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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德谟克拉西”与“德莫克拉东”

更新时间:2022-02-25 14:47:09
作者: 王绍光 (进入专栏)  
又累千牍而不能尽。合此两义,而得一结论焉,曰:天以专制权授诸君,而所授者恒必为人民所愿戴者也。是故由欧洲之君权说,其正当之释义,则诚有如法王路易所谓‘朕即国家’;由中国之君权说,其正当之释义乃实有如普王腓力特列所谓‘朕乃国民公仆’也。夫君主既为国民公仆,其有不尽职者,或滥用其职权以痡毒于民者,民固得起而责之;责之不改,固得从而废置之。故《书》曰:‘用顾畏于民岩。’《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是故人民选择其所好者然后戴之以为君,其所恶者则废黜之,甚且诛戮之,在我国认此为伦理上之一大原则,认此为人民正当之权利。此非吾牵合虚造之言,试一翻六经诸子,凡言论之涉于政治者,岂非以此大义一贯乎其间也哉!故欧美日本人常称我为‘民主的君主国体’,此其命名虽似诡异,然实甚有见于其真也。”

   也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的同门陈焕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政治学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他是既具有进士出身又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可谓学贯中西。

   像梁启超的文章一样,陈焕章在论文中也引用了《易》与孟子同样的话,并接着说,“从孔子纪年343至350年(公元前209~前202年) ,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与法国在孔子纪年2341年(公元1790年)所爆发的革命一样伟大。在这场革命后,民众开始统治国家,因此,尽管中国自这场革命后在诸多方面仍没有改变君主专制政体的形式,但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政治时期。历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中说‘天子者,爵称也’。的确,除了目前真正的宪政国家而外,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随后,在“政府通则”一节中,陈焕章专门谈到“帝国的民主”:

   “根据孔子的构想,政府在形式上采用君主制,但在基本原则上却是民主的。”

   陈焕章还拿孔子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政体与美国政体进行了比较:

   在中国,“人人都有成为宰相的机会。在中国,‘布衣宰相’‘白屋公卿’已经成为流行的术语。‘布衣’与‘白屋’说明宰相、公卿们曾经的穷困环境。在这点上,中国的确已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了。甚至在美国,在这样一个共和政体的政府里,使一个人拥有选举性的公职,无论该职务多高多低,也存在相当难度,除非他是两大党派中某一党派的活跃成员,才有可能在竞选中获胜。这意味着许多贤能的人被排除在政府之外,进而存在使人失去个性的趋势,并阻止人们获得为公众服务展示他们政治能力的机会。尽管共和制是美国的政体形式,但在这点上也具有非常专横的一面,或者至少有些专制”。

   在论文的结尾,陈焕章概括了六项中国可以引以为傲的优势。第六条是,

   “中国的政府体系是稳健的、民主的、中央集权的与持久的,在现代政府出现之前,中国的政府体系是存在如此长时期的最好政府类型”。

   几年后,陈焕章在《孔教经世法》一书中再次自豪地宣称,

   “中国者,以君主之形式,而行民主之精神者也”,并解释道,“孔子主张民权最力,其政治之形式虽为君主,而其政治之精神实为民主”。

   在该书第十卷《君民》中,陈焕章开篇便说,

   “凡天下国家之主权,在民不在君。君也者,不过民之代表,而任其治理之责者耳。此其义,孟子发之最明”。

   接下来,陈焕章大段引用《孟子·万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天既不言,又不可得而见之,那么天如何“以行与事示之”?孟子引《太誓》答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通过这段长长的引文,陈焕章试图证明,在中国,主权“其名在天,而其实在民”。

   “德谟克拉东”

   20世纪30年代,教育家林砺儒将上述观点概括为“德谟克拉东”,以区别于西洋的“德谟克拉西”,因为“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未尝反民主或不民主,只不过是民主之另一方式”。在1938年出版的《民国政府》(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一书中,孙中山的教子、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林白乐(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在传统中国,“执政集团是学者型官僚机构,但其成员资格不是世袭的。士人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招聘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民主社会。社会上的每个孩子理论上都有机会成为宰相。”

   1942年2月,在成都“中英中美文化协会”讲演时,历史学家、儒学学者钱穆也提出了自己的“德谟克拉东”观。他明确告诉台下的西洋观众,

   “西人所谓德谟克拉西,其义亦不过谓‘多数’人之政治而已。而所谓多数者,其先则实限于中层阶级,虽至今而犹然。若曰‘全民’政治,则近代西方,虽若英美,去之尚远。中国秦、汉、唐、宋以来之‘士治’,即中层阶级之政治,亦即多数政治。不过此土中层阶级,不凭借资产与富力,而一视其道德与文艺。此与西国之所谓民治,乃貌异实同。亦可谓各有短长”。

   他进一步告诉来自西方的观众,中国史每页里都透露着民主精神。

   “西周时代,下及春秋,早已有一种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散见于群经诸子……到郡县制度之新一统时代,即秦汉时代,而中国人之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乃次第实现而具体化、制度化,成为一种确定的政治标准”。

   因此,中国传统政体“既非君主专制,又非贵族专制,亦非军人政府,同时亦非阶级(或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专政……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辩难。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

   几乎与此同时,梁漱溟开始构思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在这本最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出版的书中,梁漱溟两次提到“德谟克拉东”。在他看来,

   “在近代英国——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会及政治,信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但旧日中国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气息……所以只可说彼此表见不同,互有短长。亦犹之英国与苏联,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在经济上之民主,各有其造诣,不必执此以非彼也”。

   1840年,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虽然仍有上述个别西洋人与中国人将传统中国看做“德谟克拉东”,但这毕竟不是主流。不管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政治,如何理解“民主”二字,绝大多数人逐渐意识到,晚清的体制与欧美各国大相径庭,且并非“民主”。当然,达到这个认识程度,首先需要对国外的政治体制有所了解,然而,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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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6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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