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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大陆当代儒学巡礼

更新时间:2022-02-26 20:48:38
作者: 牟钟鉴  
令 人感兴趣的是: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再度受到人们关 注,成为文化讨论中的热点。历史似乎在告诉人们,儒学在中国 永远要扮演主要文化角色,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或者 是争论的对象,七注定做不了旁观者。

   对待儒学的态度可以分成两大派:一是西化派,二是转化 派。西化派很欣赏台湾相场与李敖的观点,主张无保留地学习西 方,不论它的优点还是缺点,只能实行“全株移植”,不能有选择 地“移花接木”。方励之说:“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 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1986 年8月在宁波大学的讲话则【师大青年教师刘晓波提出“向传统 全面开战”,“要使传统文化后继无人”,他对传统文化可谓深恶 痛绝。他批判民本思想是“虚幻的群体意识”,孔额人格是“自觉 的奴性人格”,天人合一是“奴化极境”,儒学是远比暴政更坏的 东西(见《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西化派认为阻碍当 前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改革的,在深层上仍然是以儒家为主的 思想传统,它的阴魂不散,社会上的种种封建遗毒如家长专制作 风、人情重于国法、压制个性自由等,都与儒学有关。所以对传统” 文化和儒学不是批过了头,不论五四运动还是“文革”批孔,都是 批得不深不透,没有真正与之彻底决裂,才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 如此曲折迟缓,当务之急是更深刻更全面的否定传统,中国才能 新生。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西化派掀起了“文革”以后又一次的批 儒浪潮。轰动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1988年)是反传统思潮 的形象化的表露,它借助于声像艺术的手段,把中国近代的落后 归罪于中国的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和内陆文明,这种文明造成 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创造力的退化,“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 老完善的‘法宝’,但它几千年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 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 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杀机制,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 死自己内沐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 纵使它有千年珍奇,今天也难免玉石俱焚了。”它宣告黄河文明 已经陨落,必将为蓝色文明即工业和商业文明取代。

   西化派批判封建遗毒,急于改变中国,其意向中不乏可取之 处。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却是不妥当的,他们 拟定的“大换血”的方案也是行不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血液 里就流淌着传统文化的成分,例如“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 息”,只是日用而不知罢了。对西化派颇为不利的事实很多:一是 当西化派极力推崇西方文明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却在考察自 己文明的危机,认真研究和高度评价东方与中国文明的价值,看 到它的未来意义,这使中国的全盘西化论陷于窘境,在实际上成 为一种修论。二是东亚四小龙的经验表明,传统与现代化并不绝 然对立,可以形成某种共存或结合。三是新的反传统浪潮发生在 “文革”过去不久,许多反儒论点人们似曾相识,而激烈的革命言 词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激动人心,反而使人生疑。中国人经历了多 次“彻底革命”的震荡之后,对“天翻地覆”感到失望,不再热。已偏 颇之言,逐渐转向稳健和改良。四是中国早已不是传统社会,许 多社会弊端明显不来源于传统文化,却偏偏要归咎于传统文化, 给人一种拿古人作替罪羊的感觉。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西化派不 可能像五四时期批判旧礼教的先进人物那样,有号召天下、带领 青年的巨大威力,他们的活动不可能成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他 们的思想最多不过是引人注目的诸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

   转化派被西化派称为“保守派”、“新国粹派”、“传统派”,其 实他们主张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 其糟粕,同时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结合现实,进行创造,重 建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化体系,所以称转化派较为贴切。转化派 与西化派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强调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性,认为 民族文化是中国新文化的生命之源头大本,必须加以培植,使之 坚固发达,而后才能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二是认为传统 与现代化非单不是水火难容,而且可以相得而益彰,中西文化亦 需双向交流,在互补中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高阶段。1986年《哲 学研究》杂志刊出“中国传统哲学反思”专辑,本人在首篇题为 《中国传统哲学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的文章中,批评了随意贬 抑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优点, 即: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具有博大的系统观;具有鲜明的主 体意识;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性,这些都是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章刊出后,引起热烈的争论,赞成的人很 多,反对的也不少,说明两大思潮处于对峙状态。

   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孔子基金会于1984年成 立,《孔子研究》于1986年创办。该刊发刊词说:“《孔子研究》以 历史上的‘尊孔’和‘反孔’为鉴,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国传 统文化,也不对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是主张把孔子和中 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划 时代的标志,它意味着政治化反孔的时代已经结束,学术性研究 孔子和儒学的时代正式开始。从此关于孔子和儒学的各种不同 观点均可自由发表,不再联系当前的政治事件和作者的政治立 场。例如蔡尚思著文《不宜抬高孔子)(书林》1986年第一期),陈 增辉则著文《不宜贬低孔子》(孔子研究》1989年第三期)。 1987年8月,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召开。同年12 月,贵阳有王阳明心学讨论会,厦门有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 1988年10月,山东邹县有孟子学术讨论会。1989年10月,中国 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办孔子2540诞 辰纪念会与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共三百多 人。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在首都北京历史上是第一次。从 会议发言者看,积极评价孔子和儒学者居多。说明在历尽千曲 百折之后社会上下终于初步达到一新的共识:孔子是位文化巨 人,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而且至今影响着中国和世 界;因此,孔子不仅属于历史的中国,也属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 同时也属于东亚和全世界。同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儒家 思想与未来社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用以纪念孔子。

   这~时期,各地纷纷成立研究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学术 机构与团体,如:曲阜师大成立孔子研究所(1983年),后改为孔 子文化书院,北京成立中华孔子研究会( 1986年),山东大学成 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 ( 986年),太原储立山西孔子学会 (198年),济南成立山东孔子学会(1986年),苏州成立儒学研 究会(1987年),陕西周至县成立孔子哲学研究会(1988年),上 海华东师大成立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1988年),清华大学成立思 想文化研究所(1985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1985年)等。它们如两后春笋般地出现,表明孔子热正在大陆 兴起,孔子的文化生命存在于民众之中,孔子的形象不可能被毁 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一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孔子与儒学的论文和正式出 版的有关学术专著,逐年增多,不可细计。从内容上看,大体上可 归为三大类:一类是纯学术性的文献或专题研究,一类是在中 西比较中揭示孔子与儒学的特质并作出评价,一类是探讨儒学 如何推陈出新,如何与现代社会相衔接。从方法上看,呈多元化 趋势,有传统的国学方法,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有西方系统论、 解释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方法,有综合性的方法,总之是五 光十色,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

   六

   九十年代初,政治形势严峻律术.空气一度较为沉闷。部分 人心中的“五四情结”(打倒孔家店)和附级斗争情结”(批判封 资修)又有较多的表露,他们怀着戒备和反感的心理对孔子热和 国学热提出指责。如李一氓给蔡尚思的信(1990 4.14)中说:“马 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 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我们无 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轻易地让给孔子。”他认为五四打倒孔家 店并不如有人所说的是“一个误会”。他说:“事情更奇怪的是: 现在泛滥的孔子学说——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不仅企图证明 它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要进一步,企图证明它还会促进 社会主义的建设。人生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 决不相信这种说法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李一氓是国 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是从五四走过来的老干部,他的观点有 一定代表性。他把孔学定性为封建主义,不承认儒学中有超时代 超阶级的成分,不相信儒家会在现代社会中起积极作用。

   赞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精华)的人,在政界和 学界还是居于多数。苏联东欧巨变以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 破产,马克思主义走向低潮,进入反省、重建的时期。中国人更强 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许多人认为这“中国特色”就在 同传统文化的结合上。一批退职的老干部热。已组织和推动传统 文化的研究、发掘、应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中国 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东方文化研究会,都有资深 的老干部参加。不论政治信仰和专业职务有何不同,中国人对自 己的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归属心态,应是一种正常的现 象。

   1990. 1991年中,与儒学相关的重要会议有大连夏季孔子 学术讨论会(1990年),冬季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究会(1990 年),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1991年1月),山东儒家伦 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术讨论会(1991年8月),曲阜海 峡两岸首次儒学学术讨论会《1991年10月),衡州儒学与浙江 文化研讨会(1991年11月)。各种会议关注的的中心是儒学与 现代中国伦理重建的关系问题。过去是以批判为主,现在是以继 承和发扬为主,大家都在努力发掘儒学中有利于改善社会精神 生活的内涵。

   邓小平1992年春南巡讲话发表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 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过程中难免出现的无序状态,以及由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社 会道德风尚的败坏,使人们更感到精神文化建设的迫切性和重 要性,而这种建设离开传统文化是不能成功的。在这种形势下, 大陆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更为热烈和扩大,在深度与广度上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水平。

   最近三年中的重要学术会议有1992年福建朱子研讨会,北 京炎黄文化学术讨论会,济南第二届东方实学国际研讨会。1993 年春杭州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北京心性之学学术座谈会,夏季 北京传统道德与青少年教育研讨会,北京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 会,威海孔孟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10月北京汤用彤、梁漱 溟、张申府三先生百周年纪念与学术研讨会。1994年五月太湖 两岸魏晋玄学研讨会,八月曲阜中韩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学 术讨论会。1994年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秋季在北京举行的孔子 2545诞辰纪念与学术国际研讨会,邀请二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参 加,与会者达二百多人。

   九十年代大陆儒学热的特点和成果可分述如下。

第一,海内外密切交往,共同推动。大陆近些年召开的传统 文化学术会议,大多数是两岸三地学人共同组织或参加的,或者 邀东亚的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人士出席。还有一些有关儒学 与东方文化的会议在大陆周边国家或地区召开,邀大陆学者赴 会发言。这充分显示了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实存性、亲缘性和发展 潜力。会议期间或会议之外的文化互访,亦加深了东亚各地学人 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学术上形成互补共进的局面。在此基础上, 学术交往又扩大到欧美学界。儒学研究进一步走上国际化的道 路,使世界范围内的儒学热升温。1994年秋在北京正式成立国 际儒学联合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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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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