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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天: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

更新时间:2022-03-01 03:23:18
作者: 阎天  

  

   进入19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渐次入宪,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市场经济体制写入第15条,赋予按劳分配的“劳”以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新含义;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写入宪法,使按劳分配在这两个制度下获得了新地位。[17]在与经济制度环境的适配过程中,宪法按劳分配的当代意涵获得了重大发展。

  

   (一)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改革的适配

  

   现行宪法出台不久,为落实以产出衡量劳动和确定工资的宪法构想,国家全面启动工资改革。根据国务院的通知,[18]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挂起钩来,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此项改革也因之称为“工效挂钩”。所谓“挂钩”既包括企业的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又包括每个职工的工资与其贡献挂钩。[19]截至1990年底,35%的全国国营企业、55%的国企职工都实施了此项改革。[20]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是挂钩指标难以确定。国家要求“选择能够反映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指标,作为挂钩指标”,而经济效益往往体现在诸多方面,很难用单一的指标来衡量。仅从文件上看,可以挂钩的指标就包括“上缴税利”“最终产品的销量”“周转量或运距运量”“销售额或营业额”“减亏幅度”等多种,至于为何选择这些指标挂钩,文件则没有说明。二是改革无法拓展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这些机构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经济效益更难衡量,缺乏可挂钩的指标。总之,虽然“工效挂钩”改革将工资与劳动产出挂钩,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但并没有改变由国家来衡量劳动产出的机制。

  

   解决上述困难的出路在于,让市场代替计划作为劳动产出的度量机制。1993年修宪时,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写入第15条第1款,标志着新度量机制的建立。市场衡量劳动产出的标准是劳动力的价格。报酬是产出的对价,产出越多、越好的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的吸引力越大,议价能力就越强,其劳动力的价格就越高。这样一来,就能实现多劳多得,发挥按劳分配对于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实现提升效率的宪法目标。

  

   然而,要落实宪法按劳分配的市场度量机制,仍然存在理论与制度层面的障碍、其一是要不要建设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用市场度量劳动,势必要求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建立劳动力市场。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力不是商品,否则就与宪法要求劳动者以主人翁态度对待劳动的规定(第42条第2款)相悖。[21]其二是如何应对劳动力市场失灵的问题。用市场度量劳动,就可能发生劳动力市场失灵现象,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信号出现失真和扭曲。例如,在社会普遍对某一人群存有偏见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对该人群工资的系统性压抑,这是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自身力量矫正的。[22]其三是如何把握改革推进节奏的问题。改革的目的是优化体制内(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的按劳分配,[23]然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使得如何控制节奏的问题凸显出来。

  

   讨论多年之后,共识逐步形成。一方面,要区分“劳动者”与“劳动力”,前者不是商品,而后者可以交易。1993年修宪后不久即召开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4]将劳动力市场确定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失灵正如其他市场失灵现象一样,要运用宪法第15条所规定的宏观调控加以矫正。上述共识写入了劳动部于1993年底出台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市场机制在工资决定中起基础性作用,通过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公平竞争,形成均衡工资率;……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分配自主权;政府主要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必要时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工资总水平,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维护社会公平。”[25]次年出台的《劳动法》将上述构想提升为法律,其第46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家对工资总量实行宏观调控。”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至此,按劳分配引入市场机制的主要理论和制度障碍都获得克服,宪法变迁告一段落。

  

   按劳分配度量机制的改革并未彻底完成。时至今日,国企的工资总额仍然采取“工资效益联动”的方式来确定,这是“工效挂钩”的延续;职工工资则将“市场对标”作为考量因素之一,这是市场化不彻底的表现。[26]囿于自身性质和职能,机关、公益性事业单位及自然垄断的国企不可能充分市场化,如何运用市场机制改善其按劳分配是理论和实践的难题。[27]改革的分步骤实现本身并不构成违宪,[28]但是如何运用宪法把握改革的节奏、监督改革的进程,则是有待探讨的课题。

  

   (二)按劳分配与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适配

  

   1999年修宪时,将原第6条第2款“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合并入第1款,并新增第2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由此形成了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下格局。理解第1款第2句规范意涵的关键是解释按劳分配的“原则”地位,以及回答按劳分配是否存在于非公有制经济之中。

  

   1.公有制下的“原则”地位

  

   宪法第6条第1款第2句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此处的“原则”应作何理解,特别是在公有制之内能否容纳其他所有制作为“例外”,这是不容回避的解释问题。根据词典释义,“原则”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是“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二是“指总的方面,即“大体上”,与“例外”相对。[29]可见,此处的“原则”,不管是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规则,还是理解为允许例外情形的存在,皆不超出语义范围。[30]从“原则”一词在现行宪法中的使用情况来看,其含义和用法并不统一,通常需要结合条文的历史语境,考察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加以确定。例如,序言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3条中的央地权限划分“原则”、第27条中的国家机关实施精简“原则”,皆不存在“例外”之说;第3条中的国家机关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第67条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大立法不得抵触“基本原则”,则都允许存在“例外”情形的存在。[31]因此,准确把握按劳分配原则地位的内涵,需要结合历史语境加以分析。

  

   按劳分配作为公有制分配“原则”的表述始于七五宪法,并被七八宪法和现行宪法延续下来。按照经典作家的构想,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应当首先实行按劳分配,待共产主义建成时再实行按需分配,至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制度则不能存在于公有制之中。[32]列宁就将与“按劳分配”并列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宣示为“社会主义原则”。[33]由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在规定按劳分配时都倾向于遵循经典作家的原意,针对这两部宪法中的按劳分配“原则”,都应理解为严格的规则,即不允许例外的存在。而现行宪法在对按劳分配规范进行表述之时,未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构想,意味着对于“原则”一词也可进行灵活的解读。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后,宪法虽未修改,立法方面却有了及时的响应。1988年出台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13条规定:“企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企业可以采取其他分配方式。”当时所谓“其他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的企业中,承包人、租赁人取得收益的方式,以及职工购买企业债券所得的利息、职工参股获得的分红等。[34]这些内容恰恰构成按劳分配的例外。1993年修宪时,中共中央再次肯定了这种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附件二“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指出:“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排除按劳分配以外的其它分配方式。”[35]1999年修宪以后,公有制下的以按劳分配为原则、不排除其他分配方式,与总体分配格局上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已经不再具有解释学意义上的实质区别。

  

   2.按劳分配在公有制之外的实施空间

  

   非公有制经济中是否存在实施按劳分配的空间?按照经典作家的本意,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按劳分配要以公有制为前提。[36]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七八宪法中。叶剑英曾在修宪报告中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37]但是,现行宪法不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本意,为重新理解非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提供了可能。有学者认为,现行宪法第6条第1款第2句的措辞,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余”的效果,间接否定了按劳分配在公有制以外的生存机会。[38]然而,在解释学上,“明示其一”并不必然具有“排除其余”的效果,需要结合背景加以分析。[39]现行宪法问世之初,国家要求非公有制企业的内部分配比照国企进行。例如,1986年国家劳动人事部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由董事会按照不低于所在地区同行业条件相近的国营企业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原则加以确定”,“职工在职期间的保险福利等待遇,按照中国政府对国营企业的有关规定执行”。[40]这表明非公有制企业并未与按劳分配绝缘,甚至可以认为,非公有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按劳分配的义务。1993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按劳分配的含义变为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分配,而劳动力市场不区分用人单位的所有制,是统一的,这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实施按劳分配已经不存在障碍。正因如此,《劳动法》第46条才把按劳分配规定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工资分配的共同原则。1999年修宪时,第6条第2款的表述正式将所有制与分配形式脱钩,非公有制经济下实施按劳分配的空间已无悬念。当然,允许不等于强制,这和公有制经济下必须以按劳分配为原则是不同的。

  

   (三)按劳分配与分配制结构的适配

  

   1999年修宪时增写了第6条第2款,要求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谓多种分配方式,主要是指按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分配。如何理解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并存,以及如何解释按劳分配原则的“主体”地位,成为把握按劳分配规范意涵的关键。

  

   1.多种分配的并存方式

  

按劳分配与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分配,在宏观层面上只需将国民收入的“蛋糕”按照各要素的贡献加以切分即可实现。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这种共存方式表述为“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41]问题是,具体到企业层面,这种共存如何实现,各种要素的贡献和报酬又如何体现?目前,按劳分配的制度体现主要是工资制,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体现主要是股份制(早年承包制较为流行),[42]劳动者与股东、工资制与股份制、工资利益与股权收益显然不能混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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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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