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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论殡葬改革

更新时间:2022-02-21 00:04:59
作者: 吴飞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当代中国殡葬改革的一个系统分析,分别总结了农村和城市殡葬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殡葬改革所面对的诸多问题,是中国在建构现代生活方式过程中,与传统礼俗的各种冲突所致。为解决当前问题,殡葬法规不应该与传统礼俗对立,而应充分理解和吸纳传统礼俗的基本精神,使之成为修正殡葬法规的民间习惯法。儒家丧礼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孔子“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一语,是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寻求平衡。若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现代殡葬制度不仅可以突破现有的困境,而且可以更好地贯彻现代精神。

   【关键词】 殡葬改革,现代生活,习惯法,丧葬礼学

  

   一、 现代中国的殡葬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和殡葬改革成为民政部门面对的两大难题,引起了诸多社会矛盾,很长时间都是公开讨论的禁区,但只要对现实状况有稍微深入一点的调查,学者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①2014年,笔者曾撰文《慎终追远:现代中国的一个童话》,对现代中国的丧礼问题做过一个总体讨论。②在此文发表后的七年之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另一方面,殡葬改革中长期掩盖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许多相关的争论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围绕殡葬问题,优秀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越来越多,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都贡献了不少扎实而客观的研究,尤其对周口平坟事件、江西砸棺事件、安庆殡葬改革、沂水殡葬改革等社会热点事件都有非常深入的个案研究,对于殡葬改革中比较集中的公墓使用、生态环保、节约土地、火葬土葬等问题,也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大多数研究著作已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现行殡葬政策的论调,学者认真的田野调查、系统反思与理性讨论逐渐成为主流。民政部门虽然注意到了学者们的不同意见,在不同场合也愿意听取他们的讨论,但于2018年草拟的《殡葬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依然坚持了多年殡葬改革的基本论调,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竟然还有甚于旧版条例,所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引起了多方面的激烈讨论和直率批评,以致正式版迟迟未能发布。许多相关领域的学者期待殡葬问题能够像计划生育问题那样,有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变,但事实证明,殡葬问题比计划生育要复杂和困难得多。计划生育问题虽然引来各种争论,但其核心问题仅仅是对人口预期与国家发展规划判断的分歧导致了不同的态度,较为简单。而殡葬问题所牵涉的,从现代学术看,是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环境保护、生态规划、城乡规划等领域的诸多具体问题,并且还牵涉到非常复杂的传统礼学、宗教学、哲学问题,其实质是,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安顿人的生死。

  

   笔者关注殡葬问题多年,对海峡两岸的城乡殡葬实践都曾做过田野研究,且与中国殡葬协会和民政部相关官员都有长期的深入交流。笔者仍坚持2014年文章的主要观点,对现行殡葬改革的指导精神和基本方向都持否定态度,认为既非理性的现代化建设之路,更是破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但较之2014年,我能更深切地体会到政策制定者的良苦用心,甚至认为他们的考虑并非全无道理。如何成功地走出殡葬改革的困境,是确立现代中国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标志。这个问题,不是仅仅通过简单改变某项政策就能实现的,而需要我们全方位考虑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本文试图从一个尽可能客观的角度,全方位地审视现代中国城乡殡葬问题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从而对现代殡葬所遭遇的核心困境做一个系统的解释。

  

   和2014年的基本判断大体一致,笔者认为,当前殡葬改革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其核心是如何构建中国现代生活方式。

         在与西方现代文明全面接触以来,特别是经历了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两次现代国家建设,中国的现代生活方式已经基本形成。其中有些方面是与大多数现代国家类似的,有些方面是中国独特的。成为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标志,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政治体,对全社会实行全面有效的理性控制,并以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在国际社会发言。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已经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体,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确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架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又通过市场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技术,大大增强了其社会治理能力。当前中国国家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渗入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触及每一个人,其治理术早已深入到毛细血管。各级政府部门、法律部门和社会组织,就是这种治理术的具体执行机构。2003年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有效控制,都深刻反映了这个现代政治体高效、理性的治理能力。那么,对于殡葬改革现代化,为什么它就几乎束手无策呢?

  

   崔家田在其硕士论文的理论总结中认为,国家在民间推行殡葬改革的实质,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部分。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传统殡葬方式的举办体现出来的已经不再是一种礼——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了,而是一种落后、愚昧、危及新的社会秩序的行为了,带来的是各种问题的产生,而不是巩固并生产它”。③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曾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解释框架,④在早期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以此角度看待殡葬改革,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但目前看来,不宜再以简单的对立立场来理解双方。国家已经不需要通过殡葬改革来加强权力,而且地方政府对民间礼俗的一再强力破坏,反而在极大地损害着它的效力。因此,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立法者,都不应该再以国家、社会相对立的角度来看待殡葬问题中的法与礼,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并非只有权力渗透这一个方面。或许正因如此,崔家田其后发表的论文中,很少再以这一角度看待殡葬改革。

  

   那么,这就涉及了现代生活的另一方面。现代国家权力不仅要深入毛细血管,更应该维护每个个体的脉搏与呼吸。一个强大、有力、富裕的政治体,为现代生活方式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立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其中更具体的生活方式,却是一个更重要也更微妙的问题。毕竟,人才是现代生活的主体,一个现代中国人该如何安排他的日常生活,如何确立他的生活理想,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建立和管理自己的家庭,乃至如何安顿他的生与死,才是现代生活最核心的内容。计划生育和殡葬改革,一个关乎生,一个关乎死,都直接关系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关系到现代国家的总体规划和有效治理,是非常根本的大问题,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国家政策都曾陷入困境。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我们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曲折和徘徊,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在殡葬问题上,我们已经有了更长期、更困难、更复杂的曲折、博弈、徘徊,迫切需要一种理性的解决方式。

   二、农村地区的殡葬问题

  

   从现象上来分析,中国殡葬问题大致可分为城乡两类,这也是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特定反映。我们首先分析矛盾最突出、最激烈,最容易引起社会关注的农村殡葬问题。

  

   相对而言,农村地区较多保留了家族组织、传统礼仪、民间宗教和人伦网络,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就不够现代。根据笔者对中国农村地区长期的田野调查,不仅国家权力早已非常彻底地深入到农村,而且当代中国农民对于现代政治制度和法律规则、经济模式与市场规律等,都已不是被动接受,而是相当主动地运用,并建构了他们自己的现代生活方式。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程度,与接受殡葬改革的程度,并不成正比。

  

   从民政部门的政策和执法方式看,似乎传统的土葬方式和丧葬礼仪是必然与现代化相对立的,因而,殡葬的现代化,首先就要尽力推广火化和追悼会,“移风易俗”,打击披麻戴孝、跪拜祭祀、僧道超度、收份子钱等礼俗,消灭家族墓地,建立公墓。农村殡葬改革中的政策导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群体性冲突,都与这一观念有关。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系列现代殡葬制度,特别是火葬制度,很难让农村居民心悦诚服地接受。以下列举若干案例。

  

   2003年秋季,贵州省清镇市开始大力推行火化政策,将某村偷偷埋葬的一位死者尸体强行挖出火化,导致死者家属和村民数百人的联合抵制,此后政府还以停发工资、限制子女入学、停发低保养老保险的方式强行推行火化,当地村民虽勉强接受,但仍然采取各种方法规避政策。⑤

  

   20世纪90年代,河北省肃宁县民政部门强有力地推行火化,使广大农民普遍接受了火化,在周围若干县市中成为典范。不过,2008年奥运会前夕,由于其火化炉环保指数不达标,空气污染过重,为了保障北京奥运会召开时能有更清澈的蓝天,政府下令暂停火化,一时之间,土葬之风迅速复归,奥运会结束后,火化也长期未能恢复。⑥

  

   2012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平坟复耕运动,短短几个月就平掉了200多万个坟头,但也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和舆论批评。同年11月,国务院颁布第628号令,删除了《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的字样,平坟运动才宣告结束,而许多被平掉的坟头也迅速得到了恢复。⑦

  

   国务院的这一举措虽然使很多地方殡葬改革的强制执行模式得到了缓解,但还是没能完全阻止殡葬改革暴力执法的发生。2014年,安徽省安庆市强制推行火葬,强行收缴棺木,导致一些农村老人在火葬期限之前自杀,影响非常恶劣。⑧

  

   2017年,江西省多地为了推进殡葬改革,强行收缴农民棺木,造成了激烈的冲突。⑨

  

   这是近些年引起极大社会关注的殡葬改革运动式执法事件,王文晨的研究列表统计了2005年—2018年若干起重大的殡葬改革冲突,⑩但其中统计的只是在公共媒体上披露出来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类似的,甚至更加激烈、更加恶劣的事件还有许多。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以罚代化”(即崔家田文章中的“以罚代葬”11,农民和地方民政部门都达成默契,只要交了罚款,就不必火化)在许多地方是普遍现象,也遇到过很多强行挖坟火化,从而引起激烈冲突的事件,更知道很多人家为了规避这样的结果而不办丧礼、偷偷埋葬的事件。多数农民和小城市居民是不接受火化的。12而且,根据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在内部比较团结的农村,是很少有人举报的,而一旦有人举报,民政部门通常会帮他隐瞒身份,因为举报者的身份一经曝光,就会遭到全体村民的普遍排斥,成为该村的“叛徒”和边缘人。所以,农村中大部分规避政策的行为是成功的,因为举报而引起的冲突是相当少的,而这些冲突中被诉诸媒体,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的,又占少数。这些“著名”的殡葬改革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只是冰山的小小一角而已。由此可见,殡葬改革在农村地区的强行执行非常不得人心,严重恶化了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削弱了民政部门和政府的威信,也败坏了农村道德风气和礼俗秩序。

  

各地政府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殡葬改革又是否达到了其预期的效果呢?很多地区在轰轰烈烈的殡葬改革运动过去之后,农村殡葬迅速恢复了原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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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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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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