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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一个底层人的智慧生存

更新时间:2022-02-24 11:40:55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你可以并且应当把这个世界看得通透,

  

   然而你仍旧有必要也有理由爱它。

  

   ——题记

  

   这是一个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断断续续绵延了数十年的故事。既然绵延了数十年,故事当然也就很长,为了使读者不至于感到乏味,我将尽可能把它写得精炼一些,这样的话不可避免就要对一些内容有所取舍,但这些取舍不会影响故事的主干,即不会影响我想议论和强调的东西。

  

   1

  

   先说我遇到的一次奇异的经历。

  

   1975年前后我还在黄土高原地区的B市大学上学,秋末冬初,我所在的班级到B市以北40多里的农村去宣讲中央文件,就像干部下乡一样,我们都在老乡家吃所谓的“派饭”。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很贫穷,钱也就显得很值钱,吃一顿饭我们只需要交一毛钱二两粮票就可以了。一是一毛钱二两粮票实在不多,二是即使在B市近郊,农民也是赤贫如洗的,他们自己吃饭都是问题,能够拿给我们吃的自然也就只能是粗茶淡饭,遇到心地不很善良的人家,放到你面前的是完全不能入口的东西,也只能算是你倒霉。

  

   为什么要说到吃饭这件事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伙学生饱受吃饭问题折磨已经很久了——我所在的大学后勤管理不善,伙食管理人员克扣以及炊事人员漫不经心,把学生的伙食降低到了“喂猪”的水准,每天都要吃的玉米面发糕带着永恒的骚臭味儿,洋芋熬白菜中往往混杂着很长的洋芋芽,众所周知,洋芋芽有毒,是不能吃到肚子里的。偶尔吃一次所谓的“肉菜”,也只是在洋芋熬白菜中添加了星星点点的肉片而已,有的肉片很显然被炊事人员咬过了,还带着半圆的齿痕。学生们中间流传着后勤部门的贪污腐败问题,而无法无天的贪污腐败问题往往比吃得不好更能激发学生的愤怒,学生们忍无可忍,爆发了好几次罢课学潮,要求彻查有关人员。学校当局为了平息学生的愤怒,答应下大力气整顿,尽可能改善学生伙食。后勤管理部门的人员的确做了某些调整,在一段时间里伙食确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却也绝不能说脱离了“喂猪”的水准。我至今也还记得,有一次学校食堂非常难得地弄来了羊肚子,学生们奔走相告,就像过节一样。然而炊事员给学生们舀到碗里的,竟然是一团团绿色的东西,用筷子拨弄几下,就发现羊肚子似乎完全没有经过清洗,皱褶间还充塞着没有被消化的青草——当然,这只是不破坏谈话气氛的说法,说白了,其实就是羊肚子里的粪便没有经过清洗,或者说没有清洗干净。

  

   那段时间,少不更事的我几乎是怀着鲁迅先生那种“出离的愤怒”了,在这所大学的三年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为糟糕恶劣的一段时间,程度甚至甚于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认为这完全不是伙食标准太低,无法做出像样饭菜的问题,这是根本不把学生当人看的问题,这是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那段时间关于这所学校的基建腐败问题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凭借着红色根据地大学所拥有的红色血脉的优势地位,经常获得中央政府各部门大笔大笔的资金援助,而这些资金的使用却极不透明,各种各样的揣想和臆测不胫而走)。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在那样一个困窘再加上权力无所约制横行无忌的年代,活在底层的人,比如我们这些享受国家补贴的菜金、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学生,就是猪,就是砧板上的肉,“猪”和“砧板上的肉”是没有办法照顾到尊严和权利的。

  

   正是因为在学校的遭遇实在是太糟糕了,最初我们对于分散着吃派饭是怀着很高热情的,简直有胡风先生在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里发出“时间开始了”的那种陶醉感和兴奋感。然而就像胡风先生很快遭到打击一样,我们也很快就遭受到了打击,这是因为“派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类似于在学校遭遇到的那种处境——农民们太穷困了,他们不可能拿出像样的东西给我们吃。

  

   我说一件小事吧。

  

   贫穷与不卫生常常联系在一起。有一次我到一户人家吃饭,吃的是南瓜饭,也就是南瓜和粗玉米糁煮成的黏(陕北方言发音为“然”)饭。现在听起来,这种远离油腻的黏饭似乎是很有诗意很有诱惑力的,然而在那个不见荤腥的年代,面前那么一碗黄澄澄的东西,实在是引不起食欲。那次我遇到的还不是引不起食欲难以下咽的问题,而是更严重的卫生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主人疏忽,在我坐着的那个炕上,就在距离饭盘(陕北人吃饭用一种木质饭盘,把饭菜分别摆到饭盘里,然后放到炕上,人蹁腿坐到炕上吃饭)很近的地方,几乎就在饭盘子的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娃娃非常适时地拉了一泡屎,那泡屎和我碗里的南瓜饭在外形、颜色上别无二致,并且同样冒着热气儿。

  

   我急忙招呼为我提供饭食的婆姨说:“娃娃拉屎了,快收拾一下。”

  

   蹲在灶头吃饭的浑身上下很邋遢的婆姨走过来,镇定自若地用一小片报纸把那泡屎涂抹了去——她涂抹得太草率了,炕席的缝隙间仍旧饱满地充塞着黄色的东西。从她的动作看,她已经很不耐烦我的大惊小怪了。对于她的“不耐烦”我倒是没有大惊小怪。就和贫穷总是与不卫生联系在一起一样,贫穷也总是与冷漠联系在一起。自从来到这个村子,我们就都发现村民们非常冷漠,甚至可以说他们对我们怀着一种敌意。这种敌意当然是有来由的,那就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生活境况所导致的愤慨与仇视。当然,这也与我们在会议上所说的那些官话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毫不相关有关,他们也许认为我们都是一些靠卖嘴吃饭的家伙。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默默地把钱和粮票放到饭盘里,就走开了。

  

   那段时间,我们全班同学就像全然不顾脸面的饿鬼一样,每当饭后聚在一起,总要相互询问吃的是什么?似乎想要在这件事上比出个你高我低似的。其实哪里有什么高低?在这个被饥饿蹂躏的村落里,所有人家都是一样的,大家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慢慢的同学们也就习惯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也就没有我前面说到的那种激情了,也就不相互比较了,就像所有对生活绝望了的人那样,对于你吃了什么、我吃了什么这件事儿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发生,如此而已而已。

  

   没想到我竟然就遇到了奇迹!

  

   2

  

   一天中午,一个黑瘦的十六七岁的后生带领我到他家去吃饭。大地寂寥,干冷的风在山坡上卷起一阵阵烟尘,整个村落都瑟缩在严寒之中。我尾随着后生往前走,一路无话。我没想着要问一句“晌午吃什么”,后生也没说。在这没有诗意的岁月,人们似乎对一切都淡然了,我甚至没在意后生长什么样子。

  

   沿着坡道上的小路弯弯曲曲地绕几个弯儿,来到了后生的家。和绝大多数那个年代的陕北人家一样,后生的家也没有院墙和院门,爬上土坡就到家门口的空场了。这是一溜三孔土窑洞,按照当时社会贫穷度衡量,虽然看上去有些破旧,门窗都已经变形,却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我看到过连门窗都没有的人家。

  

   我们刚走到窑门口,后生就朝窑里说:“来了。”变形了的木门轰然有声地打开,从门帘后面钻出一个穿着棉襖棉裤、身体有些佝偻的老汉,黑黢黢的脸上带着动人的笑意,两只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浑身上下都显示出农民见到公家人通常都会做出来的那种虔敬恭顺的姿态。我们去老乡家吃饭,并不是经常可以看到笑脸的,所以老汉的笑意顿时使我感受到雷锋所说的那种“春天般的温暖”。\r

  

   老汉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但是我随后就听懂他在礼让我:“回来,快回来。”

  

   “回来”的意思就是“回到家里来”(陕北话中有很多这种使人感到亲近温暖的语汇),于是我就“回来”,从厚厚的棉布门帘下面钻进了窑洞。窑洞里氤氲着浓浓的水汽,我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儿,这股香味儿极大地刺激了我的神经,一种愉快的暗示或者说预感,在我心中升腾了起来,所以当我被老汉让到炕上,人模狗样地坐下来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说感到很幸福了。

  

   陕北的窑洞一般都把土炕建在窑门口,在炕的另一头,也就是靠近窑掌(窑洞最里面)的地方,是与土炕连在一起的锅灶,锅灶和窑掌之间留有较大空间,用来储存粮食和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日子过得好的人家,一般都会把用来储藏粮食和油盐酱醋的水瓮、瓦罐、瓶子(那个年代,玻璃瓶子除了容器的功能之外,还有作为珍贵物件的摆放的功能)之类的器物擦得油光锃亮,看得出这户人家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整齐的。透过浓浓的水汽,我注意到一个婆姨正在灶头忙活,一个八九岁、长得不很漂亮的女娃娃在烧火。按照当地习俗,女人对于来家的客人是全不理睬的,招呼客人都是当家男人的责任。我很敏感的香味就是从锅灶里散发出来的。眼前的阵仗(陕北方言:阵势)说明我很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不平凡的事件,因为我们平常到老乡家吃派饭,是绝对闻不到香味儿的,而且你也看不到人家怎么把饭菜做出来,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饭菜往往已经冷冰冰地摆在炕上了。

  

   老汉从火盆的炭火旁边拿过已经滚开的泥壶(这是当地人的说法,实则是陶壶),为我斟上草原牧人(陕北地区与内蒙古接壤,在生活习惯上与草原牧民有很多相似之处)喝的那种茶砖熬出来的茶——这也是我从未得到过的待遇——然后开始相互通报姓名、年龄。B市北部有几个县的方言很难懂,我只能听懂老汉三分之一的言语,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交流,我哼哼哈哈、表情生动地应答着并没有听懂的话,气氛很是热烈友好。

  

   这个村子以前曾经有北京插队知青,那个去接我的后生听得懂我的语言,他做起了我和老汉之间的翻译,这样我就知道了老汉姓潘,叫潘增,他年龄并不大,刚50岁出头,由于一辈子艰苦劳作,只是人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一些;后生叫潘建林,是老潘的大儿子,今年17岁;老潘还有一个小儿子叫潘建强,是潘建林的弟弟,当时没在家。在灶头做饭的当然是老潘的婆姨,那个女娃娃叫潘霞,是家里最小的女子,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当时也没在家。至于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什么都没在家,老潘没做解释,或者解释了我没有听懂,总之,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不在家。

  

   “老陈,”老潘把放在我面前的跟陶壶同样材质的“泥”茶杯拿起来递到我手里,“喝。”

  

   我就喝,茶很酽,几乎全部是苦涩的味道,苦涩到难以下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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