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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

更新时间:2022-02-23 00:16:08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摘要: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政治思潮及政治运动,多少都牵涉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而铺天盖地的演说,不仅影响中国政治态势,同时影响文章体式。本文主要着眼演说的政治功能与美感实践,借助演说之氛围、演说之乡音、演说之变奏、演说之危险、演说之诗性五个不同层面,讨论若干兼擅演说理论与实践的政治人物及其演说名篇。而不论是学问家(文学家)对文化传播的关注,还是政治家(实践家)的注重社会动员,其共同之处在于,注重声音转化为文字,以及“以话为文”的得失成败。

  

   关键词:演说家;政治;美学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1)。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期。

  

   目次                                                        

  

   一、演说之氛围

  

   二、演说之乡音

  

   三、演说之变奏

  

   四、演说之危险

  

   五、演说之诗性

  

   谈论众多影响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声音”,音乐学、宗教史、文化工业等方面的著作,因都在原先学科的视野上延伸,且有物质文化作为根基,显得比较稳妥、踏实;至于文学研究者本就关注的学堂乐歌、国语运动、读诗会、口传性与书写性的张力等,这些年更是有很大的推进。另外,我对晚清唱片业及速记法的传入、无锡国专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30年代朗诵诗运动的兴起、抗战中笳吹弦诵遍神州的大学校歌、“文革”中遍及城乡的高音喇叭、90年代的古诗文诵读工程、世纪末崛起的未名湖诗歌节等具体而微的兼及制度、思潮、技术及审美的“声音”都感兴趣。但实际上,我主要关注的,还是自认为文化内涵最丰富、政治功能最强大、因而也最值得认真推敲的“演说”。此前所撰论文,涉及演说学之传入、演说的定义与溯源、分类与技术,以及“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还有演说如何开启民智,以及促成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演说怎样与报章与学堂结盟,且在晚清画报及文明戏中抛头露面;演说家的风采与白话文的进路,以及演说在当代中国的各种变体等。

  

   我曾在论文中提及,蔡元培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的两次演说(《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在南开学校敬业励学演说三会联合讲演会上的演说词》),由南开学生周恩来记录整理;1920年在长沙的两篇演讲稿(《美术的价值》《对于学生的希望》),其记录整理者则是毕业于湖南一师、曾任北大图书馆书记的毛泽东。这四场/篇没能进入1920年北大新潮社版《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演说”,足证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先生的预言:“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

  

   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思潮及运动,多少都牵涉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而铺天盖地的演说,不仅影响中国政治态势,同时影响文章体式,这点此前已有论述。本文准备另辟蹊径,主要着眼演说的政治功能与美感实践,借助演说之氛围、演说之乡音、演说之变奏、演说之危险、演说之诗性五个不同层面,讨论若干兼擅演说理论与实践的政治人物及其演说名篇。此前我谈演说,多着重学问家(文学家),关注文化传播;今天则侧重政治家(实践家),注重社会动员——共同之处在于,注重声音转化为文字,以及“以话为文”的得失成败。

  

  

   01

   演说之氛围

  

   多年前我曾谈及,与书斋里孤独的阅读不同,“演说”讲究现场效果,需要台上台下紧密配合:“演讲者固然借助语言、手势以及身段在调动听众的情绪,而听众通过拍掌、跺脚、嘘声乃至走人等,同样达成对于演讲者的诱惑,使得其身不由己,往听众的趣味靠拢。”具体到我曾专门撰文讨论的文学课堂,那可都是教师与学生合力完成的“表演”:

  

   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还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状态。第一是表演,第二是氛围,第三是对话,第四是回味——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加上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共同酿就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因有师道尊严以及课堂纪律的约束,相对说来,教师的表演比较容易获得掌声;至于广场上的演说或大型集会上的政治动员,更依赖会场整体氛围以及讲者个人魅力。

  

   这里仅以孙中山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为例,勾勒一次大的群众集会及其成功演讲的诸多因素。此次演讲有很好的记录稿,但因不是单独成文,日后入集时题目五花八门:(1)1928年“首都各界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印赠”的《孙中山先生演讲集》,开卷第一篇即此文,题为《中国的改造问题——在〈民报〉纪元节演讲词》(1906)。(2)1951年9月初版、(台北)“中央改造委员会”编辑、发行的《总理全书》之七《演讲》(上),前两篇乃1905年7月在日本东京富士见楼对学生演讲的两个版本的记录稿,第三篇就是此演讲稿,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3)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选集》,宋庆龄题写书名,属于权威版本,此文题作《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4)1981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孙中山选集》请专家做了修订,此文改题《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全十一册《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收录此文时同样题为《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根据杂志校订,但分段更为细致。(6)1997年团结出版社版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此文又变成了《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国家——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且不说以上第一至第四个版本略有差异,之所以题目纷纭,因本来就不是独立文章——此乃《民报》第十号“纪事”栏所刊民意(胡汉民)《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的摘录。该文甚长,共34页(第81−114页),文末有记录者的“附识”:“篇中演说之辞,除章太炎先生暨田君桐,自撰演说稿外,皆依笔记编次,或节录大要,脱有误会,笔记者任其责。”1905年11月创刊的《民报》月刊,乃同盟会机关报,孙中山撰《发刊词》,阐发“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义。约略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演说,称“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最突出的,便是这“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因此,《民报》上诸多文章,多主张民族主义,提倡排满革命,连篇累牍地批驳《新民丛报》的保皇立场,赢得了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的广泛赞誉,迅速提升了杂志的地位以及同盟会的影响力。就比如这册《民报》第十号(1906年12月20日出版)上,除了(章)太炎的《箴新党论》(以及《说林》三则和《与人书》)、(胡)汉民的《排外与国际法》、寄生(汪东)《复仇论》、(汪)精卫的《杂驳〈新民丛报〉第十二号》,再就是此作为重头戏的民意(胡汉民)《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后者描摹会场氛围,记录口头演说,笔墨相当生动,读来大有亲临其境的感觉。

  

  

   此《民报》周年纪念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黄兴任主席,先请章太炎读祝词,“祝辞庄肃悲壮,听者人人感动”;接下来,“主席黄君请孙先生文,起而演说,其辞如左”。紧接着的是章炳麟、日本来宾以及好几位留学生的演说,夹杂记录者的评议。当天演说的人不少,但确实孙中山的篇幅最长,占三分之一强;当然,内容也最为重要。可惜的是,日后入集,除了改题目,还删去了众多表情达意的符号。下面抄录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选集》中此文前三段,以[ ]表示《民报》原文:

  

   诸君:今天诸君踊跃来此,兄弟想来,不是徒为高兴,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这会,是祝《民报》的纪元节。《民报》所讲的是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诸君今天到来,一定是人人把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横在心上,要趁这会子大家研究的[拍掌]。兄弟想《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

  

   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决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满洲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作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大拍掌]。

  

   但是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大拍掌]。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拍掌]。

  

   《民报》原刊并没分段,各种整理本在为演说分段的同时,改动了不少标点,有几处“种族”被改为“族”,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删去了夹杂其间的“拍掌”“大拍掌”“众大笑”等说明现场氛围的括号,以及最后的“众大拍掌呼万岁”。

  

   为了让“演说”变成“文章”,整理者删去了“大拍掌”等闲文,表面上看内容没动,可阅读感受却大不相同,不再有亲临现场、感同身受的体会——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字(书本)与声音(模拟声音)的差异。那种一呼百应、排山倒海的演说氛围,借助于虽简短但极为传神的“大拍掌”等,让远隔千山万水的听众,或百年后的你我都能深切体会到。

  

当初的报道称,这场大规模群众集会有五千余人参加,“会场无隙地,后至者络绎于门外,不得入”;多年后作者改口:“余乃开《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于东京,孙先生莅场演说,听者万余人,欢声震天地。”我开始很怀疑这万人集会是否过于夸张,虽然明知神田锦辉馆确实是晚清留日学生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如1903年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也就是后来的军国民教育会,“定期开大会于神田锦辉馆,各省学生到者五百余人”;1906年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人迎到东京,“留学界于七月十五日开欢迎会于神田锦辉馆,莅会者二千余人”。即便考虑孙中山的个人风采、同盟会的组织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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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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