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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大交易、大悬空、大陷阱或大转型,乌克兰危机的出路在何方?

更新时间:2022-03-02 23:24:22
作者: 冯绍雷  
一个健康稳定的乌克兰是制衡俄罗斯的关键力量,此为他所倡导的冷战后美国新大国战略的核心立场。他写道:“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帝国,但一旦乌克兰被征服,俄罗斯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帝国,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文章发表后,美国、英国和俄罗斯通过《布达佩斯宣言》,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换取乌克兰成为一个无核国家。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欧共同致力于恢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并鼓励俄罗斯通过明斯克协议解决顿巴斯冲突。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采取了报复性行动。多年来,华盛顿对数百名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的一些经济部门实施了制裁,涉及国防、能源和金融等领域。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也对俄罗斯实施了类似的惩罚措施。

   第二,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美欧各有侧重。在法德斡旋和参与下,俄乌两国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签署了《明斯克议定书》、《履行明斯克协议综合措施》(新明斯克协议)。协议要求乌克兰政府与乌东民间武装停火,撤出重型武器,乌克兰控制其与俄罗斯的边境,并允许其中某些地区举行地方选举且给予其特别政治地位。美国对此表示支持。

   然而,对美国而言,乌克兰是其对外援助首选目的地,美国平均每年向其提供2亿多美元援助,且为回应俄罗斯的干预,华盛顿加强了对乌克兰政府的支持,每年提供6亿多美元的发展安全援助。美国军方为乌克兰提供训练和装备,包括狙击步枪、手榴弹、发射装置、夜视设备、雷达和反坦克导弹。北约每年与乌克兰举行联合演习,包括“海风”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和快速“三叉戟”多国军演等。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尽管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但是其通过宪法确认了最终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的目标。可见,在乌克兰与对俄政策问题上,一定程度而言,美欧双方有“红脸”与“白脸”之分。

   第三,美国与欧盟在对乌克兰政策目标上有着明显的背离之处。其一,2020年6月,疫情平稳后,特朗普曾有意重启八国集团(简称G8),因在乌克兰危机中七国集团(简称G7)曾无限期地将俄罗斯从其中除名。然而,当特朗普企图邀请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不光欧盟国家反对,连俄罗斯自己也表示异议。其二,美国对俄欧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施加了很大压力,特朗普称该项目将会赋予俄罗斯更大政治影响力。2019年年末,华盛顿对参与管道建设的公司实施制裁。美欧间的这一分歧深刻影响美欧传统关系。其三,美欧的国内政治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不同。近年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围绕特朗普是否曾利用乌克兰问题打击竞选对手拜登展开了激烈争论;而欧洲总体而言,并没有这样毫无节制的国内纷争以影响重大外交决策。

   总之,美国对俄罗斯态度总体强硬,但时有变化;欧盟意欲独立应对,但掣肘过多;俄罗斯不愿让渡红线,有其深层考量。三者不同态度的背后,乃是美国依然握有超越所有“玩家”的强权在手,而欧洲靠的是组织与协调这套“软功夫”以“尽地主之谊”,俄罗斯则犹如被逼到墙角的困兽,但仍有以牙还牙、持续博弈的强劲能力。因此,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状态,不光出于意识形态,还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缘政治的抗争,更有各方面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抵充与交合关系的影响。即使在局部问题上,或者在短时期内各方关系会有所调整,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抗争状态似难以改变。

   乌克兰国内格局难以出现转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七八年来,形势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根据皮尤民调结果(表1)显示,乌克兰民众近年来愈发亲近欧美,但同时对俄罗斯态度大幅疏远,此情况不利于任何可能的妥协。即使近年来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有所回升,也远远没有达到危机之前的亲西方与亲俄民意两者旗鼓相当的水平。因此,从近期看,并没有任何使各方妥协以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

   俄罗斯面临持续挑战,但依然有强劲的抗衡能力。无论是持有何种立场,也无论做怎样反思,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总体而言具有强劲而持续的抗衡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现任主席费奥多·卢基扬诺夫在2014年乌克兰大选1周后,曾明确表达以下意见:第一,此次大选为未来的政治对话作了重要铺设,虽然合法性还存在问题,但是俄罗斯愿意接受。第二,这场独立广场运动以原先政治系统的崩溃,以及领土的丢失为代价,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政治领袖,也没有出现任何政治精英。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颠覆,但是原先的寡头却照样存在。第三,乌克兰东部地区是不能被轻视的,基辅必须寻找合适的方式与之对话,并重组其间的权力与利益。

   第四,目前基辅和顿涅茨克都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波罗申科需要与原来乌克兰过渡政府划清界限,停止“反恐斗争”;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分裂口号也无法维持更久。第五,乌克兰选民——在失去150万克里米亚选民之后——依然向往西方,这是俄罗斯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如果乌克兰政治系统重蹈覆辙,则国内必定动乱不已。第六,俄罗斯显然并不准备对东部地区的局势承担更多责任;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东部地区的行动难以持久。

   第七,乌克兰周围地区必须是有保障的中立化,同时,东南部有必要转化成建设性的亲俄力量,成为乌克兰政治结构中有影响力的角色。第八,在所有相关方的参与之下,推进乌克兰内部的非中央集权化。没有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因此俄罗斯应成为相关协议中的主要一方。第九,按照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代顿协议”框架构建乌克兰国内政治构架。第十,莫斯科应当向欧美提供认真研究过的方案,西方也应该相应地接受妥协、实行和解。如果说卢基扬诺夫的观点代表着一个较为具有建设性的妥协方案的话,那么,俄罗斯军方立场则是要更为强硬地力争确保底线。俄罗斯的决策会在以上述两者为端点的区间中摆动。

   从目标和结果角度看,可以分近期和长期对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情况进行探讨。

   近期看,俄罗斯为何在乌克兰问题上与同文同宗的兄弟邻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发生对峙?对此,连西方学者看法也不一致。有学者强调北约东扩是其根源,因俄罗斯视此为红线。2008年北约峰会后几个星期,普京警告美国外交官,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被视为敌对俄罗斯的行为”。几周后发生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干预乌克兰的最大原因,是普京担心在国内失去控制。特别是在2011年末俄罗斯国内大规模抗议运动之后,普京选择干预乌克兰。事实证明,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受到国内普遍支持,很长一个时期普京国内支持率都超过80%。[3]一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若干年,其支持率还基本保持在60%以上。[4]因此,从俄罗斯近期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说,无论是顶住北约东扩,还是保持国内稳定,都已经得到相当程度上的实现。

   从长期战略目标角度看,评价并不一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教授、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创始人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从乌克兰危机一爆发,到最近与苏斯洛夫教授联合发表有关俄罗斯外交战略新思想重要文章,都非常明确地表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杰拉德·托尔(Gerard Toal)认为,“让俄罗斯恢复欧亚大陆北部大国的地位,一直是普京的目的”,其“最终目标不是重建苏联,而是让俄罗斯再次强大起来”。因为,俄罗斯通过控制克里米亚,可以巩固其在黑海地区关键地带的力量。随着俄罗斯拥有更多影响力,便可以将影响投射到地中海、中东、北非,而传统上,俄罗斯在这些地区能力有限。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正在加强与另外一个黑海大国土耳其的军事与能源关系。可见,托尔与卡拉加诺夫观点较为接近。[5]

   但是,前文提到的费奥多·卢基扬诺夫的观点却认为,由于在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技术官僚式的实用主义立场和缺乏远见,以及极其薄弱的价值观基础,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政治是失败的。从1990年以来,俄罗斯几乎一成不变地被解决短期波动性变化的那种必要性所引导,而并没有达到任何长期目标中的一个——无论是地缘政治目标、经济目标、还是文化或人文主义的目标。”[6]

   争议地带存在诸多困境。首先,乌克兰危机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东部地区战争中俄罗斯与乌克兰炮兵部队的伤亡人数占该场战争伤亡总数的85%,远高于世界大战的记录。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多数火炮系统是区域火力而不是精确火力,并且许多交战发生在距离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10~15公里的区域,因此交战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

   数据显示,2014年4月14日到2019年2月15日,乌克兰东部战争伤亡人数达4万到4万3千人,约12800~13000人丧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19年报告)。截至2016年7月4日,乌克兰境内正式流离失所者达1,790,267人;同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难民人数超过150万人;欧洲境内流离失所人口中85%是乌克兰人(按照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统计)。截至2017年,顿巴斯地区居民中的200~300万人留在了非政府控制地区,其正式名称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省的独立地区”;大约60万人被困在所谓“灰色地带”,即457公里前线两侧各5公里长的地带;大多数人住在地下室和临时掩体中,没有水、暖气、电力,也无法获得医疗、商店、工作或社会服务,面临严重营养不良和缺乏基本食物的威胁(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报告)。

   战争对交战地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当地数万家企业被迫关闭,抢劫、走私等犯罪层出不穷,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顿巴斯地区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地雷污染区,其面积约16000平方公里(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报告)。[7]

   其次,乌克兰东部地区经济遭受重创。在整个乌克兰空间经济中,顿巴斯所占比重超过一半,其中包括非政府控制领土的经济剩余。然而,在冲突的前4年,官方记录的该地区GDP总量按本地不变价格计算暴跌了61.1%。2014~2018年,该地区永久性资产损失总额按2013年价格计算超过846亿美元。在4年战争后,顿巴斯工人工资约为战前的60%,政府控制地区的同行收入仅为战前工资的三分之一强,与战前相比其购买力损失了62%~66%。[8]顿巴斯地区在乌克兰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下降一半。同时,与2013年工业产出相比,卢甘斯克下降84.3%,顿涅茨克下降一半。以往该地区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崩溃,顿涅茨克出口下降61.7%,卢甘斯克出口几乎为零。

   所有证据都表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生存完全依赖俄罗斯,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两地区超过90%的行政管理公共开支都源自俄罗斯,例如教师、护士、医生、市政人员的工资,社会救济和老年人的补助,以及定期与莫斯科来往的交通开支等;俄罗斯还为当地支付天然气、燃料、石油等费用。两地区不管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两个独立地区,在经济上和人口结构上都不具备足够基础,不可能成为一个在经济和物质上可持续的独立小国。

   两地区严重依赖俄罗斯,实际上由俄罗斯跨部门委员会正式管理,该委员会扮演了“影子政府”的角色。俄罗斯在该地区每年武装部队开支为10亿美元,考虑到俄罗斯金融储备为5070亿美元,短期内应承担得起;从中期看,则成本高昂,且国内国际压力均会增加;但俄罗斯长期控制格鲁吉亚飞地的先例显示,俄罗斯未必没有此种长期持续能力。与乌克兰其他地方相比,顿巴斯地区既没有特别繁荣,又没有经济上的极度萧条,也不会出现地方武装起义。总之,这是一场关系地缘政治、观念竞争、地方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冲突,需要从多重视角加以审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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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2年总第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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