶。告子认为人的本性无善无恶,“必待矫揉而后成”,强调人性的可塑性。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如动物无所谓善恶,但会造成恶的后果,使人成为人的人性是公共理性,其内容为自然法(沈广明,2017)。

   中西方思想家们都试图认识人性中善恶共存的现象(莫法有,1996)。朱熹相信二元人性:善的“天地之性”和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13世纪神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创造善的世界,原罪造成人类的堕落,但是自由意志、良心和理性是人具有的善的本性。18世纪,康德认为人的禀赋(动物性、理性和个性)为善,倾向(意志薄弱、不纯和堕落)为恶,人的动物性本身是为善,可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延续。黑格尔辩证地在肯定人性善的同时,认为人性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近代科学的发展拓展了人类对人性善恶共存的认识。达尔文对物种起源的科学研究表明人具有进攻性,但支撑群体生存的还有爱,《物种起源》中“爱”或与爱同义的词出现了90多次(达尔文,1985)。弗洛伊德的现代精神心理研究发现,人类既有死亡本能也有爱的本能(弗洛伊德,2010)。

   中西方思想家们都认识到需要通过道德教化、教育和法律对人性抑恶扬善。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认识不同,但都提倡教育教化,抑恶扬善。卢梭主张回归自然的教育,使人充分发挥善的本性。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认为教育是建立仁爱社会的基础。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指出人类文明必须控制住毁灭性的本能,而伦理至关重要(弗洛伊德,2010)。

   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的最大贡献在于主张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实践考察人性。他还认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他强调人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人通过实践,获得发展才能的手段,改造外部环境(自然界和社会)来实现自由。而且,个人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实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中西方文明对治国理政和个人发展的价值具有共同认识

   对人性善恶的认识包涵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意义。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中西方思想家们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探究人性矛盾性及其与治国理政和个人发展的关系,产生了相同的理念。

   在政治社会治理方面,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伦理道德指引,需要以人为本,保证公平正义。中西方的思想中都包含了理性、仁爱、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最高政治和社会理想为“天下为公”。提倡“君为客,天下为主”的民本思想;主张“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强调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的秩序和责任的共同体观念: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教育思想;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平等观念。

   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人性中的动物性受到人类甚至神圣因素的制约,公民们致力共同利益,国家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柏拉图,1987)。亚里士多德认为,仁爱是凝聚社会的纽带。欧洲启蒙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们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倡导的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教育等观念对人类探索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支持自由市场的斯密和主张个人政治权利的密尔都认为以仁爱为基础的社会凝聚力是一个人人幸福的良好社会的基础(亚当·斯密,1982)。密尔认为合作运动是建立新型社会意识的途径,并认真讨论了共产主义思想(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988)。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竞争性的市场发展对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至关重要,但需要政府为了共同利益进行调控。中西方都有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管子以人性趋利避害为出发点,重视市场的发展,但政府需要运用轻重之法调控经济。“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治国必须务市,务市须遵规律。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思想和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宏观调控思想与管子的经济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斯密和密尔都认为逐利和竞争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力量,但也会造成经济社会的不平等。斯密认为政府必须承担起国防职责,通过法律维护社会公正,建立和维护公共机构和设施,如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密尔认为政府应该做所有对整个人类或后代的利益有好处的事,帮助需要帮助而社会又无力提供帮助的人。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大生产造成了社会不公和环境污染,西方社会通过立法和社会力量不断地进行改良。

   在个人发展方面,个人通过教育提高道德修养和各种能力,获得全面自由发展。中西方都强调教育是提高道德修养和能力、发挥人性善的途径。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德性由教育培养起来,伦理德性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儒家教育强调德行优于知识,把人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尚的人。马克思注重实践,认为教育应与劳动实践相结合,帮助人掌握生产手段,提高改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中西方文明趋同趋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根本动力,然而,市场发展作为人性矛盾性的体现也具有矛盾性。解决矛盾需要协调斯密在《国富论》中展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1976)和他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以道德伦理为引导的政府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马克思阐述了为全人类的利益监管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为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人民为了共同利益逐渐形成对政治经济体系的集体控制。中国共产党根植历史并立足现实,以人民为中心,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协调国家、市场、个人之间的关系,即将支持市场发展与政府务实调控相结合,发展教育使人获得全面能力。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构建以共同价值为指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二、我国主张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与内涵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于各国广泛、深厚的交流互鉴合作,追求全人类共同福祉,在全球、国家、市场、个人的关系中维护和发扬人性中的理性和友爱性以保证人类文明的生存和进步,体现了人类对前途命运的共同关切,凝聚了各国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六大理念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平是各国实现发展,保障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的先决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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