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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斌: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

更新时间:2022-02-22 23:23:06
作者: 王思斌  
部分解决了本应由社会政策解决的问题,是一种经济—社会联动的政策。后者是直接或间接产生经济效果和生产能力的社会政策(或公共政策),如向农民免费提供有关生产技术、促进就业的知识技能培训,预防和医治地方病以帮助农民增强体质、提升参与劳动能力、减少医药开支,等等。这种政策主要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具有帮助当事人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社会参与能力和增强社会福利的效能。这里所说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学者们所说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生产型社会政策”、“生产性社会政策”有一些共通之处,但也有差异。总之,经济—社会政策的概念是基于反贫困、解决不发达的问题而提出的。

  

   “经济韧性”是近些年中央用来说明我国经济发展遭遇较大困难时使用的概念,指我国经济具有经得住外在压力、挺得过多种困难、有较强发展能力的特征。笔者2016年在《探索与争鸣》发文,针对性地提出“社会韧性”的说法,认为社会韧性是社会的结构性、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性,是维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社会的韧性通过社会信心、人们的生存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支持着经济的韧性发展,经济韧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韧性支撑的。“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就是指能促进农村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也即能促进不发达、不富裕、相对贫困、低收入农村经济发展,顶得住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是通过利益转让和扶持等手段,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政策,也是能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政策。它不仅能促进农村的发展,而且能促进农民的韧性发展。当然,这种韧性发展可以带来较快发展,但不一定就是快速发展,还有可能是低速发展,但它是基于内生动力的、以乡村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三)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

  

   其一,它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的政策。对不发达、能力弱的中西部农村来说,发展经济是第一需要,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农村人才才能留下来。因此,政府应该制定有利于这些农村地区发展的经济政策,而不能只靠市场发挥作用。同时,这些优惠政策应该对农村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促进作用,所以还是经济和社会两种效益兼顾的政策。例如,脱贫攻坚中的扶贫政策、新发展阶段减少相对贫困的开发政策都属于此类。

  

   其二,它是立足当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并有助于构建高质量城乡社会经济体系的政策。既然是乡村振兴的政策,就应该使乡村成为政策的最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要能促进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政策之本。农村只有发展起来了,才能真正具有参与国内大循环的能力,进而有力促进我国城乡经济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其三,它是挖掘农村内在潜力、提升农村内在发展能力的政策。纯粹的市场化政策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在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的优势资源一度几乎被“抽空”就是明证。以乡村振兴为本的“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首先要求保护农村,但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村内在潜力,提升农村发展能力,固本强基。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要排斥市场竞争,而是要通过合适的机制增强农民和农村的发展能力。

  

   其四,它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乡村振兴不是一时之振作,也不是某一点的闪亮,而是基于乡村自身能力的、有韧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这种政策一定不是某些官员为了政绩的“创新”之举,而是基于农村实际和发展规律的长效之策。“一张蓝图绘到底”和根据环境变化作适当调整,是韧性发展政策的显著特征。

  

   其五,它可能是一项政策,也可能是由多项政策、多层面政策组成的“政策群”。政府出台的政策通常具有部门特征,即往往从本部门的工作出发,总体效果估计不足。有效促进乡村振兴的政策在总方向上应该是一致的,政策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功能是整合的。在多种政策的功能指向不同时,也要注意它们之间的衔接、过渡和补空,避免顾此失彼。在农村社会建设中,关键要处理好经济—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互补、互促关系,其有助于增强政策功能之间的互补性和韧性。

  

   其六,它是既重视近期效果,又关注中长期效应的政策。对于中西部不发达、能力弱的农村来说,要振兴必须有明显的积极效果,以增进各方参与的信心并继续投入,所以要特别注重政策的产出和效率,取得农村居民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发展成果,增强其获得感。同时,要注意政策的长期效应,使农民有持续的获得感。

  

   总而言之,要扭转乡村的弱势局面,实现乡村发展能力的实质性跃升,需要“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从而真正增强农村的生存力、发展力、持续力和竞争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强调“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文化、生态等发展要素的作用。只是因为对大多数中西部农村而言,经济不发达、社会松散的矛盾往往更突出、更直接,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更具迫切性。还需澄清的是,这里使用“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概念,而非“经济—社会政策支持”的概念,还源自中西部农村遇到的“振兴困境”。也就是说,简单的、一般化的“经济—社会政策支持”难以解决那些已经和正在边缘化的农村的振兴问题,要实现其振兴,必须有韧性地介入,包括实施有韧性的政策和培植农村的韧力。如前所述,像免收农业税这样的经济—社会政策,虽然也会使农民受益,但其政策效果正在衰减;对农民的科技培训也遍地开花,但是“大喇叭广播”式的“信息传递”,还不如农民私下的信息沟通更有效;一些公共设施建设占用农田给了农民补偿,但是很少吸收他们参与项目建设而获得长期收益,这些项目由于是临时“嵌入式”的,很难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我们应该形成一种共识: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应该实施能使农民持续受益、能力增强的经济—社会政策或项目。而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不但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能增强他们的经济参与机会和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归属感。近期效益和长期效果并重,正是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势之所在。从共同富裕的愿景来看,实施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也一定会进一步激发中西部农民的勤劳本质和村庄共同体精神,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富足、农村社会和谐和睦。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的重点领域与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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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城乡严重不平衡发展格局走向相对平衡的发展格局

  

   现代经济体系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知识、金融经济体系,城市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引擎,市场化、城市化道路是符合发展逻辑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市场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拉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但也“意外地”产生中西部农村低度发展甚至衰败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一个相对稳定、有持续发展前景的经济体系中可能问题不大,因为在比较稳定的全球化、市场化格局下,城市可以持续地拉动农村发展。问题主要出在全球化、市场化的不确定性上,出在市场化、城市化的不公正方面。不公正的市场化推促快速城市化,使城市并非公正地吸纳农村的优势资源而导致农村低发展甚至衰落;而低发展甚至衰落的农村由于无法承担起城市通畅和有效循环的功能,进而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因此,要建立安全发展的内循环发展格局,必须切实改变重城轻乡、重工商轻农业的政策,改变市场化、城市化中的不公正,真正有效地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振兴乡村,使城乡相对平衡地发展。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使“三农”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实际上,当经济社会政策从偏重城市向城乡相对平衡回归时,中西部不发达的农村也就会得到较好的发展机会,其自身发展也就增强了韧性。

  

   (二)以中西部县域经济的振兴发展为先锋

  

   中西部农村的全面振兴亟须东部城市经济向西部转移,也需要中西部因地制宜地发展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东部城市经济向西部转移,不但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而且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企业逐利而居,难以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而中国有能力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有责任支持中西部地区,其意义有三:一是支持中西部发展,二是为自己培养新消费群体和发展腹地,三是承担社会责任。

  

   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吸纳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在本地就业,使他们既能取得一定收入,发展家乡经济,又能避免因与家人分离带来的“留守”之忧,是最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举措。这里既需要政府向中西部倾斜的政策,也需要各方面专家的理论支持。关于发展县域经济、乡镇经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改革开放初曾大力倡导和推动,并提出通过发展乡镇(村)企业,促进农村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他明确指出,乡镇(村)企业是带有村镇居民共同获利优点的产业,是一种社区经济,兼有经济和社会两种功能,发达地区的发展事实以及后来的“新集体主义”也证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这些做法几乎被后来经济效益至上的思潮和政策完全冲垮了。实际上,中西部农村的产业振兴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或农村的“生活共同体”效应,这样才能兼顾乡村的“全面振兴”。

  

   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发展经济项目,兼顾社会效益的方式还有多种:比如,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既发展经济,也增强集体力;进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既促进农民增收,也可以培养合作精神;发展社区合作经济、团结经济、社区经济,通过综合赋权增强村民的主体性,在增加收入的过程中加强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进而增进其对乡村生活共同体的贡献等。在乡村振兴中,政府出台政策将经济机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农村多种类型集体经济的发展,把利益更多地留在中西部农村,就是在增强那里的发展活力与耐力,也是在增强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能力。

  

   (三)发展以乡村振兴为本的经济—社会政策促进共同富裕

  

   如前所述,要使深度边缘化的农村走向城乡相对平衡发展,就需要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因为这是一个以农村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农村社会建设为基础的政策群,是一个包括农村产业发展、就业、人才、教育、卫生、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政策集群。按照马克思经济社会生活具有整体性的基本观点,乡村振兴也必须是整体性的。与之相对应,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社会政策群也应该是整体性的,功能整合的经济—社会政策群更有成效,也更具发展韧性。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不可能阐述这一政策群的各个方面,仅对直接关系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产业转型升级与增加稳定的就业、公共服务与发展能力、社会服务与乡村活力等三对关系作重点分析。

  

   1.处理好产业转型升级与促进就业的关系

  

   无论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参与国际竞争,发展高科技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在发展高科技、转换经济结构、提升竞争能力的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就业问题。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定的就业不仅意味着中低收入群体家庭生活的维继,而且是社会安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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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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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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