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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钱逊先生的两次学问转向

更新时间:2022-03-01 23:50:54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但不需要言行合一,乃至于理论脱离实际,高喊恢复传统,修养放置一旁;整日复兴国学,德性功夫不做。

   钱逊先生与许多儒学研究者的最大差别之一,在于身体力行。他对儒学的兴趣决不限于理论,一直主张功夫。他晚年能在人生道路再跨出一步,走出校园、走向民间,全身心投入于儒学传播事业,正是这种身体力行的一种体现。钱逊晚年传播国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就我个人所知,除每年暑期到香港定期讲授《论语》外,他曾在北京什刹海书院讲授国学可能数百场,包括连续三年为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讲《论语》;在山西聚寿山书院为社会各界人士讲授国学至少数十场。他还曾到过很多其他大大小小的民间书院或社会场合,义务讲学不下一二百场。也许有人以为钱老师这样做是为了挣钱,这是个很大的误会。清华大学河北发展研究院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徐林旗老师多次邀钱逊讲课,有一次钱老师主动问徐林旗,你们请人上课,缺不缺钱啊?要不要我给你们一些支持?钱老师的话令徐林旗大感意外,因为徐老师请人授课,总想着课酬的事,没想到钱先生还想自己贴钱,这令徐老师非常意外和感动。

   笔者于1996年因钱逊先生从外单位调入清华,与钱先生共事20余年,在他退休之后亦未中断往来,故对钱逊的待人风格体会颇深。我的印象是,钱老师性格和易,没有架子,与人为善,谨慎自持(这里不谈工作上的事情)。我曾与钱老师一起参加各种学界及社会活动,多次护送他回家。印象特别深的是,钱老师在各种场合,寡言少语,从不夸夸其谈,对于自己的家世、特别是作为钱穆之子的身份从不主动提起,亦从不在任何场合宣传其父思想、观点或成就。我曾不止一次问及他与其父关系,他也总是三言两语,言简辞约。在课堂上,他可能会采用钱穆著作为课本或资料,但对钱穆思想从无半点捍卫、辩护之意,甚至鼓励别人批评。多年前,本所他指导的一个研究生欲以钱穆为学位论文主题,竟遭钱逊反对,大意似是认为没必要。另有一位学生当面对钱穆有所批评,钱逊听了不但不反对,还表示认可,令该生大感惊讶。

   该如何理解钱逊晚年走向社会、走向民间的第二次人生转向?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也可从其父钱穆的教诲中发现重要秘密。从钱穆给儿子的信似可看出,钱穆希望把自己对国学精髓的理解传给儿子,而儒家传统落实为做人功夫,“做”永远比“说”重要。故早在1949年钱穆去大陆之前,即曾规劝钱逊读《曾国藩家书》。在1980年二人重新联系后,钱穆不仅在家书中指导钱逊读书,亦教他为学与做人结合。在1980年11月24日给钱逊的信中,钱穆称“你已年过四十,倘读此数书觉有兴会,一可循此好好做人,一可走上自己研究之门径。盼能从此努力,再过三十年,自可从此走上一道路。惟盼勿心急心粗为主要”,并称自己寄给钱逊的书“或在教人如何修养做人,或在指示学问从入之门径”(《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页38)。又在1981年2月15日的信中告诫钱逊,“你年事已不轻,并在学术界做事,幸加努力,不以无知无识,虚度此生,则我所望也。能懂得一些是一些,万勿轻发大理论大意见,误己误人。切戒切戒”(同上书,页44)。此外,钱穆还将自己两位在大陆的弟子郦家驹、洪廷彦介绍给钱逊,希望钱逊“常能接近他们”,并嘱“你该以长一辈礼事之,常向他们请教”,要钱逊通过此二人了解该接近何人。(同上书,页36)

   上述通信帮助我们理解,钱逊先生何以后来一直倡导“读《论语》,学做人”,强调儒学的精髓不在知识,而在做人。我想钱逊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是尽力按照其父的教诲做的,他晚年学问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向,与他在其父多年熏染下,对儒学或传统文化精髓的体悟有关。

   余论

   20多年前(应该是1995年),笔者第一次见到钱逊、也是第一次到他家时,曾看到他家客厅放着一个镶框的大幅钱穆画像。从他看其父画像时的神情,我能感受到他的某种心态。但在后来多年共事的过程中,从来听不到钱逊主动提及其父,尤其是乃父对他的影响,甚至还有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其父观点的时候,我曾经猜测,钱逊老师由于个人经历,在学问上基本上没受钱穆什么影响。但最近研读钱穆给钱逊的信件,细看钱逊回忆文章,联想到钱逊生前的一系列言行,颠覆了我以前的猜测。我现在倾向于认为,钱逊后半生的学术事业基本上是按照其父的教导开展的。钱逊后半生的两次学问转型,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其父影响下的产物。

   当然,钱逊的转型除与其父有关外,也与时代环境有极大关系,同时也是他个人自觉选择的结果,不能全部归结为其父影响。本文无意否定其他因素的重要性。钱逊在回忆父亲及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人们常说我是家学渊源,我总感到十分的惭愧”(《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页159),“我真正自己来认识父亲,是在隔绝了三十多年之后”(同上书,页291);“在我的后半生,父亲通过他的著作给予我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同上书,页159),“父亲的著作、父亲的教诲和父亲一生的为人,在这方面给我的教育是我终身不忘、终身受用的”(同上书,页290)。这些都能表明,钱逊的后半生确实是在默默地继承父志,并付出了一系列行动和抉择。

   偶尔听人说,钱逊的天资不及乃父,故在国学上的成就亦不及乃父。但我认为,钱逊的国学道路是经历多次戏剧性变化所致,是特定时代环境与个人选择的结果。他的经历与其父截然不同,亦不能用其父的标准来衡量。不管钱逊的天资和学问是否超过乃父,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一位真诚的探索者,对于生命意义的执著追求和对家国天下的深厚情怀,加上时代因素和其父钱穆先生的影响,导致他一生的几次重大转型。一个人的外在成就是一回事,内心的追求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过分在意所谓的外在成就,钱逊老师一生学问的几次变化本身就是一种颇有意味的学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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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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