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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辉 林建华:当代中国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及其演进逻辑

更新时间:2022-02-20 23:32:29
作者: 姜辉   林建华  

   【作者简介】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摘要: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的把握是一个重大课题。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不断变化、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又是分阶段演进、阶梯式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中,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及阶段划分理论,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历史任务进行主动探索、作出科学判断,在历史发展关键时期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等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对于自觉遵循当代中国发展规律及演进逻辑,发挥历史能动性和把握历史主动性,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以推动阶段性飞跃,推进中国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历史方位;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

  

   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的把握,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走来的。当代中国的一切成就、一切发展、一切进步,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深刻把握中和英勇顽强的艰苦奋斗中创造的。1921—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宏阔历程的刻度。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研判党和国家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阶段。无论是党的纲领目标任务的确定,还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建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发展阶段的认知之上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这个“一定的历史范围”,就是一定的历史方位、一定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先后作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正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等战略判断和重大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掌握历史大势、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史主动的必然结果,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及其发展阶段的判断

  

  

   世界上每一事物的存在、发展和嬗变都具有其特定目的和现实的运动过程,都从属于更大的、更长的过程,是更大过程、更长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或一个部分。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存在,处于经常变化的矛盾运动之中,且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总体而言,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替代和接续推进。从广泛意义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范畴,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第一”阶段。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不断发展、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分阶段发展、阶梯式发展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统一论者,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必然经历若干历史阶段。”[2]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个国家的走法和路径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就具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特点。发展的这种阶段性意蕴及特征,既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并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也是世界历史发展和时代特征变迁在一个国家内的具体反映。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这种发展及每一阶段的演变,都是在承继前一阶段积累下来的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同时也都是后一阶段发展“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3]这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历史辩证法的现实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生活在19世纪的英、法、德诸国。这里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早发生和资本主义制度最早确立的地方,也是社会生产力、社会财富最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社会弊端最充分暴露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和前途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未来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是什么?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弊端与各种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4]的命题,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的论断。关于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基础和条件,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6]这既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历史地看,“两个不可避免”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而言的,“两个决不会”则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境况而言的。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彼此割裂的,而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付出了毕生心血,却没有体验到未来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胜利喜悦更没有在未来社会新的实践中获得真切体悟。但是,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实际的工人运动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中,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图景进行了科学预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共同体”(Gemeinschaft)或“联合体”(Assoziation)等概念,指称一种扬弃了阶级对立的、美好的未来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这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原则和理想境界所作出的最为确当的概括与阐释。这也同时决定了实现这一目的的运动不可能是线性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只能是各个阶段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社会发展的曲折复杂性与前进必然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依据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成熟程度不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样两个互相联系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存在某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的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力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9]这三个“之后”,实际上是马克思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转变的条件,且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

  

   本质决定特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实际上决定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即它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是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是社会全体成员具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共产主义觉悟的社会,是在生活资料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是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了的社会。

  

   从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性、原则性预见,到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明确的阶段划分,由未来社会的一般规定性到各阶段的具体规定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实现理论、发展理论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到共产主义,二是共产主义自身如何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社会要经历一个“长久阵痛”时期。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0]在这个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进而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开展新社会建设。这个社会发展过渡时期的方向和前途,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马克思指出:“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1]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它在经济方面所带的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价交换的原则依然存在;依据这一原则,人们按照劳动这同一尺度进行计量和分配,即用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亦即按劳分配。但是,这种看似“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在阶级权利。”[12]其原因在于,“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3]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人与人之间在劳动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仍然会存在着差别和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所带着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不可避免的局限。而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和不可避免的局限,要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时才能真正克服和彻底消除。究其原因就在于,任何“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

  

列宁主要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国。从世界范围来看,此时的资本主义正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步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具有不同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此时的俄国既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是各种矛盾集中而尖锐的国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具有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革命胜利的实践经历和丰富经验。此后,他们又进行了执掌政权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且积累了丰富经验。“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15]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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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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