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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国: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生成条件

更新时间:2022-02-21 00:22:06
作者: 张跃国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应视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它与普遍理解的现代化相通相融,同时在内涵、本质、特征上具有独特性和自主性,既区别于西方既成的现代化,也与全面小康存在“边”的变化。依照预设目标和现有材料,可以把它概括为合规定性、整全性、包容性于一体的人类文明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正题之际考察其生成条件,更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唯物史观的逻辑出发,社会主义规定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本土资源的现代化“出场”构成基本条件,而主体自觉则是决定性条件。理论上的成熟和清醒对于真正的主体自觉至关重要,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最大“历史合力”的第一性的因素。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 ,生成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①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他专门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在另外一些重要场合,他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了进一步概括,指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③“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④细绎这些重要论述,不难体悟出三层基本意思: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已经在实践中全面展开,经过艰辛探索和长期奋斗,现在我们真正开启了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第二,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这表明在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目标方向上已经有意识地预先作了界定,要在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政策举措、工作部署中得到体现。第三,我国现代化的内涵、本质、特征具有独特性和自主性,将会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和人类文明形态。

  

   鲜明标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自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行宏大观照,则会发现,它更应该是人们对既往历史的演进逻辑深刻反思之后的自觉重建。如此解读,隐含着一个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命题: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应当如何建设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人类需要美好未来,而当今世界并不理想,既往历史也不足为训。事实上,西方思想家同样也在思考人类的未来,认识到“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⑤所有国家的人民都需要克服这种神秘感——“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并且承认,“一批历史上素不相干、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彼此保持距离而已)、只认自己实力的实体更有可能带来冲突,而不是秩序”。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扬追求世界秩序而实际上带来人类冲突的,恰恰是这些迷信自己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的实体。这充分反证出,不同文明体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不具唯一性,不能强求一律;也进一步揭示出,人类需要更高或者更新的文明形态,来引领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因此,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概念场进行解析,它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文明的超越与升华自不待言,确实足以让中华民族心潮澎湃。问题是,我们标注的现代化与已知的现代化有何不同?这个“天命”为什么会降到我们身上?基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主动,我们当然可以高声宣告,因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⑦而基于历史理性和历史条件,我们也很清楚,“在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⑧因为从结果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绝不会是自然而然、顺水推舟就可以达成的。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⑨但是,这个人类历史奇迹的面目如何,能否发生,其生成需要什么具体条件,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做出逻辑自洽而令人信服,也让自己确证确信的解答。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时,曾经精辟地指出:“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⑩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历史命题,面临的是同样性质的任务。因此,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奇迹或者奇事,重要的还不是自说自话,大谈其重要意义——虽然不言而喻,但也面临经验事实的拷问——而是立足性质本质、目标任务和可能的结果状态,揭示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分析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阐发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这是时代的呼声和实践的要求,也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得以安身立命的合法性根据。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化”之辨

  

   诚然,“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1这可能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这个判断做出负责任、有底色的阐释,也极易引起重大误解,好像我们在现代化问题上故意标新立异,而这种高自标置又好像是轻而易举的。其实理性(也包括冷静)地看,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个历史宏愿,我们宁愿存在世界通用模式和统一标准。假如真有现成的路子,不必另辟蹊径,轻车熟路还可以遍赏沿途风景,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在“现代化”之前缀以“中国式”,只能是运用科学理论分析中国国情和世界大势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客观反映了中国情况的特殊性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对中国来说它应该就是“唯一性”,对此没有必要摆出架势进行抽象的辩论。同时,我们还应该承认,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来理解,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确实也有相通甚至共同的地方,否认这一点,就背离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首先,“现代化”这个历史现象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现代化理论也是源自西方,主要是在美国兴起的,中国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现代化梦想始终绕不开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模仿、学习甚至比附,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历史形成的,历史不能假设,因此今天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拒绝源自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经验,而是要吸收借鉴这种理论以及历史的经验与教训。12现代化“一般是指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急剧变革、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13再具体一点描述,“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延伸开来,也可以说是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高科技、电子化、数字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14当然,面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现代化的内涵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形态,它必然会引起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化和转型,但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这应该成为共同的认识和标准。从实践中看,尽管各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千差万别,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是推进工业化并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却是其共同的主线和目标。同时,“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5在这个意义上说,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地的成长模式和表现方式不必雷同,但是在动力、特征、形态、进程等方面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产生相通相融的地方。中国虽然是世界历史的特殊样本,但也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日益深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等基本内容上,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构成要素上,都不应例外,也不能例外,而且无疑会继续受到世界历史性活动的广泛影响。

  

   第二,就现代化本身而言,其路径和模式更多体现的是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而内容和标准则应指向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一般性。唯物史观是历史必然性与发展阶段性相统一,历史的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的,只强调独特性和差异性,忽视统一性和一般性,并不符合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因此,讲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在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上是成立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也是基本常识;但是,断言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则未免有些感情用事。从最简单的语义上来理解,模式和标准也不能混为一谈。《现代汉语词典》对“模式”的解释为:“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对“标准”的解释是:“衡量事物的准则。”16显而易见,标准形式或者标准样式侧重于外部形式、表现形式,准则当然也要有表现形式,但没有实质内容和确定性内涵,就无法衡量事物的质、量、度。从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看,不同性质、类型的现代化显然也有共同涵盖的内容以及相互关联的因素。对于现代化水平和程度的测度,事实上存在一些世界公认、普遍采用、能够互相比较的标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经常采用一系列通行的统计指标,用以衡量和比较各个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其中最显性和最基本的判断收入水平的指标,就是世界银行采用而为各国所公认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00美元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才有资格谈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测算结果约为2.3万美元,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的。此外,如城镇化率、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评价创新水平的全球创新指数等等,都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衡量发达程度的指标,也就是现代化水平的显性表达。在市场网络、国际投资与贸易、供应链产业链等关联领域,同样存在国际公认和普遍遵循的规则与标准,事实上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包括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内容。如果一概否认,就与我们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和追求自相矛盾了。

  

   第三,在历史必然性上,我们相信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一定是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而在现实性上,中国式现代化方兴未艾,可以说刚刚进入正题,更多地意味着我们的预设目标和主动追求。如果我们承认,“在人类过去几百年的进程中,西方国家一直占据着发展优势地位,引领着现代化的风潮和方向”,17并且“迄今为止,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约为10亿”,18也就是人类社会已经存在现代化的既成事实,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可能性与西方现代化的既成事实性之间就没有实证意义上的可比性。因此,我们当前描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特征,毋宁说是未来向度的生成条件和构成要素,或者说是运动过程中应该展现的状态。只有厘清这个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才有时空坐标上的着落点。另一方面,从历史事实、理论逻辑和价值立场分析,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只能是“中国式”的,也只有“中国式”的现代化才是中国能够实现的现代化。这样表述并非自我循环论证。只要把“中国式”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或者特定概念,深入考察并严格界定其内涵意蕴,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泛化词语的一般理解上,就不会怀疑这个结论的严肃性和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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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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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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