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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宗:美国社会不平等与拜登改革的前景

更新时间:2022-02-22 23:11:17
作者: 张文宗  

   内容摘要:美国社会近年来极为严重的不平等,与新自由主义泛滥、全球化、技术进步和2008年金融危机息息相关。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施政未能缓解社会不平等,疫情的冲击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拜登政府力图控制疫情稳定经济,以大规模基建和科研投入创造就业,以向富人和大企业加税改善二次分配,以“中产阶级外交”服务国内发展,以遏压中国为手段重塑供应链。民主党试图缓解美国社会严重的不平等,其施政方向体现了进步主义改良的思路,但面临政治阻力、债务飙升和科技负效应等问题,而对华加大竞争面只会增加其国内施政的困难。

  

   经过2020年大选及罕见的选举争议,美国从特朗普治下过渡到拜登治下,联邦政府的政策和美国走向在经历巨大的调整。拜登执政之初,美国在百年未见的疫情、半个世纪未见的大规模抗议运动、猛烈的经济震荡、罕见的选举乱象冲击下,经历公共卫生、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多重危机。考虑到2021年1月6日国会受冲击事件,美国还出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危机。美国之病、美式民主之衰、美式资本主义之弊似乎进入一个关键的临界点。种种问题之下,美国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既是症状也是病源。这种严重的不平等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也是美国40多年来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困境。在奥巴马的“变革”和特朗普“美国优先”施政的基础上,拜登提出“重建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口号,在执政百日内推出“救助”、“就业”和“家庭”三大计划,在执政首年全力推动相关计划,并将重振中产阶级作为缩小美国贫富差距、缓解资本主义矛盾和恢复美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目标。

  

  

   本文主要基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和社会矛盾加剧的研究成果、拜登政府发布的文件、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民调、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等,对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施政效果、拜登重振美国中产阶级的举措及前景等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重点是围绕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通过较为全面地介绍拜登政府执政初期的重要议程,分析其政策目标、本质、可能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制约。较好地评估拜登国内施政前景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对观察美国社会矛盾的变化、美式资本主义的演变有积极意义,对把握美国发展方向和实力地位的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在消费上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及由此造成的劳动与财富的分离是一切贫困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称,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平等息息相关。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现象,是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产物。2008年金融危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美国爆发的一次系统性危机,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工人阶级工资长期停滞、社会分层和阶级固化等问题充分暴露。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这次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大危机,与美国房地产业的次贷、资本逐利本性、全球化、技术进步、工会力量下降、美国在海外的“两场战争”等息息相关,而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严重不公则为危机爆发提供了土壤。刘鹤牵头的“两次大危机比较研究”课题组认为,大萧条和大衰退都是世界经济运行到技术长周期末端的结果。技术长周期推动下的经济繁荣,导致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及至贫富差距累积到历史高点,产能过剩和需求萎缩极为严重,过度举债营造的“虚假繁荣”就会以危机的方式被迫收缩。

  

   作为金融危机的“震中”,美国所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且危机呈现从金融到经济,从社会到政治传导和蔓延的特点。危机以来,美国的社会不满和对抗情绪高涨,以民粹主义为特征的“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此起彼伏,并通过“特朗普崛起”和“桑德斯现象”升级为政治运动,深刻改变美国。2020年大选期间,在疫情肆虐、股市震荡、两党恶斗的大背景下,因白人警察“跪杀”黑人弗洛伊德而迅速升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蔓延至全美400多个城市、先后有2000多万人参加。这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从性质上看是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既是美国种族矛盾升温的表现,也是阶级矛盾尖锐的反映。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在采取短期救助措施的同时,力图通过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来进行改革。奥巴马带领美国走出了危机和大衰退,但并未完成“变革”,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实际上是财阀政治,其政策极端、手段粗暴,放大了美国内部矛盾,疫情的冲击让社会不平等更加严重了。

  

   首先,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政策帮助美国度过了危机,但结构性改革加剧了国内分裂,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将以“变革”为口号的民主党人奥巴马送入白宫。在小布什政府《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基础上,民主党利用掌控白宫和国会两院的短暂两年(2009~2010年),实现了两大类目标:一是经济刺激计划、金融监管改革和汽车业救助,稳定了美国经济和金融的基本面;二是敲定了扩大医保覆盖面、惠及更多弱势群体的《平价医疗法》。这些政策使美国走出了大衰退,经济持续复苏。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9年2.5%的负增长发展到2015年3.1%的正增长,失业率从2010年的9.6%下降到2016年的4.9%。但奥巴马的施政遭到共和党议员的阻击,并同时招致左翼和右翼民众的不满。左翼民众支持联邦政府发挥作用,但对纳税人蒙受损失而华尔街全身而退极为不满,右翼民众则攻击“大政府”侵犯个人自由,左翼和右翼的社会政治运动交替出现,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同时,奥巴马推动的结构性改革,如重振制造业的计划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谋求经济转型的《清洁能源计划》也因为共和党的持续抵制而大打折扣。

  

   奥巴马曾表示“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试图通过重新壮大美国中产阶级来缓解问题,但未能如愿。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从2007年到2016年,美国家庭资产排名前20%的富豪净资产中位数增长了13%,达到120万美元,前5%的富豪资产增长了4%,达到480万美元。相比之下,财富较低阶层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减少了至少20%,而倒数第二的20%家庭净资产中位数从3.21万美元降到1.95万美元,损失了39%。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在《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中,重点分析了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白人的境遇,认为美国的白人劳工阶级已经被摧毁。两人发现,从1979年到2017年,该群体的收入中位数以购买力衡量下降了13%。由于工资长期停滞、社会压力过大、医疗体系不公平,白人工人阶级的自杀、酗酒、药物过量等问题十分严重,甚至直接抬高其死亡率。可以说,奥巴马任内的经济增长并未惠及美国中产阶级,该群体在工作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最突出的问题是低薪就业现象普遍。美国失业率虽然下降,但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灵活,签订稳定的长期劳动合同的工作机会被临时性工作机会所替代。兼职、小时工、自由职业者和临时工等工作不仅直接的劳动收入偏低,而且缺乏从社会保障机制获得的间接收入(转移支付收入),这就使“工作穷人”的比重不断攀升。2016年大选中,毫无执政经验的商人特朗普有效地利用了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尤其是白人劳工的愤怒情绪,树立起反当权者、反建制形象,在成功“接管”了共和党后,还给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贴上“腐败政客”和“华尔街代言人”的标签,并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2016年大选投票结果显示,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较2008年和2012年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正是民粹主义泛滥和特朗普崛起的重要原因。

  

   其次,特朗普的政策优先维护富人利益,向外部转移矛盾但自食其果,美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口号上是保护劳工和那些“被遗忘的美国人”,方式是极端的贸易保护和反移民,实质上则是推行富豪政治和财阀政治。特朗普执政前三年,在大规模减税、放松监管、量化宽松等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延续奥巴马时期的增长态势,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美国三大股指屡创新高,失业率在2019年降至3.5%,为1969年以来最低。在就业市场持续改善的背景下,美国一些家庭的收入增长,贫困率在2019年也降至10.5%,为1959年有此项统计以来最低点。但特朗普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2020年2月,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到2018年的半个世纪时间里,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萎缩的大趋势。从1968年至2018年,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在全美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6%增加到23%,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的比重从43%增加到52%,收入靠后的家庭收入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从1971年到2019年,生活在高收入阶层的成年人在美国成年人中所占比例从14%上升到20%,低收入阶层所占比例从25%上升到29%,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成年人所占比例从61%下降到51%。调查还显示,最富有的家庭是唯一在2008年大衰退开始后财富增长的家庭,而61%的美国人认为收入不平等问题十分严重。鉴此,一些美国学者将这一时期与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和20世纪“咆哮的20年代”的严重社会不平等相提并论,并将这一时期称为“新镀金时代”。

  

特朗普的政策导致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愈加严重,原因至少有三点。一是政策收益主要流入富人腰包。特朗普启动里根政府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将企业税率由 35% 下调到 21% ,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 39.6% 下降到 37%,取消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替代性最低税收 ,并将遗产税个人终身免税额度由 500多万美元提高到 1000 多万美元。在该政策的引导下,美国大企业和富人将更多资本投入股市,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由于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84%的股票,底层的75%人口没有任何股票,因此股市上涨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财富和收入没有任何影响,而减税却把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推高到1万亿美元大关以上。二是中下层社会福利被削减。为了填补减税造成的财政窟窿,特朗普在税改法案中废除“奥巴马医改法”中个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的规定,自 2019 年起不再强制美国人购买医保,也不再为大约 1300 万人发放补助;缩减食品券、儿童补助等福利项目的开支等。这些做法甚至遭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的谴责,认为相关政策“将加剧两极分化,使得美国继续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社会”。三是对外贸易保护加重美国企业和家庭的负担。特朗普重点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先后对超过3600多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试图让中国买单并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但2021年4月穆迪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加征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大部分由美国进口商承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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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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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双月刊)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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