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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大交易、大悬空、大陷阱或大转型,乌克兰危机的出路在何方?

更新时间:2022-03-02 23:24:22
作者: 冯绍雷  
8月初,俄罗斯提出以人道主义援助进行解救,经过国际协调,多方达成初步共识。8月17日,德法俄乌外长举行四方会谈,围绕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乌克兰的路线、东部停火等问题,再次进行艰难协商。然而,危机出现一线转机之际,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突然公开披露,俄方向其提供装备并帮助人员训练。俄罗斯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同时,乌克兰极右集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4小时内改组乌克兰内务部,释放日前被捕的广场抗议同伙,否则,将以发动武装暴动相抗争。乌克兰局势仍然高度紧张。

   第八阶段,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要点是“明斯克协议”。乌克兰顿巴斯地区2014年4月爆发流血冲突,随后乌克兰政府在东部地区进行“反恐行动”。同年9月5日,由乌克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俄罗斯(此三方被称为“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签署了《明斯克议定书》。

   2015年2月12日,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签署了名为《履行明斯克协议综合措施》的文件,此文件被广泛称为“新明斯克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当年年底前实现全面停火、制定和执行新的排雷计划、撤出部队和装备、释放和交换被扣人员等目标与工作。各方表示愿意在“诺曼底模式”(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各层级磋商)和三方联络小组的框架下,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享有地方自治特殊地位的法律安排寻求共识。虽该协议还有许多模糊之处,此后其主要条款也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但是,该协议给缓解冲突带来了希望。

   第九阶段,2015年3月至2019年4月,要点是“明斯克协议”后各方力量多年博弈和持续胶着。早在2014年8月,乌克兰安全局宣布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发现携带武器和证件的俄罗斯军人。俄罗斯予以否认。新明斯克协议签署后,2014年11月,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两共和国”)举行领导人和议会选举。

   2015年3月18日,波罗申科签署关于顿巴斯个别地区地方自治特殊制度的法律修正案。乌克兰民间武装称,因该修正案违反新明斯克协议中规定应与“两共和国”代表就所有与选举相关问题进行协调的第12条,故对此修正案不予承认。同年4月17日,美国约300名来自陆军173空降战斗旅的伞兵抵达乌克兰。俄方指责,美方此举违反新明斯克协议。2015年起,俄乌双方多次就派遣维和部队事项进行谈判,均无果而终。在此期间,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不断升级。

   2016年2月,欧安组织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反政府武装部署自行多管火箭炮。2017年12月,美国政府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等致命性武器计划。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明斯克协议规定。2018年1月,乌克兰议会通过“顿巴斯重新一体化法案,该法案将俄罗斯称为“侵略国”,将顿巴斯认定为“临时被占领土”。俄方称“该法案已葬送明斯克协议”。同年11月,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两共和国”地方领导人 和议会选举不予承认,并称其是对明斯克协议的破坏。

   2014年至2019年,美国向乌克兰拨款超过13亿美元。2020财政年度,美国计划向乌克兰额外拨款2.5亿美元以作军援,还另外拨款近6亿美元用于对抗中俄影响力。在此阶段,俄乌刻赤海峡冲突,《乌俄友好条约》被乌克兰废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乌克兰将加入北约和欧盟写入宪法修正案并生效。作为回应,俄罗斯向乌克兰“两共和国”居民发放护照。双方抗衡态势未见缓解,并时有激化。

   第十阶段,2019年5月至今,要点是2019 年5月20日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就职乌克兰总统后的合作与抗衡。“政治素人”泽连斯基就职总统后,乌克兰危机一度呈现缓解迹象。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愿意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虽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中俄为“主要竞争对手”,但在地区冲突和双边问题上仍需与俄罗斯协调沟通。5月22日,普京与法德领导人通话,以推进执行明斯克协议。然而,俄乌双方就东部问题的立场仍有明显差异:普京坚持明斯克协议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要求乌克兰必须履行明斯克协议;而泽连斯基则坚持在收回克里米亚、不给东部冲突地区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原则立场无法妥协的前提下,双方本也可就停火、交换战俘、改善争议地带基础设施、必要时派遣维和人员等进行谈判,但是,在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危机始终难见松动。

   2019年12月9日,俄乌法德领导人出席“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20天之后乌克兰与乌东民间武装全面交换战俘,但俄乌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未见根本改变。2020年年初、2021年春夏,乌克兰东部地区在大国关系变化的背景下又呈紧张局势。

   乌克兰危机进程的几个突出特点。其一,本次危机的角色众多,既有传统主权国家行为者,又有代表来自不同历史文明背景的利益群体;既有自诩为当下国际秩序代表者(美国、欧盟),又有被指为现存体制的“修正派”(俄罗斯);既出现了联盟方式的行动集体(如北约和欧盟),也存在着大量抵制“选边”、倾向于中立的政治单位(如中亚诸国,以及俄罗斯之外的金砖国家等)。出场角色的纷繁复杂,反映了这场危机包含多向度的政治与历史内涵,也大大增加了危机处理的难度。

   其二,危机过程一波三折,复杂而多变:不但各方立场和战略随着各个阶段的问题导向因时而异,而且,诸如马航事件的突然发生、秘密外交和公开行动的相互交织、媒体战中的真相和谎言的真假难辨等,也使得整个危机处理过程扑朔迷离。加之各国政要虽然一边通过热线直接对话,但是一边又恶语相伤,极大影响着国家间信任,使大国关系受到严峻考验。

   其三,冲突中各方存在大量“迎头相撞”的高度风险。以欧盟、美国、乌克兰为一方的总体实力要高于俄罗斯,而俄罗斯不甘示弱,在遭受制裁压力下其军备建设反而加强。鉴于全球化受阻,但依然前行的特定历史背景,这场冲突的当事各方远不似战争时期或冷战时期那样非敌即友;而是各方在争夺中呈现出甚多亦敌亦友、相互影响与掣肘,其间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关系结构非常复杂。这场危机迁延时日绵长,一时一地中难分伯仲。

   其四,危机牵动全球秩序的走向、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民族国家地位、大国间缓冲地带的存在、区域合作和安全构架,以及对一系列 世界事务中关键性问题,如冷战、遏制、制裁、结盟、中立、国际干预、国内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性等的重新认知,同时事关“国际转型”所涉及的国内转型、国际秩序、国家间关系这三个关键问题。因此,这场冲突的辐射效应将扩散至未来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影响会相当广泛而深远。

   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危机爆发时人们的估计,同时,危机带来的对峙与破坏也深深影响着各个方面。大国恶性竞争长期延续。

   首先,美国和欧盟对俄战略均有各自背景与考量。从乌克兰危机后的态势来看,美国在对俄战略上志在必得,有其客观背景。21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在中东插手引起局势动乱,重返亚洲难以进一步得手,唯有乌克兰事件可能是显示其外交策略有所进取之所在。

   另外,切断俄罗斯与欧盟的联系也是美国的一个深层战略考量。美国精英层和各大智库间的激烈争论,并没有阻止新保守主义和民主党阵营在反俄问题上的联手崛起。相形之下,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较为稳健的力量主张在欧洲敏感地带保持势力均衡的传统政治观点,明显被边缘化,无法阻挡美国对俄强硬派的声势。

   尽管乌克兰危机已经成为美国自相矛盾的外交原则的一个雷区,但是,无论从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还是对将对外推进“自由议程”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石而言,美国都无法承受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失败局面。

   一直到特朗普执政时期,虽其本人曾经对普京“另眼相看”,竞选时期甚至公开表示连克里米亚都应归俄罗斯所有,但是一旦执政,特朗普也无法撼动美国主流政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治正确”。当泽连斯基企图绕开克里米亚问题,寻求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并缓和乌俄关系的时候,特朗普却深陷“通俄门”并被民主党人和媒体穷追猛打,从而对原来企图缓和美俄冲突这一目标无能为力。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利益攸关者,美国在拜登担任总统后,一边对俄施压,一边企图控制与俄冲突的水平。乌克兰危机依然是美国对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在美国尚未取得俄方信任的前提下,难以期待短期内乌克兰问题会有重大突破。

   克里米亚事件后,欧洲追随美国参与对俄制裁,这既是美国施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因欧盟自身也面临舆论转向“大西洋化”的压力,所以强化对俄立场有源可寻。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立场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德国愈来愈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中生代政治精英逐渐对俄罗斯国内政治保守化趋势不满;在克里米亚事件、马航事件等的催化之下,德俄关系迅速恶化,成为这一波美欧趋于联手的重要背景。

   乌克兰同欧盟联系国协定已于2017年9月正式生效。此前波罗申科曾提出,将迅速采取行动,与欧盟签署政治和经济协议。然而,时任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却强调,“当波罗申科说出联系协议是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第一步时,我同我们的欧洲伙伴对此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这很清楚”。[2]法比尤斯这里所说的“大部分人”是指不赞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大多数欧盟国家,首先指德国和法国等“老欧洲”国家,他们不但担心乌克兰的加入会过多刺激俄罗斯,而且更担心欧盟现在的内部问题堆积如山,而一旦发展水平和治理状况远不乐观的乌克兰加入,势必会引发更多麻烦,还会大大削弱欧盟的决策能力。

   相比之下,欧盟的新成员国则态度迥异,以与乌克兰互为邻国,贸易关系密切的波兰为例,如果乌克兰能够“入盟”,则有利于波兰市场扩张和经济能力提升,加之美国对其的特殊影响力,力挺乌克兰“入盟”自然成为波兰国策。然而,至少在目前情况下,乌克兰“入盟”还得由“老欧洲”的多数成员国加以定夺。

   就欧盟而言,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俄罗斯、欧盟与乌克兰的能源关系。虽然欧盟已经帮助乌克兰向俄罗斯支付了大量天然气欠款,但这只是所有欠款的一小部分。同时,连续多次三边能源对话,也远没有解决关键的天然气价格问题,欧盟还不得不承受更多来自俄罗斯的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在建设期间一直遭到来自美国的反对与阻挠,拜登上台后虽稍有松动,但仍对俄罗斯继续施压,而德美在落实“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协议方面也仍存变数。在其他地区事务上,无论是伊朗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还是面对叙利亚危机,欧盟都只能与俄罗斯打交道,而完全没有乌克兰可以参与的空间。

   乌克兰危机后,一个变化趋势是欧盟国家开始反思“东部伙伴计划”。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对排他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重新有所认识,认为这样一种排他式的安排,至少导致了乌克兰问题的冲突激化。学界和舆论则比官方立场更进一步,法德两国民意对于乌克兰冲突的态度,经常远比官方更为中立。同时,特朗普执政之后,不仅在北约军费开支问题上对欧洲盟友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压,而且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上蛮横地直接向默克尔施压,因此促使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主要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以欧洲方式——比如 “诺曼底模式 ”或 “明斯克模式”,来寻求危机的解决之道。

其次,从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政策目标及其实施状况来看,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美欧一致推进的政策领域。这些政策是基于美欧近似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美国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于1994年初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提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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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2年总第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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