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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

更新时间:2022-02-23 00:16:08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还得计算当年留日学生人数,以及这锦辉馆室内面积。不过,看多了时人的回忆及日记,此次活动规模确实惊人。章太炎自定年谱1906年则:“余抵东京,同志迎于锦辉馆。来观者七千人,或着屋檐上。……其冬,《民报》创置满一岁,赴锦辉馆庆祝,观者万人。”更为可靠的是宋教仁《我之历史》,其1906年12月2日日记与当时报道若合符节,且有很多生动的细节,包括如何偕宫崎寅藏挤过人群,冲到前台去演说或口译:

  

   九时,偕宫崎氏往赴《民报》纪念大会(在神田锦辉馆)。至则已开会良久,来者已满,门口立者约有千余人。余等不能入,自其旁一窗内蛇行而入。至会场侧望之,满场已无隙地,欲入场竟不可得。乃复出,徘徊良久,余忽思得一法,遂引宫崎氏自大门排挤而入,余在前大呼:“有特延之来宾一人来,请少让勿却客”云云。则诸人皆偏身让出一路,遂得入场。比至演台后,则余之履物已失矣。时则孙逸仙氏正演说社会主义,拍掌声如雷。余不及细听。逸仙复演说将来宪法不宜仅仿三权分立,宜加入试验权,监察权,皆使独立,为五权分立方好云云。逸仙演讫,则章枚叔继之,又其次则来宾日人池亨吉氏、北辉次郎氏、宣[萱]野长知氏及宫崎氏,皆以次演说。余为之翻译一次,其余皆田梓琴及山西某君翻译之。讫,复有会员演说者数人。一时拍掌声、呼万岁声甚为烦杂,余几不堪。良久,有一人提议捐助《民报》经费,则皆赞成,一时投钱者,书名于册者,不知若干人。良久迄,始散会。散会时发《民报》临时增刊赠书券,人一枚,合计发出五千余枚,合其外未及发券及未得入场者计之,盖将近万人矣!亦未有之盛会也。亦足见人心之趋向矣。

  

   这个与会人数统计的说明很重要:“发《民报临时增刊》赠书券人一枚,合计发出五千余枚”,再加上未能入场或未领券者,说是“近万人”大致可信。不管是“五千余人”“近万人”还是“万余人”,都是了不起的数字,如此大规模的政治集会,确实可见“人心之趋向”。更何况,这还是在异国他乡——只不过听讲者不全是正式注册的留日学生,还有游学者、日本华侨以及流亡政治家等。

  

  

   为何能有如此火爆的演说场面,这就说到那时留日学生的数量及其迅速高涨的政治热情。谈论近代中国的留日学生,一般从1896年清廷派遣的13名留日学生抵达日本说起,不过有个细节必须补充:抵日三星期后,便有四人因生活不习惯或感觉受歧视而提前归国。庚子事变后,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改革乃国人共识,赴日留学于是成为时尚,“尤其在1905年至1906年之间,留日学生竟创下八千人以上的记录”。据实藤惠秀统计,1896−1937年间留日学生数量,1903年1000,1904年1300,1905和1906年各8000,以后迅速回落,1907年7000,1908年4000。这一留日学生数量曲线,和在东京的中国人政治活跃程度相吻合。赴日学生精神状态不同,居留时间不一,具体到某年留日学生总数,很难准确统计,实藤惠秀列举了各家说法,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1906年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共达一万三四千或二万名之谱”;这些留日学生大都聚集在东京,而“中国留日学生的中心地神田,称得上是个留学城”。

  

   聚集了大批留学生及华侨的东京,不仅是新知识的传播中心,也是重要的革命策源地。梁启超称:“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读书人的共同感受。日后成为著名政治家的张继,1900年入早稻田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除照例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等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年轻人热血沸腾,不仅坐而言,还要起而行,提倡反清的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后,便有大批留日学生积极参加;如1905−1907年间,有960人在东京本部加盟,其中大多为留学生。相对于留学欧美,总体而言,留日学生专业成绩不佳,但政治热情更高,并非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但在日期间以及归国以后的表现,确实比留学欧美的更激进。

  

   1906年底,正是留日学生最多、政治热情高涨、革命与保皇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借用某留日学生的《东京新感情》,其中“最得意二十一条”很能显示那个时代的新风气:“听朋侪演说,最得意”;“自由、民权等议论,倡言无碍,最得意”;“痛骂官场,最得意”。留日学生因读新书而思想大变,在海外痛骂清廷又百无禁忌,加上这蔚为奇观的演说新时尚,这些都为孙中山提倡民族革命的演说成功准备好了干柴,一旦点燃,随时可以烈焰腾空。可以这么说,1906年底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因其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讲者、听众及记录整理者的密切配合。

  

   成功的演说之所以能借助报章广泛传播,记录者的整理策略是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尽可能还原现场,而不是将其作为书斋文章来经营。这场演说的整理者胡汉民,1902年赴日本法政大学读书,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其时正主编《民报》。除了长期追随孙中山,对其思想立场、政治主张及言谈举止均十分熟悉,更因胡本人也是著名的演说家,以能言善辩著称,1927年7月上海民智书局曾刊行《胡汉民先生演讲集》一、二、三集。在自传中,胡汉民谈及东京时期,孙中山“恒使余与精卫为之执笔”;而自己“编辑《民报》及与保皇党之论战”,曾登坛演说三小时,大获全胜。也正因为有丰富的演说经验,胡汉民用白话记录孙中山的演说,尽可能保留演讲者说话的语气,且用括号注明现场反应,让读者能如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对比此前一年陈天华用文言记录整理的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很容易明白白话与文言记录演说的巨大差异。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富士见楼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这是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除了刊《民报》第一号的过庭(陈天华)《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还有吼生(吴昆)笔记《孙逸仙演说》(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1905年9月印本),后者也是用白话记录。今天读来,吴本远比陈本精彩,更能显示孙中山的精神气象与演说技巧。

  

  

   在现代社会,要想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学会演说。杨炳乾的《演说学大纲》从古希腊说到19世纪欧美,总共介绍了12位演说家,最后提及我国之孙中山、英之张伯伦、美之威尔逊“莫不以能演说称”。张越瑞选辑《现代名人演讲集》,其《导言》强调:“孙中山先生是开演说风气的第一人,在他致力革命的几十年当中,到处演讲,以唤醒国人。”可以说此乃时人共识,以至大凡编演说学著作或辑名人演讲集的,大都必选孙中山。

  

   1902年官派留日的刘成禺(字禺生),早年在孙中山领导下积极从事反清活动,1917年被孙中山聘为大元帅府顾问,1921年奉派为总统府宣传局主任,其所著《世载堂杂忆》中收录《孙中山先生语录》三则,对于今人了解孙中山的演说技巧有很大帮助。尤其是第一则“练习演说之要点”,更是经验之谈:

  

   孙中山先生尝自述练习演说之法:一,练姿势。身登演说台,其所具风度姿态,即须使全场有肃穆起敬之心;开口讲演,举动格式,又须使听者有安静祥和之气。最忌轻佻作态,处处出于自然,有时词旨严重,唤起听众注意,却不可故作惊人模样。予(先生自称)少时研究演说,对镜练习,至无缺点为止。二,练语气。演说如作文然,以气为主,气贯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皆宜。说至最重要处,掷地作金石声;至平衍时,恐听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谠言奇论,一归于正,始终贯串,不得支离,动荡排阖,急徐随事。予少时在美,聆名人演说,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

  

   大凡演说学著作,无论中外,谈得最多且最实用的,一是声调,二是姿态。至于组织演说词时如何“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以及“贵能提纲挈领,词意愈简单,人愈明了”,那更是无数人的实战经验,至今仍屡试不爽。早年在美国观赏名人演讲,阅读演讲学方面的书籍,且对着镜子模仿练习,逐渐形成自己的演讲风格,这只是演讲家的基本训练;孙中山演说的独特魅力,技术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其革命理想契合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1905年5月赴日的湖南籍官费生黄尊三,也是孙中山的热心听众,在其《三十年日记》中,记载了1909年4月10日现场倾听孙中山演讲的感受:

  

   学界假神田锦辉馆开欢迎大会,届时余亦赴会。到者六七千人,无立足地。未几,先生登台,掌声如雷,先述革命经过,继言现在非革命不足以救国,滔滔而谈,精神焕发,目光四射,会场中秩序整齐,毫不凌乱,四时散会。余年来因课忙不尝赴会,兹慕先生之名,故特到会,接其颜色,聆其宏论,颇为感动。虽久立人丛中,不觉其苦,精神之作用然也。

  

   革命家不同于学问家,基本立论不变,每回激情演说,多有重复,且不无表演成分。这个时候,能博得“掌声如雷”的,不是你的具体主张,而是个人声望以及现场台风。能让人慕名前来听讲,“接其颜色,聆其宏论”,这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诸君他日归国,有志于政治,即有需于演说,故为君等告之”——我相信刘成禺所记,应是孙中山原话,这很符合其一生行迹与追求。作为理想型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的巨大成功,除了革命理想、人格魅力,还得算上这高超的演说技巧。正因演说乃孙中山提倡革命、募集经费、动员群众的主要手段,才有病中制作演说唱片的神来之笔。而在录音之前半年,即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发表长篇演说,强调“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理由是:

  

   我们用已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夫。

  

   此次长篇演说,日后入集也有各种题目,如《宣传造成群力》(《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1924)、《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总理全书》之七《演讲》(下),台北:“中央改造委员会”编辑发行,1951)、《宣传造成群力》(《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改革国家是要改造人心》(《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等。这篇讲稿篇幅很长,主旨是论证“宣传”的重要性。在孙中山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排满”的宣传;今天改造国家,则必须广泛传播三民主义,“所以从今天以后,要请大家注重宣传的奋斗,不要单注重兵力的奋斗”。日后国共两党分裂,原本一手好牌的国民党,经过二十几年征战,最终落荒而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宣传方面远远落后于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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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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