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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大陆当代儒学巡礼

更新时间:2022-02-26 20:48:38
作者: 牟钟鉴  

  


   纪念孔子,提倡读经,赞美儒学道德,谈论儒学的复兴—— 这是大陆今天的现实,如果时光倒退过去若干年,这些都不可思 议。这样做的人在七十年以前会被认为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封建 顽固派,在二十年以前会被认为是反动的封建复辟派,是应该受 到口殊笔伐,乃至被打翻在地的。可是社会发展遵循着物极必反 的规则在螺旋式地上升,人们从对传统的激烈否定走到了否定 之否定,开始重新理解和评价传统。孔子和儒家似乎已经度过了 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厄运,在大陆渐渐恢复了它的生机。这是一 个历史性的转折,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巨大的变化,而这个转折 和变化就发生在最近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能够亲身经历和感 受这种转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五四以来的历史,看一看儒学如何从 悲惨境况中复苏过来的。

   一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担当治国安邦和导向文化的重任, 它既为这种担当获得过十分的荣耀,同时也为这种担当领受过 难言的痛苦。它不像道家、道教和佛教,可以同社会生活保持一 定的距离,它总是站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与国运泽为一体,忧 乐共受,功过同当。所以当中国中世纪社会解体,先进的人们为 了砸碎!日世界创造新中国而把希望的眼光转向西方真理,把愤 怒的情绪投向传统的时候,儒学作为封建主义文化的代表,不能 不首当其冲,受到革命派的猛烈批判,它理应如此,责无旁贷。这 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单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没有 提出“打倒释家店”、“打倒老家店”的原故。

   可是一种学说并非仅仅由于它产生于古代而注定要在近现 代灭亡。西方基督教诞生于古代社会,在欧洲近代革命中亦受到 激烈批判,然而它通过自身的改革适应了新时代,所以一直流传 到今天。儒学同基督教有所不同,它没有稳固的宗教组织和虔诚 的宗教信仰作为依凭,它不是宗教,靠的是道德理性。它所依赖 的两大维系力量——国家教育体系和经学学术文化都在民国年 间坍塌,再加上它在危机时刻没有出现超一流的名儒大才来对 儒学进行反省与重建,不能把先进人物的尖锐批判转化为新生 的动力,眼看着儒学被“打倒”,进入类似“教难’助学难”时期。这 对于儒学的生存能力,无疑是一次最严酷的考验。当时许多人断 定儒学的生命永远结束了。只有少数人不这样看,如贺湖先生就 敏锐地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思想 的僵化部分,使得孔孟程朱的真精神真学术得以显露出来(见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过儒学如何除旧布新,人们虽有种种 设想和探讨,却没有获得社会普遍的理解,客观情势也不具备这 种社会条件。

   假如儒学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家族社会和农业经济 的产物和成果,它的内涵不能超出宗法主义的界域,也就是说, 它仅仅是中国中世纪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那么,当中国跨入现 代社会的门槛;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之后,儒学即使未曾遭受理论 的背叛,也会不打自倒,同传统社会一起走向灭亡。可是儒学无 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有博大深远的一面,它的内涵极为丰富, 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体系,不是某一时代和地域所能 限制得住的。以大宗师的身份创立儒学的孔子,他关注的问题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问题,后来的大儒亦要回答社会人生一系 列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和普遍存在的,他们的答案中许 多内容具有永恒的价值,也就是说具有超时代的意义,从世界范 围说,表现出一种高度辉煌的东方智慧,对世人产生着不可磨灭 的滋力。这就是为什么“孔家店”打了半个多世纪却始终打而不 倒的原因。

   以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励、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学者为代 表的民国时期新儒学,在反传统的大潮中巍然屹立,致力于发掘 儒学的“恒常之道”和“人文睿智”,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开展了 一场新儒学复兴运动。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改变儒学衰落的大势, 但保存了儒学的文化命脉,在几十年之后成长为一种可观的社 会思潮,影响着中国,甚至影响着世界。

   二

   如果说在~九四九年以前,儒学虽然遭受批判,却仍然有很 多的生存空间,那么四九年以后的大陆,儒学的影响除了作为习 俗“日用而不知”的成分而外,在绝大部分社会文化领域,都被扫 地出门,形同垃圾了。在“发扬五四传统”的口号下,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孔子作为旧时代的圣人,儒学作为封建性 学说,不断受到批判,而且越来越严厉。尊孔就是复旧,崇儒就是 倒退。1962年冯友兰先生到曲阜向孔子像鞠躬致敬被认为是“ 严重事件”,吴晗先生讲传统道德可以改造继承,很快受批判,由 此可知当时文化气氛是何等紧张。宗儒的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先 后受到批判,长期成为理论界开展批判运动的话靶子。以关锋为 首的一批理论家,充当了插红旗、拔白旗的左派批判家的角色。

   在学术上,旧经学传统已经中绝,儒学被纳入中国哲学史或 思想史学科之中。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唯物论和唯心论的 对立斗争为主线,将古代思想家分为两大阵营,从而加以褒贬。 儒家学派中只有少数具有唯物论或无神论倾向的儒学学者,如 苟子、王充、王廷相、罗钦顺、王夫之等人,得到较高的评价,而且 主要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至于儒学道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如 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皆因 其唯心或尚理而受到批判,整体上是被否定的,只在某些局部略 有肯定。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代表了五十年代至 六十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界的学术水平和一般观点(第四册于 1979年出版),这套书作为大学文科教科书在大陆有着广泛而 持久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大陆,可以说既没有儒家学派,也没有儒学的研 究,大中小学没有儒家经典的训练,儒学整个地被人们遗忘了。

   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1973、1974 两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和儒学突然作为反面教员被揪到 审判台上,遭受空前的猛烈的攻击,一时间弄得纷纷扬扬,好不 热闹。江青认为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儒家是保守的反动的,儒 法斗争不仅存在于先秦时期,而且贯串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直到 文化大革命,斗争仍在继续。她鼓动“批林批孔批周公”,用“评法 批儒”影射攻击周总理和他的求实路线。批孔反儒是全国性的, 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工厂,到处都开批判会,运动规模之大, 动员人数之众,都是史无前例的。今天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段历 史,是需要深入思索的。首先我们可以说这场批孔运动毫无学术 性可言,也不是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而是一场政治斗争,或 者说是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手段。1919年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 店”不论是否偏激,毕竟当时社会上有旧礼教的严重存在,不批 不足以解放青年解放个性。但“文革”中的批孔可以说是无的放 矢,社会上已没有儒家存在,礼教更荡然无存,江青想攻击的对 象周总理并不是儒家人物,最多具有某些儒家气质。也许由于孔 子要“克己复礼”,而周礼的“周”,周公姬旦的“周”,和周总理 的“周”,恰好一字,刺激了江青的神经,使她决定选择批孔批儒 为搞垮总理的突破口。但仅从政治策略上说明是不够的,这里还 有更深刻的思想动因。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斗争哲学。法 家讲斗争,讲中央集权,讲法术势,比较符合四人帮的心意。而儒 家讲仁爱,讲民本,讲为政以德,讲中庸,与“文革”的极端路线正 相反对,所以不能不遭到猛烈批判。四人帮批孔反儒的目的是借 此扫除思想障碍,以便顺利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 线。而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厌烦批斗、反对内战、向往安宁和 谐的强烈情绪,不愿意“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情绪同儒 家的“和为贵”、“中庸”、“仁者爱人”等思想是一致的。江青也许 觉得老百性中儒家之毒太深,所以要清理扫除,她不了解,这些 思想根植于人的本性,是清不掉的。于是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五 四运动批孔半个多世纪之后,在一九四九年起铲除封建主义残 余二十多年之后,孔子的思想还在大陆上活着,还有很顽强的生 命力,所以它的反对者要化大气力加以扫荡。江青是一颗灾星, 她为了毁灭中国文化,首先集中力量毁坏孔子的形象,也算是抓 到了问题的要害。然而事实证明,仲尼不可毁也,毁仲尼的江青 到头来毁灭了她自己。

   从坏事变好事的角度讲,江青也有两大“功劳”:一是普及 (虽然是歪曲地)了中国思想史的知识,使一般百姓也知道了儒 法斗争;二是把反孔推到极端,为中国人总结教训、重新反省孔 子与儒学的价值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五四以来,都是先进人物反 孔,保守人物尊孔,反孔与尊孔几乎成了人们评论进步与守旧的 当然尺度。今天,人们痛恨的“四人帮”也激烈反孔,而他们所反 对的孔子的思想正符合人们的心意;由此可见反孔未必进步,尊 孔未必倒退,但会有相反的情形,于是流行的是非标准动摇了, 人们第一次从反孔与尊孔的二分对生观念中解放出来,便有一 个崭新的境界和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激烈 的批孔及其破产,便没有“文革”之后的儒学名誉的迅速恢复和 儒学生机的复苏。

   四

   一九七七年以后,儒学的研究摆脱了影射史学的干扰,不再 作为政治家手中的斗争工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改革开 放的实行,政治与文化气氛逐渐宽松,学术开始活跃,初步出现 了百家争鸣的景象。

   一九八五年以前,儒学重新在中国思想史范围内受到重视, 而理论框架基本上未超出五十六十年代的传统,但局部有所突 破。例如对唯心论哲学体系中的合理因素给予较多肯定,对于唯 心论的社会历史作用亦能作具体评价,方法上除阶级分析外更 强调理论分析,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更加深入细致。这一时期出 现了新旧接半、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宋明理学史》(侯外 庐主编)、冲国哲学发展史》一、二、三卷(任继愈主编)。孔子、孟 子、董仲舒和程朱陆工的评价有所提高,他们的丰富思想得到多 方面的较充分的阐发,在教科书方面,萧婕父、李锦全主编的《中 国哲学史》(上下卷)是同类书中较好的一部,可以代表改革开放 初期大陆哲学通史的研究水平,它逐渐取代了任继愈主编的《中 国哲学史》(四卷本)而为大学文科所采用。冯友兰晚年致力写作 《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这部书前后经历了四十年,而集中 写作在八十年代,它既保存了冯先生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史})的 积极成果,又大量增补了冯先生五十多岁以后艰苦探索得来的 新资料新理解新体会,不论人们作如何评价,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部书做到了“修辞立其诚”。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位哲学大师在 时代大转换中探讨中国哲学发展新路的良苦用心和曲折历程。

   与此同时,“文革”中形成的儒法斗争观念,流毒甚广,~些 青年人在接受中国哲学史知识的同时便接受了这些观念,一时 不能改变。一九七八年以后文科研究生考试的中国哲学史答卷 中常有此类观点出现,使人觉得可笑。

   五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大陆学术界掀起文化热。东亚四 小龙腾飞的大量信息带给大陆直接的刺激。改革开放加大了力 度,加快了步伐。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海外新儒 家和其他学术派别的思想在大陆流行。各种国际间文化交往日 益频繁。两岸四地(港、澳、台、大陆)来往日趋密切。各种思潮互 相撞击,使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政治、经济、文化都面临着改革 的任务和新模式的选择。于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及如何汇合的 问题又重新提到人们面前。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培养出的大批文 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血气方刚,思想敏锐,有强烈的参预 意识,他们成为文化队伍的生力军,文化热由此而空前升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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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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