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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斌: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

更新时间:2022-02-22 23:23:06
作者: 王思斌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乡村全面振兴,就不可能建构起与我国当前发展任务和长远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新发展格局。然而,乡村全面振兴又具有明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如何科学有效地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新发展格局构建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开展了广泛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农村经济发展、城乡经济体系、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城乡关系等角度展开,非常富有启发性。但是,上述研究仍有未及或值得加强之处,其中一个要点即,研究乡村振兴要以“三农”为本位,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的乡村问题为着眼点,要通过具体的政策干预帮助那些处于边缘地位或正处于边缘化的乡村扭转发展困局,回应党中央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

  

   为此,本文主要聚焦脱贫地区和大量不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其中关键是要解决农村的活力问题。为了说明这些问题的连带性和解决问题的政策的综合性,本文将使用“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概念,从经济、社会、文化相融合的角度,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农村的全面振兴问题与共同富裕效应加以分析。

  

   重新理解新格局建构中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意义

   (一)新发展阶段中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共同富裕

  

   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十四五”乃至我国今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确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入新发展阶段,即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是相互联系的。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也指明了近期和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新发展格局是在新发展阶段内构建的,相对来说显得更加迫切,因为它是达到中长期目标的现实基础;新发展理念是贯穿始终的,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新发展阶段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的行动原则和手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包含不同的时段,“十四五”时期、从现在起到2035年、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都是基本明确的发展阶段。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谋划和实践中,党中央对实现共同富裕给予了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可以说,在新发展阶段,实现农民相对富裕和共同富裕是一项重要任务,而乡村全面振兴则是促进新格局构建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新发展格局中乡村全面振兴的挑战与作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启动期,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意义作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十分必要。因为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是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短板,而真正构建起新发展格局需要农村的全面振兴。

  

   1.短板:中西部边缘农村在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的挑战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业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农立国不但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依靠“户籍制度”等也维持了社会稳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较大困难时,具有发展空间和一定发展能力的农村还起到缓解压力、增强发展韧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初步解决了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特别是1990年代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脱贫攻坚战”,使我国农村摆脱了绝对贫困,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更要把发展农业农村置于优先地位,促进乡村振兴,解决“三农”问题,以更好地发挥农村的“压舱石”作用,使其潜力后劲得到有效发挥,有力地支持城乡一体化经济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在社会结构方面,农村总体上呈现了自下而上的流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也存在着明显的分化,不少农村的发展遇到一些系统性问题,突出表现为“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实质性解决,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严重。在业已形成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中,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边缘化程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脱贫地区、相对贫困地区以及中西部一般农村,面临着难以较快持续发展的新困境。受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不确定性及城乡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中西部边缘农村的“空心化”仍在加剧。农村虽然整体上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但这种潜力还不能尽快转变为应对现实挑战的能力。

  

   可见,中西部农村的欠发达状况还不能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要求,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显得比较被动。

  

   2.主场:乡村振兴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由于“三农”问题十分复杂、欠账较多,加之我国正处于以市场化和城市化为牵引、以竞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农村特别是中西部不发达农村与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较弱,乡村振兴势必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战略工程。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形势而言,脱贫攻坚的成功带来了难得的、不可错过的实现乡村振兴的机会。实施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激发乡村发展潜力,增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乡村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应对现实问题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选择。

  

   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措施和路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可以看作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另一种表达。当然,由于基础不同、条件不同,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共同富裕,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共同富裕不可同日而语。农村共同富裕是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得到改善并达到相对富足,这是现有基础上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是纵向比较的相对富裕状态。从既靠自己努力,又互相帮助、先富带后富的角度看,农村共同富裕还是城乡之间、农村内部有差别,但又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实现共进性富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场域。因为只有农村的产业振兴,才能使农民的经济生活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并对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作出持续贡献;有了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农民才会增强对农村的家园意识,农民在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上才会更加富足,农村也才能够增强活力。在中西部一些农村已深度边缘化的情况下,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只靠能力较弱的农村居民的努力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增强农村的发展韧性。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指向

   (一)乡村振兴首先是“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为本”的振兴

  

   相对于城市经济发展而言,乡村振兴可以看成是一个大口径的乡村发展行动。从我国的城乡经济体系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系统现状看,最迫切需要实施乡村振兴的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特别是已走出绝对贫困、尚不富裕的广大中西部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其中,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庄占乡村类型的大多数,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这类农村要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鼓励发挥其自身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些乡村来说,发展经济与提升人气同样重要,二者密不可分。没有发展态势较好的经济就留不住人,同样,没有具有创业意识且热爱农村的乡村建设者,农村经济和产业也发展不起来。因此,这些乡村的振兴最重要的是产业和人才(人气)的振兴,是当地经济社会活动(生活)的振兴。这种振兴以乡村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为本,而不只是将其作为城市经济体系发展的支持性工具;乡村经济社会活动(生活)活跃起来了,那么,它参与城乡经济体系发展也成为自然而然的过程。具有这一思维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把农村当作家园来建设。否则,就会像以往那样,把乡村当作城市经济发展的优质资源“提取库”。新发展格局需要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的基本要义一定是乡村本身的振兴,由此才可能对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真正作出贡献。

  

   毋庸讳言,当前我们强调乡村振兴的紧迫性,既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相关,也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对长期以来处于发展劣势、资源外流的农村来说,进行振兴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从乡村振兴的艰巨性、紧迫性来看,必须从当下入手,对那些相对贫困的乡村实施“振兴术”,抑制其衰退,促进其发展,最终实现城乡的共同富裕。

  

   (二)为何需要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

  

   对于作为振兴重点的大量中西部农村来说,要将振兴之责完全加之于这些农村是不现实的。一方面,这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迟滞。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积累使其发展能力孱弱,从而决定农村的这种“落后”是本质性的。另一方面,当前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仍以其强大的“内旋力”对农村优势资源产生强大吸附力。也就是说,要促进中西部农村尽快振兴,有赖于政府推行比较有力的农村发展政策。当然,在乡村振兴中要实施像脱贫攻坚那样的经济社会政策也是不现实的。虽然中央对于抑制脱贫地区的返贫,以及推进其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提出了四个“不摘”,但也表明要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的决心。

  

   对于大量不发达、不富裕、内在能力较弱的农村,既要依靠农民的坚韧奋斗,更要有精准的经济—社会政策扶持。我们可称其为“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这是笔者在研究相对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农村的发展时尝试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或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连在一起的政策。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至少包括两种基本形式:既是具有明显社会发展、社会救助、社会支持含义的经济政策,又是能直接或间接产生经济效果的社会政策(或公共政策)。

  

前者如向农民让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农民提供低息(贴息)贷款的开发政策,取消农业税,大规模实施的脱贫攻坚政策等。这些政策都有直接的经济目标,但又包含明确的社会救助、帮扶贫困的社会含义。它们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兼有经济和社会的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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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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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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