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峰:《孟子》《荀子》引《论语》考论

更新时间:2022-02-19 11:28:58
作者: 陈峰  

  

   内容摘要:作为儒学在战国时期的两座高峰,孟子、荀子同尊孔学而各有效力,对孔子言论的梳理与诠释尤为措意。在考察战国时期《论语》文本的传衍情形时,《孟子》《荀子》中的相关引述与诠释无疑是最为基础的文献。《孟子》注重发挥《论语》中的道德训诫,推衍仁义之说,阐释道统与治道,高扬儒家的政治理想。《荀子》侧重汲取《论语》中论学、论知的思想资源,显示出重知与重行的思想取向。从儒家的述作原则来看,《孟子》《荀子》对《论语》的引述、化用、推阐,均出于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意在构筑孔子遗说与自身学理的关联。总结梳理这些零星散见的引述,既可反映孟、荀两家在理解孔子言论时各具深造自得之处,亦可呈现两家在论仁、释礼、议政中共通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更可说明两家在阐释孔学与建构义理的过程中其实有着共同的文本依循。

   关键词:孔子;《论语》;《孟子》;《荀子》;孟荀同尊

  

   在《论语》的集结与传播史上,战国时期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儒分为八”彰显了孔门弟子在理解师说上的歧见,散见于诸子中的孔子言论更说明,围绕着孔子学说,战国时期曾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文本传授系统。纷繁多元的文本及记载,既可相互印证孔子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历史回响,亦可显现后人在理解孔子历史形象、思想奥义、行动主张上的种种差异。作为儒学在战国时期的两座高峰,孟子、荀子对于传承光大孔子思想学说的贡献毋庸置疑。然则《孟子》《荀子》在频频引述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时,皆未提及《论语》之名。案,《孟子》《荀子》两书非一时之作,经历了两家门徒陆续编辑以成型的变迁历程。反观《论语》之名,在《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礼记·坊记》系零星出现,司马迁虽频繁引述《论语》经文,但《史记》中《论语》之名仅出现两次,足见此书定型过程之复杂。在文本定型之前,经典的篇章设置、思想倾向、义理旨归乃至具体内容必然呈现众多差别。受制于文献,《论语》《孟子》《荀子》的编集过程难以厘定,不过这并不妨碍从孟、荀两派思想主张中探寻孔子思想深远影响。通过考察《孟子》《荀子》对《论语》的征引,既可反映孟、荀两家在理解孔子言论时各具深造自得之处,更可说明两家在阐释孔学与建构义理的过程中其实有着共同的文本依循。《论语》中丰富的思想资源为后世儒学多重面相的演进提供了可能,孟子、荀子在战国时期儒学传承中同尊孔学而各有效力,可谓异流而同源。

   一、《孟子》引《论语》考

   在先秦儒学的演进中,孟子对于推尊孔子地位、阐发儒家学说有着突出的贡献。《孟子·离娄下》载孟子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的师承关涉到孔、孟之间儒学的传承系谱,历来歧说纷起。《史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刘向、班固等人直谓孟子直接师事子思,或谓出自曾子、子游之门,难有定论。《孟子》对孔、颜、曾、思的称道清晰可见,而却未见孟子直接师承的记载。这一差异究竟是《孟子》编纂者无意为之,还是为凸显孟子无师自通、深造自得,尚可讨论。不过这也说明孟子在继承儒家思想资源时更重视自身的体认与创发,其起点便是孟子如何理解孔子的言论与思想。

   关于《孟子》中孔子言论的梳理,顾炎武《日知录》说:“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陈澧举“君子之德风”“生,事之以礼”“大人者言不必信”等例以说明“《孟子》之言本于孔子者多矣”。顾炎武、陈澧的读书札记在清代学者中颇具典范意义,二人梳理《孟子》引孔言处多是点到即可,未能全面梳理《孟子》引孔言的详细情形,对《孟子》化用《论语》的情形则未深言。另一方面,受到孔孟并举这一思维定势的影响,顾、陈等学者多视孟子为孔学羽翼而存在,自然无法从孟子思想本位出发以探求其阐释孔言的深意。在此之后,胡毓寰、杨泽波、单承彬、唐明贵、衷尔钜等学者都曾就《孟子》引《论语》处作出梳理,颇值参考。本文在前辈学者已有基础之上,对《孟子》引《论语》及孔言再出梳理,总计有58处,其中《孟子》与《论语》相印证者42处,可划分为释仁义、阐治道、品人物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释仁义

   作为《论语》最核心的概念,仁指向儒者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人们日用伦常之中不可须臾而离的道德规范。《论语·里仁》载:“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郑玄云:“里者,仁之所居。居于仁者之里,是为美。”《孟子·公孙丑上》引述此文云:“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与《论语》《孟子》相近,《荀子·大略》亦谓:“仁有里,义有门。”赵岐注《孟子》此章云:“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简择不处仁为不智。”荀子与汉儒都从居住的角度释“里”,此即孟子所言“人之安宅”;孟子在此基础上更倾向于将“仁”理解为人的固有德性,以仁为“天之尊爵”。在天爵、人爵之分中,天爵指先天赋有的高贵道德,人爵指朝廷封赏的官职禄位;追求天爵是人性的本然要求,受制于人爵则可无所不为。因此,孟子此处对仁的申论,强调仁是人性中先天内在所固有,而非后天外在所可赋予,凸显了仁的超然价值。

   《论语·里仁》载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孟子·离娄上》载孟子继此而谓:“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孔子所揭示的是学者成仁的一般方法,孟子的引述无疑强化了学者修身成仁、王者推行仁政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立志奠立了为仁的基本方向,而“反求诸己”则是成仁的具体工夫。《论语·述而》载孔子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孟子·尽心上》载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孔子言求多指外在财富名位而言,孟子直指外求“无异于得”,主张“求在我者”,从而导出“反求诸己”的主张。《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云:“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是援用《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之说,并将为仁之方与射御之术类比而言,与《论语·颜渊》所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脉相承。在这里,孟子强调了人的主体意志,而“反求诸己”所蕴藏的主体性不应受到外在环境的干扰与阻碍。

   除了论述仁智圆融的理想外,孟子将仁义并言而共尊,更为后人所熟知。《论语·子路》载:“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孟子·离娄下》则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在孔子那里,“言必信,行必果”是作为最次一等的士人而出现的,孟子反用其义,认为义(即合宜、适宜)才是判断言行的根本准则,言行需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才可得到正确检视。孔子谓“君子喻于义”“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多是作公利而言,与私利相对;而孟子虽未对“信”“果”的内涵有具体申论,却已然将“义”视作统摄“大人”言行的道德总目之一,较孔子而言对义作了更为普遍化、适用化的规定。

   (二)阐治道

   依孟子所言,君王的品德操守是推行儒家仁政的先决条件,这与孔子的主张颇为近似。《论语·颜渊》载孔子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离娄上》则载孟子云:“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两说语义相合,皆凸显君王品德的示范作用。

   在回答然友问滕定公丧礼的问题时,《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说:“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孟子此言至少有两处可与《论语》印证。一是“君薨,听于冢宰”,《论语·宪问》载孔子云:“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二是“君子之德风也”,出自《论语·颜渊》中孔子答季康子问政之语,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至于“歠粥”至“下必有甚焉者矣”是否为孔子所说,尚难分晓。孟子引孔言以凸显三代礼制的价值,更是为了说明君主品德在治理国家中的典范意义。这两处引述恰可反映孟子在推阐治道时的两种面相,即恢复古制与培育君德。

   在保民安民方面,《论语·宪问》载孔子谓:“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则说安民意在使民众免于凶年之死亡、战争之杀戮。孟子主张的养民教民,亦出自孔子富之教之的理念。对此,萧公权认为:“仁政必有具体之设施。孟子所言,似可以教养二大端概之。而其养民之论,尤深切详明,为先秦所仅见”,相较对养民之要的反复详论,孟子对“教民一端则多附带及之,仅举梗概”。但孟子并非不重视教民,而是将养民、教民视作仁政中先行后续的两个阶段加以论说。《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论语·阳货》载孔子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是就一般人行为惯性而说,孟子则从伦理纲常的高度立论。仅关注于衣食饱暖之人,孔子只谓难以成事,孟子等之于禽兽。当然,在孟子所述的仁政中,民并不具备主体地位。《孟子·尽心上》载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这与《论语·泰伯》所载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如出一辙。

   (三)品人物

   孟子言必称尧舜,在同时学者中别具一格。至于尧舜功业的具体表现,孔子难以详言,孟子则从德治角度赞颂。《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引孔子言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这是将《论语·泰伯》两处表彰尧、舜的言论融为一体,不过孟子的落脚点在尧、舜“不用于耕”而治天下,这既是对农家者流的批判,同时强化了君德的重要性。

   在孟子对古圣先贤的评论中,围绕孔门弟子的内容最为丰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孟子》对颜回的赞誉不在《论语》之下。《孟子·离娄下》载:“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孔子对颜回的肯定,是从颜回谦谨好学、不迁怒、不贰过的道德品质而言,孟子谓“禹、稷、颜回同道”,将颜回与圣王名臣相并而言,自有深意。禹、后稷处政治清明之世,身居高位,而颜回以一介布衣生逢礼崩乐坏的乱世。孟子谓三人同道,意指儒家之道一贯相承,既不囿于后学者的身份地位,又能超越时代限制而历久弥新,与孟子所倡言的道统说相互发明。

又如《论语·公冶长》载孔子云:“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万章由此发问而引文与《论语》有异。《孟子·尽心下》载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答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论语》说孔门弟子文理成就皆有可观,“裁”即规范导正之意。万章引为“进取,不忘其处”是表彰弟子发奋进取而不忘原有志向。孟子所引孔子语,在《论语·子路》作“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包咸注此章云:“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者也。”赵岐注亦云:“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进取,狷者能不为不善。时无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汉儒皆以善言道、行,孔门弟子之狂狷虽次于善,仍不失为各得其所,这与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时所说“敢问其次”的道理是一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590.html
文章来源:《原道》第40辑
收藏